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此时已经有八十一岁了，司马光又与吕公著召程颐为秘书郎。程颐入京，任崇政殿说书，奉命修定学制。于是诏举经明行修的士子，于是设立了十条科举士法：一，行义纯固，可作师表。二，节操方正，可备献纳。三，智勇过人，可备将相。四，公正聪明，可备监司。五，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六，学问该博，可备顾问。七，文章典丽，可备著述。八，善听狱讼，尽公得实。九，善治财赋，公私俱便。十练习法令，能断清谳。这十科条例，都是由司马光拟定，请旨颁令。
司马光见高太后对他言听计从，因此干劲十足，无论大小政务，都亲自裁决。司马光还上书皇帝，认为王安石当政的时候，夺取的西夏土地不能要，要全部还给西夏，如此才能让西北边疆和平。并恢复此前已废除多年的给予西夏岁币“赏赐”，用钱来换取西夏的称臣。
司马光认为是“夏国主李秉常被臣下所囚，所以才向宋朝求救，朝廷兴兵讨伐是给李秉常帮忙。可是当时主持新政的王安石等人，却顺手将人家的土地给占领了，还将这些当成是自己的功劳，这些人实在无耻，所以这些地方得归还给西夏，以彰显宋朝的大国风范。
司马光还举例说明，以前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倔强岭南，汉文帝即位，赦其大罪，遣单使往谕之，佗稽首请服，累世为臣。司马光此举，纯粹是想因为这些地方是王安石手中打下来的，因此要把王安石的业绩抹掉。
司马光又说这些地方不能种地，又不好防守，安排兵马在这些地方守卫，就是浪费粮食，实在没有什么用处。司马光认为“中国得之虽无利，敌人失之为害颇多”，与其让西夏老惦记着这些地方，不如我们主动把这几块破地方归还给他们，“如此则西夏忽被德音，出于意外，虽禽兽木石，也将感动，况其人类，岂得不鼓舞抃蹈，世世臣服者乎”。
司马光的建议在朝廷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大多数朝臣都反对司马光的行为。原本司马光是想把兰州和熙州全部送给西夏，但是在朝廷内外的压力下，司马光只让了一步，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送给了西夏。
司马光做完了这件主动割让领土给西夏的大事之后，就呜呼哀哉了。司马光一生其实只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写了一本《资治通鉴》，二是废掉了王安石的新法，三是主动割地给西夏。后来哲宗亲政，对已死了的司马光夺谥毁碑。
司马光死后，吕公著独自执掌大权，一切升降官员，依然按照司马如光的做法，升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右丞，苏轼为翰林学士。苏轼由于是新法的反对者，于是奉召进京。不到十个月，苏轼便升迁为清要、侍读。
一夜，苏轼在宫中值班，由中旨召见于便殿。高太后问苏轼道：“你前年当什么官？”苏轼答道：“常州团练副使。”高太后又道：“现在当什么
官？”苏轼答道：“待罪翰林学士。”高太后便问道：“你知道为什么你能突然升任此官吗？”苏轼对道：是因为太皇太后，以及皇帝陛下的垂青。”
高太后道：“并不是这个缘故。”苏轼又道：“莫非是由大臣举荐的？”高太后又摇了摇头。苏轼惊愕地说道：“臣虽无状，不敢由其他的途径升职。”高太后这才说道：“这是先帝的遗意。先帝每次读了你的文章，必称奇才奇才，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用你。”苏轼听了，不禁感激涕零，放声大哭。
高太后也陪着哭泣，哲宗见他们对哭，也忍不住呜咽起来。还有左右内侍见状，也只得装模作样掉眼泪。高太后见状，觉得演得差不多了，就对苏轼道：“这不是临朝时候，君臣不拘礼节，卿且在旁坐下，我要询问一切。”说完，命内侍移过锦墩，令苏轼落座，苏轼谢恩坐下。高太后随口问了几句，无非是国家政要。
苏轼随问随答，极力迎合高太后的心意。高太后果然大喜，特赐茶给饮。苏轼饮毕，高太后又对内侍道：“可撤御前金莲烛，送学士归院。”一面说，一面和哲宗入内。苏轼对着虚座前装模作样，拜跪了一番，由两个内侍捧着烛火送他出宫，由殿至院。
苏轼因此感恩戴德，经常借言语文章，讽刺规劝时政。卫尉丞毕仲游写信告诫苏轼道：“你不是谏官，官职也不是御史，却喜欢论人的长短，恐怕是抱着石头去救落水的人，不仅无用，反而有害。”苏轼却不能听从。
