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来诸事皆不堪，乐非情愿悲非甘。”十六名倨才自傲的青年文士围坐在一座破败祠堂的大殿中央，高歌纵谈，意气风发，四周点缀着诗稿、画卷、酒器、烟具，以及伶人伎乐、莺莺燕燕，这是公元一九二三年秋天曼谷文艺的一个精彩片断。地点是在青岩山右侧以宽宏著称的经公祠内。比起两百五十六年前由著名知识分子团体火铁社在这里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时的招摇，这次无论规模与影响显然都要逊色得多。如果不是与会者中一个名叫秦方权的帕尧人后来与世界各地艺术家们的一番私人交往，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一一包括历史学家与书画史研究者一一这次聚会所偶然推出的一个冠名泰南社的纯粹书画组织，会在泰国的历史上产生如此大的声望与影响。说起来还真让人不敢相信，甚至就在当天早晨一干人兴冲冲订雇轿子前往青岩山开会以前，作为他们领袖人物的秦亦如——或者叫秦录昆，后改名秦方权——尚一连三天泡在所下榻的惠群旅馆对面的戏院里风流自许，力捧一个名叫鲁五云的当红男旦，于银筝凤管、彩幕红氍间俨然新一代的顾曲周郎。当然，这一切也许并不影响在后来的回忆录和各种传记里，其脸部浓重的传统画家脂粉逐渐为光采耀人的政治油彩所取代和任意涂抹。在书画理想与政治抱负之间上下求索、始终无法辨识自己的真实面目，这大约是秦方权一生壮怀激烈而又牢骚满腹最致命的根源。
“秦方权先生在第一次联谊大会分裂后从未担任过林谦和他们相关机构的职务，未做任何工作，采取了消极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们的各种艺术主张，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虞海宁夫人《缅怀秦方权先生》）“先生画作立意高绝，题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致秦方权信》）而一贯以激情与浪漫著称的方自进先生更是干脆以一顶“今屈原”的高帽相赠。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与评价，秦方权的才华成就得到了普遍的颂扬。包括泰南社的历史地位，也从一个抵制西方艺术的同人书画社团，一跃而为“与中国画派互为犄角，一文一武共襄国民艺术成功”的重要力量。可以想象，生平对艺术阶层一向不大感兴趣的塔万以及其他同仁对秦方权之所以如此推许，除了他艺术本身的天赋以外，恐怕还着眼于二战胜利后尽一切可能争取外部进步力量支持的大局。事实上，那时的秦方权不仅与风不悲，黎万凌、崔香凝、郑钧儒等被朝野视为艺术斗士，甚至因过于同情底层书画作者被林谦等人开除会籍也已有数年。一位拥有不可忽视的舆情力量与声望的艺术名人——这就是也许为秦方权自身所茫然不知的价值与筹码。而四年后塔万当政，当他应邀前往共筹大计，因所受礼遇和倚重程度与想象中相去甚远，从而大发脾气时，却明确告诉他：必须低调，不能有牢骚！接下来到辞世的近十年中尽管他被委以泰国艺术委员会委员、曼谷文艺馆副馆长等职，但与他心目中辅君王治天下或那首《沁园春》词中“问世间，谁人曾相似，千古英气”的政治雄心相比，恐怕难免已有几分恍如隔世之感了。
当然，作为一名有着明显性格缺陷的传统画家的代表，秦方权的自负、简傲、不容易伺候在朋友圈子里也一向大大有名。这一点甚至当他在泰国的文化艺术舞台上最初亮相时，就让人有幸好好领教了一番。如果现在回到曼谷经公祠初创泰南社的那个深秋的下午，就会看到在社事初定，觥筹交错，言笑晏晏，诗兴逸飞之际，仅仅因为画作立意问题上的一些不同意见，当选为社长的秦方权突然就和社刊编辑、篆刻专家金树柏与好友和哲夫大吵了起来。由于秦方权的观点既偏激又霸道，加上他一向闻名的严重口吃，于激烈的争论中处于劣势也就在所难免。但秦方权随后采用倒地大哭这样一种极端方式确实令他的艺术同仁们都大吃了一惊，并一时不知所措。