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里湖位于九彰镇的西面，在秦方权十二岁随父迁往镇上的敬寿礼堂暂居以前，他们全家一直居住在湖边大普村东头的那幢祖传老宅里。
一棵高大茂盛的百年古槐亭亭如盖，作为这座景物秀美、民风淳朴的水乡小村最显著的标志。
在秦方权的个人词典里，也许门前后来曾被他比作严子陵富春江的分湖，无论从内涵与外延上来看都应该是相当复杂的概念。
比如说，既是特定的地理名称，又是家乡文化的缩影与象征，在政治上又时常被用来形容某种与仕途腾达对立的人生状态。
甚至还可干脆看作是画坛上大大有名的秦牌牢骚的别称和广告标识。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当我们素怀经国济世大志的画家在遇到政治上的重大挫折时，扬言隐居七里湖便作为某种精神要胁或向对方开出谈判条件出现在他笔下。
那年他应邀出任政府总理塔万的私人秘书，因塔未能赏识他自矜的政治才具，上班未满三天便拂袖而去，所留下的画作上的题诗里就曾明确表示了
“不如归去七湖好，烟水能容几钓舟”这样的意思。另一次是在第二年雨季的曼谷，满心打算羽扇纶巾辅助塔万坐天下的秦方权因仅被授于政府委员的闲职，当即上书表示不满，并声称
“何以北征驰捷报，七里湖是惶恐滩”。事后看来其目光同样也相当近视的秦方权当时俨然视塔万为自己的学生兼密友，他似乎又将他一向得心应手的对付泰南社同仁的那套玩法拿了出来，结果却被证明犯下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还是在加入泰国诗画教育会，读书写作、在同辈间刚崭露头角的青年时期，秦方权后来言词激烈，思想极端的性格缺陷事实上早已暴露得相当充分，并多次在他人身上牛刀小试。
当时他好像特别热衷与他的朋友们谈论暴力问题和各种舶来主义。结结巴巴的嗓音犹如乡镇节日的鞭炮声，炸响在七里湖旱季或雨季那些沉闷的夜晚。
而短小、精干的躯体却像黎明和火焰的中心，给尚淫浸在漫漫长夜中的二十世纪初的东南亚小镇带来最初的曙色。
是的，秦方权的思想激情以及口没遮拦的言词风格，确实天生具有某种与火焰性质相同的内涵与外形，这一点不仅为他的朋友，甚至为他的敌人所乐于承认。
然而，由于他的理智无法为他的身体在内部安装一个必要的控制枢纽，这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在给别人送去温暖与热情的同时，有时也时常会因火势过猛或温度太高，从而产生不必要的伤害。
例如泰南社同人刘丰东就曾记有一段他与秦方权令人啼笑皆非的交往始末：“（秦）性率直无城府，喜怒毁誉，皆由中发。初每以卧龙况余，及论事不合，则于报端著文诋余：‘卿本佳人，何苦作贼?”’。
相比刘丰东的先誉后毁，书法大家、古文名家礼慕白的遭遇似乎更为不幸。
“礼慕白参加泰南社，常到秦方权寓所谈天。一日，论画不合，争闹起来，秦方权大发脾气，举起一棒，向礼慕白掷去，礼慕白前面逃，秦方权后面追，环走室中。秦方权高度近视，行动不便，大声叫骂。他的夫人阚诗燕听到了，阻挡了秦方权，礼慕白才得溜走。”成功地参与组织筹建泰南社、并出任首任理事长，是秦方权一生中都值得骄傲的事件。
曼谷大丘效仿复社前辈风流的那次匆匆聚集，标志着这个志高才大的乡村秀才，从此开始正式在国人的文化和政治视线中亮相。
尽管跑山塘的画舫笙歌与七里湖的渔舟村笛景色殊异，但由于大部分准备工作始于此地，加上画家所独擅的成名后喜欢对家乡景物夸大其辞的惯用手法，因此后者在秦方权的笔下难免一直有着类似孔明的隆中，严光的富春江，鬼谷子的云梦泽那样的传奇色彩。
包括它普普通通的水源，也不影响秦爱屋及乌地将它说成是
“南亚间巨浸”。前不久有人在那里实地踏勘，怀古凭吊，对这一点的印象应该说尤为深刻。
当然，同样让人感触良深的也许还有这座位于班里南济开发区中枢的知名小镇、与周围城乡热浪朝天的富裕景象极不相谐的那种落后与清贫。
当晚投宿秦方权故宅敬寿礼堂隔壁那家据说是全镇惟一的旅馆，当被告知最好的双人间每天只需一百铢一个铺位时，着实吃惊不小。
就在那天晚上，在关掉必须用一根牙签才能转换频道的电视机，枕着远处分湖的水色帆影恬然入梦以前，记者终于作出了秦方权的一生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位传统画家而绝非政治家这样的武断结论。
泰南社对秦方权的脱颖而出所起的作用犹如舞台之于演员，这一点现在已经可以取得共识。
一帮未成名的画家偶然兴会所至、诗酒风流，竟始料未及地让他们中间那位素怀大志、且有表演天才的年轻人迅速走红。
与此同时，另一出争夺社内领导权的闹剧，台上台下也正紧锣密鼓地在加紧进行之中。
有迹象表明，早在首次大丘雅集前的筹划、准备阶段，秦方权对未来组织的人事安排似乎就已有了某种大胆的设想。
而作为共同发起人的金霖的谦让与胡子瑞的临时因故缺席，显得更像是天赐良机或西学概念上的
“运命使然”。就像推倒封建帝王前的旧中国，由于知识阶层一向恪于温良恭俭让的古训不敢逾雷池半步，那些不拘形骸，敢于自我炒作的人不仅因此沾了便宜，而且更有可能赢得公众的钦佩与推崇。