当时程颐侍讲经筵，毅然自重，曾经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因此入殿进讲，色端貌庄。苏轼却说他不近人情，经常和他过不去。司马光病死的时候，刚好百官有庆贺之礼，事完后，想去吊丧。程颐认为不可，还引用《鲁论》为解，说道：“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又说：“哭乃不歌，未尝云歌即不哭。”
苏轼在旁冷笑道：“这大约是枉死市的叔孙通，新作是礼呢。”程颐闻言，非常介意。苏轼发策试馆职问题有：“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称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仁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右司谏贾易、右正言朱光庭都是程颐门人，于是借题生事，弹劾苏轼谤讪先帝。
苏轼因此乞求外调，侍御史吕陶上言道：“台谏当秉至公，不应假借事权，以报私隙。”左司谏王觌也上奏道：“苏轼所拟之题，不过略失轻重，关系还小如果一定要吹毛求疵，酿成门户，恐党派一分，朝无宁日，这是国家大患，不可不防。”范纯仁也说苏轼无罪。高太后于是临朝宣谕道：“详览苏轼文意，是指今日的百官有司，监司守令，并非讥讽祖宗，不得为罪。”有高太后撑腰，苏轼依然如故。
不久，哲宗病得病，不能视朝。程颐去问吕公著道：“圣上不临朝，太皇太后不应该独坐。且主子有疾，宰辅难道不知吗？”次日，吕
公著入朝，即问皇帝的病情。高太后回答无妨。因为此事，廷臣于是责怪程颐多话。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接连上章弹劾程颐，不应该让他直经筵。
谏议大夫孔文仲，也弹劾程颐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份，讨好贵臣，勾结台谏，睚眦必报，沽名营私，应放还田里，以示惩罚。高太后于是罢免程颐，让他出管勾西京国子监。从此以后，朝廷里面各分党帜，相互寻仇攻击。
程颐的门下，有贾易、朱光庭等，号为洛党。苏轼这边，有吕陶等人，号为蜀党。还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与洛、蜀又不相同，别号朔党，交结了很多人。三党因意气之争，于是成了嫌怨。
文彦博多次乞求退休，高太后命他十日赴都堂一次，商议大事。吕公著也因为年老乞求休息。高太后于是拜他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授吕大防、范纯仁为左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孙固、刘挚为门下中书侍郎，王存、胡宗愈为尚书左右丞，赵瞻签书枢密院事。吕大防朴直无党，范纯仁务从宽大，也不愿立党。
右司谏贾易，因为程颐被外谪，心怀不平，又弹劾吕陶依附苏轼，言语冒犯了文彦博、范纯仁。高太后想惩罚贾易胡乱说话，吕公著替他缓解，只是出知怀州。胡宗愈曾经写了君子无党论上奏，右司谏王觌于是上书说胡宗愈不应执政。
高太后勃然大怒道：“文彦博、吕公著也说王觌不合。”范纯仁辩论道：“朝臣本无党，不过善恶邪正，各以类分。文彦博、吕公著，都是历朝旧人，岂可雷同罔上？从前先臣范仲淹，与韩琦、富弼，同执政柄，各举所知，当时就有流言蜚语，指他们是为朋党，因此三人相继外调，有一网打尽的传言。此事未远，幸陛下鉴察！”
他又录写了欧阳修的朋党论，呈了上去。高太后却不解气，贬王觌知润州。门下侍郎韩维，也被人进谗言，出知邓州。高太后又想召用范镇，遣使去召征。范镇都已经八十岁了，不想再担任官职，他的从孙范祖禹，也从旁劝止，因此固辞不受。高太后无奈，下诏授他银紫光禄大夫，封蜀郡公。元祐三年，他病死家中。范镇字景仁，成都人，与司马光齐名。死后，被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忠文。
次年二月，司空吕公著一命呜呼。高太后召见辅臣，痛哭流涕道：“国家不幸，司马相公先死了，吕司空又归西了，怎么办呢？”说完，就带着皇帝去祭奠，赠为太师，封申国公，予谥正献。范祖禹曾娶吕公著的女儿，所以吕公著在朝，始终避嫌。范祖禹曾经跟着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
富弼退休之后，住在洛阳，闭门谢客。但是只要是范祖禹去拜见，富弼无不接见。神宗末年，富弼病重，曾嘱咐范祖禹代上遗表，大力攻击王安石，说王安石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