史可法说的这个桂王，名叫朱常瀛，是神宗皇帝（万历）朱翊钧的第七子，光宗皇帝朱常洛的异母弟，也就是崇祯先帝的亲七叔。
他之前一直待在北京，直到天启七年去了衡州（今湖南衡阳）就藩，是大明桂藩的第一位桂王。
但可能是那里风水不好，要么就是这位桂王命里克人，反正那新盖的桂王府刚建成不到两年居然就塌了，还压死了六名女子。而且这位桂王不但本人身体不好，连带着他的三子桂恭王朱由楥身体也不好，平日里王府的事务便都由桂王的四子永明王朱由榔打理。
今年年初，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北方攻城略地，一路打到了京城，而张献忠的大西军在湖广也不遑多让，一路连克州府，直扑衡州而来。衡州的守军虽然颇有准备，但仍抵挡不住拼死攻城的大西军，于是桂王府集体南逃，撤到了永州，结果屁股还没坐热，又被大西军追上，于是再次奔逃，可这次逃的极为狼狈，连朱由榔都一度被大西军抓了过去，最后倒是又被救了出来，现在据说父子三人都逃往了广西梧州。
“可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柳振民万万没想到，这远在广西，病病殃殃，甚至连消息都时有时无的桂王，居然也能进入候选名单，不由极为惊异地说道：
“桂王？粤西？您不觉得太远了些吗？”
史可法捋了捋胡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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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是远了些，但比较稳妥。”
柳振民听了这话，惊呼道：
“稳妥？史大人，您放着近在咫尺的淮安和那当序不让、年富力强的先帝堂兄福王不选，偏要舍近求远，去几千里外的广西，迎立这次序不合、多病多灾的先帝叔父桂王，就算不说昭穆失序（指皇位继承辈分顺序被打乱）的事，只说这路途遥远、久必生变，又算哪门子的稳妥呢？”
史可法听了柳振民的话，只觉句句在理，忽然觉得自己的这个决定确实有些问题，但他又不肯改变主意，便只好说道：
“是，你说的没错儿，福王的次序确实靠前，但他也确实不孚众望啊！”
“福王如何不孚众望？”
“你难道不知道？那天吕侍郎他们都跟我议论过了，这福王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说白了，此人不类事（不善/不肖/不像话）啊！”
柳振民闻言，忍不住直言道：
“史大人，我大明自成祖皇帝以藩王登基以来，最忌讳的不就是这类事的藩王吗？就算是世宗皇帝（嘉靖），他在被迎立前，难道在承天府（嘉靖为藩王时所在的藩国）类出过什么事迹吗？要说那类事的，汉王（朱棣次子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出色）、宁王（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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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帝反的朱宸濠，在封地颇有威风）倒都是些类大事、大类事的人，可他们最后都是什么下场啊（均因谋反被杀）？”
史可法被柳振民的这一番连环追问逼的有些局促，只好勉强辩解道：
“你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谓时移世易，又怎么能拿来说眼下的事情呢？”
柳振民听了这话，一边点头一边说道：
“好好好，那不说这些远的，咱们就说眼下，您说那凤阳高墙里的‘唐庶人’，算不算当今藩王中类事的典范？他少历磨难，喜好读书，礼贤下士，颇有风度，更兼胸怀家国，勇于任事，之前只不过是因为看到鞑子入关劫掠，一时勤王心切，不经允许就带兵北上勤王，结果到了裕州，便被勒令返回。圣旨一下，他也乖乖遵命，立刻折回，后来虽没有遇上胡虏，但也和沿途的叛军打了几仗，这期间固然是有胜有败，但也总比一些畏敌如虎、避敌如鼠的骄兵悍将们强得多吧？”
史可法听了这些，也不禁频频点头，而柳振民可能是对自己接下来的话有所顾虑，稍稍踟蹰了一下，但还是忍不住继续说道：
“可先帝呢？先帝面临这内忧外患的局面，不但不体念这位远亲的忠君之心，反而雷霆震怒，直接把他关进了凤阳高墙，这七、八年里，受了看管太监多少凌辱折磨？又蹉跎了多少光阴岁月？”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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