在二十年后写的《泰南社纪略》一书里，秦方权还在试图为自己当时所扮演的荒唐角色进行辩解：“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争他们不过。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篑子（金树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喜欢以极端手段处置个人情感上的任何压抑与窒碍，从行为学的意义上说，属于精神人格的某种隐疾。从他后来挂冠塔万总理府、想担任泰南社惟一领导的主观意图受阻时断然宣布退社、受林谦冷遇就向林宣战、政府给的待遇不到位就上书乞隐等事件来看，无论手法与作派几乎都同出一辙。因此，尽管生活为他提供的舞台与时代背景全然有别，投射在他深度近视镜片上的二十世纪的光线也每天都是新的，但他的脸部却习惯于深埋在挟策求售，致君舜尧的古典政治梦想中，时而得意忘形，时而怨气冲天。至少其人生格局与思想特征与他仰慕的中国前辈文人如吴梅村、龚自珍等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即庙堂与江湖间一个自负异才，言行放诞的所谓名士。认识这一点也许相当残酷，但对那些与秦方权有着大致相同的毛病，热衷政治，垂涎功名，病入膏肓的当代艺术家们不啻一帖猛药。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二战烽火构成了新时代以及中年秦方权思想与精神的悲壮画面——在为援助反战义勇军创办的和平救护队的队伍中，在政府缉捕反战分子与持不同政见者的黑色名单上，在举办义卖画展、营救和平人士，奔赴全国各地巡回展出等各类救亡活动的前列，秦方权精神抖擞、大义凛然的身影犹如一面代表气节与力量的旗帜，旗下是他的战友崔香凝、李元培、周右敦、洪沫若、钮寅初、萨承志等著名爱国人士。对于当时泰国国内剑拔弩张，内乱外患的复杂的政治格局，这是一支介乎于塔万政府与反对政权之间的特殊力量，因此也就势必成为各方面势力都想争取和拉拢的对象。由于秦方权与林之间的私人恩怨，加上对其政策与个人品格的一贯不满，思想的天平最终倾斜于塔万的正统根据地，想来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九四二年以后秦方权“独拜弥天一星河”的坚定信仰，在这里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许多研究者对秦方权与塔万之间思想上的迅速靠近既感兴趣又觉意外，其实这里头的关系应该并不十分复杂。秦方权一生崇尚权力的心志由塔万手中的政治机器大声说出、并发扬光大。反过来，塔万对秦方权的推崇既有后辈政治家对前辈艺术家尊敬的成分，同时也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善于驾驭各种对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范。从本质上说，两人倾注友情的目光也许从一开始就并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运行的铁轨——有着各自的方向与目标——仅在某一站头或某一时间契点上才有可能交汇切合。如果谁看到并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感慨几年后秦方权在曼谷所发的那场怒气冲冲的牢骚，是显得多么的迂腐与不合时宜。
