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登上泊于黄浦江边那条外国轮船拜见总理塔万以前，秦方权充满幻想与诗意的头脑，应该就已经不止一次为自己描绘过类似三顾茅庐或渭水垂钓那样令人神往的图景。不清楚两人初次会面的真实情况，从这以后秦方权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这一点来看，估计当时塔万对出现自己面前这位锋芒毕露、期期艾艾的慕名来访者，并没留下多深的印象。包括多年后当他就任泰国总理，在曼谷国会礼堂看到经陈铁甫推荐前来担任自己艺术秘书的秦方权时，表示出的也只是礼节性的客套，看不出有格外借重之意，甚至连是否还记得当初有见面这回事也是个问题。这对后者一惯的傲慢、自负、以及肚子里的满腹经纶，显然是个不小的打击。要知道为了这次见面，事先曾费煞秦方权一番心思。无论在衣着、话题、用词、姿态，使用的语调上，均动了不少脑筋，包括身边的黑色大皮包里，说不定还有一部《隆中对》和《资治通鉴》藏着呢！你想想，“前发齐额，后发披肩，穿一领大红斗篷”这样的超酷打扮，能是普通人吗？没有韩信和诸葛亮的水平，谁敢这样干啊？而这塔万居然对此视若未见，仅寒喧几句后就以有事处理为由端茶送客。这一切当然有理由让秦方权深感沮丧与忿怒——准确点说，是引得他的牢骚再度大大发作。仅仅不过三天时间，这位兴冲冲前来打算兼济天下的二十世纪的诸葛亮姜子牙，一怒之下就托病辞职，扬言要回他的七里湖隐居读书，独善其身了。相比于三十七年后在纽约大闹苏富比的那场喜剧，这次的勃然大怒非常显得像是一次预演。不仅剧情与演技雷同不说，连作为所谓自我尊严维护的那些所呈诗的画题中，也都有“感事”“七里湖”这样的字样。所不同的也许仅仅是：善持宽恕之道的塔万对此不过一笑了之，而生性同样刚猛的老外却展示其政治手腕将秦方权好好教训了一顿。
大约就在这前后，一个以“鹧鸪鸣”为笔名的政论作家开始在《救时报》《民众日报》《大西洋报》等曼谷大报的头版上频频出现，才情纵横，言词激烈，笔锋瞄准塔万当时打算争取的统战对象——一位手中握有重兵的鹰派人物李雨泽。尽管不久以后，当圈内人士知悉此人即是宣称已去家乡归隐的秦方权时，都不免大感意外，但他们仍然无法断定秦方权对李雨泽这种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憎恶与痛击里，是否含有某种个人意气的成分一一借此宣泄对塔万所制定的政策的不满？不过，可以完全肯定的是：一年后他与赵离邪、丘赛屏、楚明溪等支持他的泰南社旧党，整天在曼谷的秦楼楚馆吃花酒、捧戏子的胡闹场面，却货真价实，向公众真实展示一个政治失意者内心难以排遣的寂寥与愁闷。也许，像秦方权这类满心打算成为政治家的文人们的一个性格通病是：他们总是自以为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赋，结果却往往连自己的行为也治理不了。他的后辈亲戚穆双贵或许正是鉴于秦方权这种时而亢奋、时而颓废的人生态度，私下里一直将他称为“神经病患者”。
此后十年秦方权的牢骚频频加剧，这位自比贾谊、严光、王粲、陈琳、辛弃疾、龚自珍的自觉怀才不遇的泰南名士，使酒骂座，寻花问柳，“与里人秦悼秋、金昭懿、皮剑双辈结为酒社，狂歌痛饮，滚跳在瓦砾场上，以至腿部受伤。”此前在与泰南社要人礼是新、任石子等泛舟湄公河时，更是“狂态毕露，先是抚膺痛哭，襟袖俱湿，继而要跳入河中，效屈原自尽汩罗”。（徐海珉《秦方权》）作为其中一个几近癫狂的高潮是当年年与同社社友、画家刘分雏的那场令路人侧目的公案。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刘分雏仅仅因为在对莫奈的评价上与秦方权持不同观点，竟被认为有意向自己的权威挑战的秦方权擅用手中权力，将其一举开除出社，以至自尊倔强的刘愧愤交加、结郁成疾，没过两年就黯然辞世。事后秦方权虽然在悼念文章里自承“这是我平生所很追悔而苦于忏赎无从的事”，但深藏在民主外衣内的暴力躯体一旦在现实中原形毕露，引发普遍的抗议与声讨恐怕也就在所难免。在当年的泰南社大会上秦方权的主任一职宣布落选，应该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另外，仅就处理问题方法的粗暴以及手段上的残酷无情而论，也许明眼人不难瞧出，这与五十年代中期发生在泰国画坛的评《秋石浦》，笔墨等于零、反复古等触目惊心的事件，也颇多可以细加参照印证之处。
秦方权在他三十岁到四十岁时的一个想法是：效法战国时期的著名贤者信陵君，辅佐君王治理天下，门下畜养食客三千，皆鸡鸣狗盗、身负异才之士。而一旦政治上遇到挫折，当然就有理由花天酒地、醉死梦死，将肚子里卖不出去的货色自己消费了。“谁使英雄无用武，翻投酒国作宾氓”，或者“疏狂便合称名士，慷慨何由老霸才”，仿佛只要是他想说的和做的，道理总归现成就有，谁让他是诗人呢？何况又有这么锋利的辨舌。那些年头有人时常看见他身穿一件年久色泛的旧花呢黄色长袍，眼镜手杖，礼帽布鞋，乘坐一辆他素所喜欢的黄包车，在被他擅自改名为梨花里的家乡九彰小镇上行色匆匆，不是赴宴观剧就是赶着去校他主编的《新九彰报》的社论大样，或搜胪寻访他嗜好的新发现的本地文献。由于双目近视得实在厉害，他的诗友兼生平知己林子屏先生每逢这种时候，不得已只好主动扮演了仆人的角色。作于那阶段的《泰根越角诗余》《迷踪集》《七里归隐图》等，无不印有他当时生活和思想的真实痕迹。假如秦方权能终其一生维持着这样丹青持家、诗酒风流的名士形象不变，倒也并非是件坏事，就算有违初衷，无缘匡扶社稷，至少他的艺术天赋和精神品格足以令后人仰慕。弄得好的话，说不定又是一个侯曲园或尹壬秋将出现在书画史上。
