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田的办法倒是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在分地的时候做了点手脚，然后另行招募一批流民作为佃户。
在明朝根本就没人用这种手段，因为在明朝，勋贵占地都是光明正大的。
负责庐州府的土地分配的是庐州知府，他是明朝降官出身，理论上和李本深、胡茂祯这两个威武将军平级，但显然没有哪个知府敢认为自己的级别能和他们两个一样。
孙可望的巡抚衙门设在安庆，而且他告假去武昌参加刘文秀的婚礼了，由安庐吏官代理巡抚，就算孙可望在，也总不能去挨个过问每个村的土地是怎么分配的。
大家议论了一阵，也就散了，各自回家休息，明天还要农活呢。这个世界一直是这个样子，大家早就习惯得很了，如果哪天不是这样，倒要觉得奇怪了。
李本深和胡茂祯做这些操作的时候，唯恐王瑾知道，殊不知，王瑾根本不用调查，靠想象力就能知道。
过去流动作战时的王瑾是活阎王，头疼也砍头，脚疼也砍头，可现在，王瑾根本懒得管。
只要没闹出人命，王瑾觉得这样也挺好，充分证明了不管是谁，当上了官僚地主之后都是一个德行。
开国功臣搞出这些事，那是再正常不过的，李本深和胡茂祯的段位实在太低，弄的这点事情影响不了什么，他们侵占土地这事本身并不会妨碍普通农民的利益，因为是在抛荒土地分配时做的手脚，而不是直接抢夺有主的土地，真正涉及农民利益的是徭役问题，但是还没严重到老百姓活不下去的程度。
王瑾的目的一开始就是建立一个对老百姓剥削得没那么狠的王朝，早期严肃军纪也不是为了执行正义，私藏战利品就砍头算什么正义，只不过是那会儿不强化纪律就得死而已。至于现在一般范围内的仗势欺人、以权谋私王瑾都可以无视。
刚开国就留点黑料，王瑾倒觉得是好事，正好打破一下保皇派的幻想。因为刘体纯这样的人道德高尚，后面的大顺统治者就正义了？朱聿键的道德还高尚呢，也没耽误闯军推翻大明。
前些日子，李自成过三十六岁生日，有的“土鳖”将军直接拿银圆当寿礼，李自成也没什么不满，乐呵呵地收了。做皇帝这事，本来就是天下最赚钱的一门生意，权力、现金、产业、子孙的待遇，乃至自我实现的满足，都是做皇帝的报酬。造反之初是为了求活，有了政权，那就得当生意做了。
对于李自成是生意，对于将军们也是生意。刘体纯这样的，更看重名声和自我实现，除了一心想生出个儿子来，没什么别的欲求，李本深这样的爱土地银钱，那也正常得很。既然是生意，就许人家缺斤短两，你抓不着，那是人家的能耐。或者你为了不失去这个贸易伙伴，默许他缺斤短两，那也是他的能耐。
当然，欺行霸市是不行的，还是得严厉打击。也就是说，谁要是把老百姓逼得没有活路，那就只能砍他的脑袋了，但如果做事有分寸，还能让老百姓苦哈哈地凑合活着，李自成对他们的处置也就有分寸，教训教训就得了。
就算是农民起义军，王瑾也从来没指望他们能为天下百姓奋斗终生，这样的人当然是有的，别说闯军了，连明军里都有，但这样的人永远是少数。当初乱世求活，人命如草，闯军可以“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可现在真要是为了他们让佃户不服役的事就把李本深、胡茂祯给砍了，人心就散了，何况他们现在还只是利用手中的权力钻制度的漏洞，都还没到直接贪赃枉法的程度。
王瑾甚至觉得，李本深这种在另一时空血债累累，叛闯叛明再叛清的人，当了这几年官，仅仅贪到这种程度，还在这每年几百两利润的生意上打转，已经说明闯军的纪律教育搞得非常好了。
连穿越者都不想当这个青天大老爷，丁一、张三、朱中标他们也只能骂过就算了，反正原来大明的官府更黑，现在的日子总归比过去好过些，每天累个半死，可好歹还不至于真死。
反正他们的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生活的，哪怕是朱中标的祖宗，也有大灾中全家饿死病死的经历，未来他们的子子孙孙（如果有的话），还会一代代过这样的生活。
这七个穿越者，来得太早了，对于他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十七世纪中叶的确是一个天翻地覆，关系无数人生死存亡的年代，但对于这个世界的旧制度来说，这依然是一个修修补补的年代。
“天主真神，活而且圣，在欧洲理当受朝拜，但吾等生在中国，也有吾等的，那叫什么来着，对，信仰。天主教既在欧洲兴盛，那便是天主喜爱欧洲，喜爱尔等，中国人遵从祖宗之教，天主便不愿在中国受敬拜。尔等教律诸书，都是很要紧的，一定要保存好了，我赐尔等几口樟木的箱子，以防虫蛀。今日，我们再来说说这纬度的算法，当年利玛窦……”
毕方济很无奈，这个年已六旬的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万里迢迢来到南京，当然是为了传教的，但是在传教问题上，张献忠软硬不吃，成天只是盯着天文、算数的事追问他们，要他教一些年轻学生测量经纬度、预测日食月食、制定历法。
张献忠始终没有答应建立新的教堂，甚至限制传教士的行动，不许他们随便到民间去，这让毕方济十分苦恼，广东的王瑾虽然允许了建立几座教堂，但始终有非常严格的限制，甚至直接搞出了一套异端说法，江南张献忠这里也打不开局面，这传教的事业，竟比当年南京教案的时候还要艰难。
倒是京城的汤若望来信说，清朝的皇帝对于传教士很是信任，尤其喜欢汤若望写的《火攻挈要》这本书。
毕方济认为，这是因为控制中国南方的闯、西两个政权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作为主流思想，而清朝刚刚由原始宗教改信佛教的一支，又受儒的影响。而且清朝非常需要耶稣会带来的科学知识，而闯军却有别的对外交流渠道，并因此使西军也随之受益。
除了继续讨好张献忠，毕方济也没有别的办法。讲完这堂课，毕方济退了下去，张献忠对跟着学习的年轻西营子弟说道：“这些个洋僧，算纬度的办法是很高明的，画的地图也好，活阎王和韩廷宪当初画的那些图，和他们差着老大一截，不过他们把我们中国的地图都画去了，怕是也不大妙。听说纳敏夫也不用西洋人画地图，只是让他们教授本领，我看是很有道理的。”
一同学习的汪兆龄说：“那铸造黑夷炮的事，还要不要他们参与？”张献忠说：“现在还是要的，老李和活阎王鬼得很，只卖我红夷炮，不卖我黑夷炮。我看这炮也不是什么黑夷炮，那个阿船主船上的炮净是佛山产的。对这个人要多下功夫，江西有瓷，这些年他又开始把福建的茶也往亚美利加卖，但最要紧的还是江南的丝，只要有丝，还愁买不到炮？等我们的工匠都学会了，就把这些洋僧都派到钦天监观星去，不教他们插手别的事。”
“皇太极的三板斧抡完了，接下来便是我们三兄弟的回合，究竟谁做皇帝，马上就要见分晓了。”张献忠仰天大笑，“等我取了天下，你们要多学学闯军治境的办法，他们管得可比我们好。若是不能在这项事上胜过他们，怎能显得我是天命所归。”
张献忠缓缓转动面前的地球仪：“如今我也知道天下之大了，这天下事，做皇帝不过启始。”
（第十一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