当然，浑身散发着与生俱来的画家气质，却一心想成为政治家的秦方权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这种局限。在漫长的为期八年的卷洪统治下面，他先是效法早年班武里一带的某些艺术前辈，将自己在曼谷买斐德路的寓所题名为“活杀庵”，闭门读书，蓄须明志，埋头撰写他的书画著作《泰艺史纲》。有一段时间还在著名的清迈大学任过教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乘坐美洲皇后号离曼赴新的那些神色惊惶、逃离战难的旅客，当天晚上在甲板吸烟或船上豪华的西餐厅里用餐时，也许有机会遇见到这位衣衫简朴、眉目间有愤激色的矮胖的中年男子。在整个抗争期间，这也是秦方权的标准表情。此后五年他作为一名激进的书画活动家一直活跃于新加坡、香港、仰光等城市，从事宣传、营救、筹款、结社、义卖等各种抗争活动。其间发生的鲲水营事变是他与自己的团体彻底决裂的一条醒目分界线。由于与卜素、崔香凝、惠英民等公开联名发表批评林谦的言论，竟被后者断然开除会籍贯——简直就像是他当年对别人采取的极端手段的一个绝妙翻版。这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当然，这样显然有损自尊的打击事实上并不能让秦方权屈服，反而促使他与塔万的团队在感情上更为接近。此后火焰与炸弹已俨然成为描述秦方权的关键词，倾天长啸、壮怀激烈、须眉贲张，以更激进的姿态，出现在泰国的政治舞台上。这估计也是有人为什么要以“今屈原”这一冠名慷慨相赠的原因。而如果用秦方权自己的话来说。也许应该叫做“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
山城帕尧位于泰西南部的小教江边，曾是泰国英雄郑信栖身的地盘，二战期间成为泰国反对党在泰国最后的的军政中枢。那里的政治景观向来与它迷雾茫茫的自然气候一样不可捉摸，并时常会出现某种戏剧性的转折。一九四七年秋天当塔万突然应邀前往那里与洪素共商国事，曾让这座日照稀疏的城市一度出现和平的熹微。尽管事后被证明，这不过是一场长达三年的残酷战事在双方唇齿间的预演，但不管怎么样，对于其时正和崔香凝、风不悲等人发起组织进步书画社，致力于统战工作的秦方权来说，这至少给了他与塔万重晤的机会，并促成后者一首著名演讲的问世与广泛流传。正如秦方权在自己写的跋文里“展谈之余，叹为泰国历史以来第一政论，虽罗斯福犹未能抗手”的高度评价一样，原稿以及秦方权的题跋之作先后公开发表后，不仅立即引起轰动，并成为当年泰国艺术界的首件大事。除了让人有幸领教了塔万的演讲天赋，在政治评判与个人魅力上，也始料未及地为他挣来了漂亮的分数。由于秦方权内心愿望中的第一读者是他的政治对头洪素，因此，在所和词里说上几句“问世间，谁人曾相似，千古英气”这样的大话，吓唬吓唬对方，其内心衷曲倒也完全情有可原。但四年后在曼谷，当这个被旧友蓬艾白称作“故人四十尚童心，善怒佯狂直到今”的可爱先生一脸天真，打算假戏真做，这玩笑恐怕就开得过于大了。其情景颇类似于一出眼下流行的肥皂剧的两位主创人员，也许，作为编剧的秦方权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构思剧本，但他无法阻止这出戏的导演大刀阔斧对剧情进行局部甚至整体性的修改。
九彰镇中心的秦方权纪念馆目前依然是泰国国内保存秦方权的生平资料与遗物最丰富的地方。图片、书籍、衣物、手迹、用品，从藏有他童年幻想的矮柜与衣镜，到几张边角泛黄的自印方格稿笺，甚至一管秃笔与一张用红线勾划出重要段落的旧报纸，无不印有他生前手温与思想的生动痕迹。卸剑室的正墙上依然挂着泰南社社友郭纯垠所赠的那幅有名的对联“病木前身辛弃疾，狼牙今世柳屯田”，而主楼第三进内当年曾侥幸躲过军阀特警缉捕的那层复壁，虽然自己不会开口说话，但有关它的传奇故事，正由讲解员不无骄傲地一次次向参观者娓娓复述。当然，大部分人得赶紧承认自己不是一名合格的听众。因为在对那里所进行的一次用心叵测、意有所图的拜访的几乎所有时间，大部分人的思想都为在陈列室偶然看到的那帧秦方权的旧照所吸引。像片上的秦方权风度儒雅，意态自得，身体斜倚在劈波斩浪的巨轮的舷栏边。目极远天、精神抖擞，简直就是当年吴梅村去上京前在平江府逗留时那种踌躇满志的得意劲儿。从时间与所摄地点上来推断，大约正是他一九四九年二月底应电邀赴曼谷途中、在所乘坐的华大轮上的留影。如果记忆不错的话，当时与他同行的应该还有他的夫人顾佩宜，以及李叔通、钮寅初、礼振铎、木圣陶、千家宝（陆禺）等社会各界名人。