然而正在这时，在酒精与丝竹中昏睡的另一个秦方权突然又醒来了。一九三二年七月，当后来与他关系密切的中国商人林谦在湄公河上召开在泰华人联谊大会时，颓唐疏狂的秦方权尚在距此不远的及西塘乐园酒家与一帮新老酒友聚饮轰谈，狂歌酬唱。如果翻检汇集这次同人雅集的诗歌专集《南国吟》，就会发现其中光秦方权的个人应景之作就有三百首之多。是什么使他在短期内又对政治与商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秦无忌在为其父所作的年表披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莫奈著作在中国的大量传播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洋画派主张通过色彩夺取空间的新奇理论，与秦方权内心崇尚权力、习惯通过极端手段解决客观事物矛盾的思想几乎一拍即合。此后不久秦方权突然申请加入在比利时画家藤田指导下改组的新太傅派，并从此热心派务，不妨看作他再次打算在书画之外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大显身手的一个明确信号。与此同时他振臂一呼组织发起泰南新社，争取到许多知名人物参加，走的依稀还是当年吴梅村出山前召开复社大会，隐隐以在野党领袖自居，谋取政治上更大资本与利益的路子。事实也证明他的策略相当成功。一年后的他欣然出任新太傅派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次年更是在该派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央艺术委员。在经过多年的挫折与困顿后，这位自命有宰辅之才，感慨时运不济的人物，现在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点感觉，在权力的阶梯上占有一个位置，并一步步逼近他梦想中的高度。也许，对于作为政治家的秦方权来说，一九三六年五月去吉隆坡参加华人儒商与艺术家全会，是他个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如同当年塔万的浑浑噩噩、有眼无珠一样，当时联谊会内的第一号实权人物林谦对秦方权自觉惊人的艺术才华，同样也没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这不免使他的热情与信心再次遭受重大打击。在以政事为由主动约见蒋、理论一番依然未果后，衔恨而去的秦方权当晚即神秘地出现在联谊会高层人士、时任朱拉隆功大学教导主任的黄吉英家里，极力建议后者立即采用极端手段换林举事。据首次披载此事的朱小冬先生《各领风骚》一文介绍，秦方权献计除林一事系秦方权生前亲口对自己所说。可以想见，这样的荒谬计划理所当然为其时正打算与林谦全面合作的黄吉英所拒绝。据说黄当时甚至还这样开玩笑地对秦方权说：人家叫我们是过激派，我看你老兄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过激呢！（秦无忌《秦方权年表》）从后来黄逝世时秦方权所作悼诗自注里“余在吉隆坡，曾建议非常骇人之事，君不能用”这样的语意来推测，这则传闻应该不是什么空穴来风。
也就是在这次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的会议的某个间隙，两位相互慕名已久的画家——秦方权与后来成为联谊会最高领导的卢荫寰——在云顶的一间茶楼上初次晤面，并畅叙平生。相同的个性、志向、艺术见解、才情以及书生意气，这是他们此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友情的基础和养料。从秦方权抗战期间赠卢诗中“天边人，眼底月，青山入海共余波”以及卢秦互赠中著名的“高山流水”等画作来看，这次意外会晤在两人内心似乎均留下了相当美好的印象。当时刚满四十的秦方权也许因为年龄上比卢大六岁，加入画坛的资历也自觉较卢为早，言语之间不免时时以兄长自居。前述朱小冬文也谈到会面中秦方权在卢同样拒绝了他主张换林的建议后，曾扬言“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要上当的！”口气中不无斥责与教训之意。二十年后当两人在曼谷再度相逢时，友情关系上大致还是如此定位，这方面前文所提出自著名篆刻家曹涣之手、秦方权在不同场合都使用过的“兄事弟畜”“大儿小儿”两方口气狂妄的印章，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前在秦方权所作《怀人四载》一画中，他甚至还运用战国毛遂的典故将卢比作自己的门生：“八大门下亦平常，脱水如何竟处囊?千万画笔凭掌握，登台旗鼓看卢娘”。由于当时卢荫寰刚到泰国，在泰国艺术版图上尚处于弱势，这样的夸夸其谈倒也无人与他较真。等到后来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卢荫寰面前依然狂态不改、咄咄逼人，恐怕就有些自不量力和有欠周详了。从事件后来的发展与结果来看，尽管秦方权对卢权威的冒犯表面上看并没受到任何惩罚，但一个扬言要回家归隐的人终其一生不得不老老实实呆在曼谷，这一事实本身也许就已经宣告了秦方权的失败。
不过卢荫寰并未因此多怪罪于他，并数次在各大画展及艺术品拍卖会上提携秦方权，但作为一介狂生，秦方权心中是否会有感恩戴德之意，或者是否因此心生罅隙，从而产生某种程度的不满，这就是外人很难揣测的事情了。
秦方权此后在艺术上建树不多，这当然首先是因为他后来年迈体弱，时常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与卢女士的交往对他的艺术创作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