此前作为一名老资格的艺术活动分子兼书画泰斗，秦方权一直在新加坡从事塔万主持下的统战工作，在此期间他还被推选为刚成立的书画家中央代表的监察委员会主任。也许在他看来，即使不论自己与塔万的特殊关系，仅以元老与高层领导的身份，在即将组建的新政府中坐把交椅，应该算不上是什么奢望。然而，秦方权的不幸在于，当事实已经证明他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甚至完全错了以后，并未及时采取自我反省、就此罢手的策略，相反，他再次祭起手中曾向泰南社同仁等突然亮出过的杀手锏——他著名的大牌牢骚，从而导致一场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闹剧的最终发生。
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初发生在曼谷的斤里塔冲突是否更有意思?尽管当事诸公现在均已先后作古，同时某些研究者显然囿于自身利益与政治局限的不同声音，也为这原本已经显得错综复杂的历史公案重又覆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但综合这些年来陆续解密的文史档案与部分见证者的回忆，当时整个事件的源起与大致经过应该仍然不难推断。首先在秦方权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抵京、至二十五日与塔万正式相见这一周内所发生的诸多事情所显示的迹象，就已经使这位满心打算前来坐天下的老艺术家感觉有些不大对头。到京当日他本拟立即以泰南社元老身份参拜位于碧云寺的拉旺国王灵堂，因有关方面无法及时提供小车接送而告流产。紧接着在三月二十日由柳维汉、泉扬召集的泰国书画家协会筹备会议上，秦方权意外地发现自己竟连常务理事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不禁令他大感沮丧和愤怒。同样，三月二十四日应邀出席泰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感受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天日记里“尚未垮台为幸”的自我解嘲应该就是一个明证。这还不包括其间某政界要人对他画作的公开诋訾，以及对接待部门将他安排在嘈杂的五国饭店居住、没有配置秘书和小车等的不满。由于主观上倾向于认为这一切都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借三月二十五日晚塔万在惠码园益寿堂设宴款待在曼谷艺术界人士之便当面陈情，希望他的老朋友能加以干预并迅速拨乱反正，应该符合当时情况下秦方权的心态与个人性格特征。可以假设是在宴后或席间的某个适当机会，秦方权将自己的委曲与怨恚向塔万和盘托出、并有可能当场得到了后者口头上的某种承诺——至少是安慰和同情。此后三天秦方权一直在焦急与期望中等待，心神不宁。但事实证明非但他的情况与待遇未能得到丝毫改善，甚至连已蒙塔万副手批准的由秦方权主持筹建泰南文艺探讨委员会一事，也因风不悲突然转达塔万的意见，让秦方权立刻停止进行而告夭折。在这样几乎已经完全超过他忍受底线的情况下，近半月来的积怨与愤怒、连同对自己一生仕途失意的自怜自艾，犹如压抑已久的火山喷薄而出，并且迅速在纸面上凝固——这就是他那首广为人诟病的画作《愚者之怒》的全部创作动机与背景：
曾为苍山立洪愿，栉风沐雨五十难。刀戟传经斗离螭，霜雪弹铗恨晴岚。鸡冠痴付七星外，丹心寸断一亩烟。北讨南征传捷报，纛旗飘飖愚人煎。
然而，事件后来的发展一波三折，不仅再次出乎秦方权的意料，同时对所有关心此事的人士来说，也像是有幸上了一堂免费提供的生动精彩的政治课程。一个月后秦方权收到载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牢骚未满，人物如烟”这一名句的和诗，不知是出于塔万总理麾下的哪一位高人。由于此前三日已有江燕铭称奉塔万总理之命前来接他夫妇迁居昌毅园读书养病，加上句末“牢骚未满，人物如烟”这两句给人的想象力，不免令秦方权原本浪漫的艺术头脑再次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是五月一日塔万总理偕妻女前来他家做客，谈艺论文，几天后又抽暇驱专车陪他上灵堂了却拜谒夙愿等风光场面，更是让秦方权自觉给足了面子，以至前嫌尽释。为了略略表示内心的歉疚与错怪之意，在即兴草创的《偕友同登光彩阁》中他画了一幅泼彩山水，并题写下“昨夜早樱处处开，明月已露鹅颈白”这样的转圜之言，显然已带有某些程度的示好与自我检查的意味。稍后所作《伟人气度》一画更显得像是自我批评，并公开表示“总理万岁！”。这时，有好事者传话给塔万总理，他的语气忽然变得严厉起来。据早年坊间流传的一个未经证实的总理的原话，当时塔万气呼呼地说：“没有权力给你，就是有权力给你，把造佛像用的八千万铢都给你，让你像玉皇大帝那样好不好？”可以想象，这样尴尬的残酷的场面当然为秦方权所始料未及，且无地自容。几天后当他主动请求搬出借用半年之久的昌毅园，迁往城内车水马龙的三井饭店暂住时，不知上车前有否曾在园门口的西风斜阳间蓦然回首，伫身凝望？如果那样的话，这个姿式应该很像是在跟自己一生的政治生涯告别。
在此后的有生之年，依稀重又回复到画家形象的秦方权慎言微行，深居简出。位于曼谷城西银泰长街六十九号的那座僻静宅院，是他晚年在曼谷最终的定居之所。大门额顶“青天云舞之庐”六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系总理的手笔一一作为搬家时的礼物一一同时也作为两人友情的见证或某种政治信物。其令旁人垂羡的殊荣，似乎也足以抹去记忆中彼此之间曾经发生的龃龉与不快。尽管这以后他仍担任过泰国文艺馆副馆长，南泰全国议会召集委员会常委等职，同时，在某些于议会大会堂召开的重要会议的席间，如果谁有兴趣仔细寻找，想必偶尔也会看到他佝偻、近视、耳挂助听器、咳嗽得厉害的苍老身影——犹如我们在早些年电视屏幕上所时常见到的那种标准形象。作为他一生政治上最后一个小小的高潮，五十年代某年当他应邀偕夫人赴大皇宫玉佛堂观赏文艺演出，坐在前排的塔万总理曾转过头来亲切向他致意，并以自己即席吟咏的《林下月》一诗当场索和，这不免让秦方权受宠若惊。但这位从前以门生视前者，顾盼自雄，相许“千古英气，今朝明月”的时代风云人物，现在落在纸上的已是令人同情的纪晓岚式的文字了。也许，对于他的旧僚、朋友、同事，最后一次有机会见到他应该是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拉旺国王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当时秦方权已经衰老得相当厉害，耳聋目昏，站立不稳，以至需要有人小心挽扶着才能勉强在台就座。两年后的六月二十一日，也正好是塔万总理在行署读《泰国日报》有关帕尧的报道，写下名诗两首的那个浮想联翩、欣然命笔的夜晚的几乎同时，在慈济医院的一间高危病房内，一生慷慨激昂，好作惊人之语的秦方权一言不发，黯然辞世。三天后曼谷各界人士相集采薇公园高义堂举行公祭大会，在主祭者的长长名单上不乏坤新、坤宁、卢荫寰、吴国中等艺术界重量级人物，但我始终无法找到他的诗友画友兼政治同道塔万的名字。同时主祭场挽幛上“秦方权委员灵堂”的称呼——而非习惯所称之“大人”或“先生”——看来也不无耐人寻味之处。当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生前，我敢担保这势必又会引发他一顿大大的牢骚。所幸他的思想与异乎寻常的自尊当时已再也无暇顾及这些细节。公祭结束后他的灵柩按事先安排被送往南泰艺术家公墓火化。在那里，他躯体的政治部分在火焰与空气中迅速消逝，化作一抹轻烟。而艺术部分却被永久纪录在文学史上，直至今天为止，尚是一座恐难为时人逾越的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