尽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秦方权当年在权力领域里的一番作为还远称不上是此道高手，但至少有两件事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做得相当漂亮，一是借论画观点不合突然表现出的那场嚎啕大哭，让同道中人初次领教了他死缠烂打的独门功夫。
二是不失时机对自己社内的主要政治对手胡子瑞别有用心地攻击，会前会后均公开扬言
“大丘雅集有危险的可能，于是胡子瑞杜门避增檄不来了”。事实证明，这些有力措施对当时秦方权的被成功推上泰南社主要领导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管这么做对曾经作为他政治老师的另外两人来说未免有欠厚道。以至几十年后出版的《泰南社史料》一书在谈到这一事件时，作者尚为之忿忿不平，并驳斥道：“秦方权这句话，未免把胡子瑞说得太胆怯了”。
他所持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当时与会者中的何贞素、丛未长两位均为曼谷市长的幕中红人，如果说真的要有什么风险与政治压力的话，何、丛二位又何以会毫无顾忌，欣然赴会?
不幸的是，在如愿以偿取得对泰南社的控制地位后，我们将看到秦方权并未就此敛手。
相反，以一种更大的热情排斥异己，唯我独尊，成为最初几年他除画画酗酒外最来劲的事情。
由于当时社刊的文选编辑金霖和画选编辑胡子瑞在社内的威望均高于他，上任不久后秦方权就以校对马虎，编排杂乱等借口将上述两人双双炒了鱿鱼，应该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
几年后自觉地位已经巩固，更是极力主张对社内原先颇具民主意味的章程制度进行彻底修改，由分工负责的
“三头制改一头制”，并公然宣称：“我觉得泰南社的内部事情，老实说，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到相当的人来担当的”。
“为了南社的前途，我认为用不着避免大权独揽的嫌疑”。这似乎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半个世纪后泰国地方政府盛行的家长制、一言堂等陋习如果想要认一认家门祖宗的话，当年在曼谷寓园泰南社第七次雅集上傲慢自矜、口吐狂言的秦方权先生，倒是个不错的人选。
尤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当天晚些时候大会进人表决程序时，由于秦方权的提案为到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所断然否认，他勃然大怒之余，竟当场提出退社相威胁，并不顾社内诸多朋友同志的劝阻，于次日在曼谷的各大媒体上公开发表了正式声明。
这一事件也许表明，在秦方权的政治学与行为学中，个人意志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所谓的社会、团体、政党、宗派不过仅仅作为它的载体。
如果彼此相谐，他的才具和热情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反之则水火不容，就算不与你兵戈相见，起码也会立刻成为他那著名的大牌牢骚发泄的对象。
两年后当以大局为重的泰南社设法主动与其妥协时，我们将看到得意非凡的秦方权开出的条件甚至较原先更为苛刻：社内设主任制，由他担任。
编辑、书记、会计等职一律由选举制改为主任委派，必要时甚至可以由主任自己兼任。
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士意外，这场斗争后来以社内同人屈服，秦方权踌躇满志重返盟主宝座而告结束。
那么，又何以如此?问题又究竟出在哪里呢?谁也无法定论。一种说法是当时泰南社高层大多身羁要务，余者或嗜酒如命，或醉心著述不暇他顾。
就拿我们熟悉的胡子瑞与陈平南来说，一个是泰国经济会江苏分会的会长，一个在曼谷身兼两家报纸《科铎日报》《平民日报》的主编，只有秦是空闲之身，有条件将时间精力集中用于社务。
另外，以每年数集的速度出版的社刊，在经济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秦家厚实的家底应该可以从容应付其中的主要开销。
这一点在当时情况下估计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总之，真正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秦的霸道与咄咄逼人，而在于我们怎样来正确对待和认识。
那些熟悉他了解他的朋友可能会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秦方权一向就是这么个人，
“善怒能狂”，
“唯我独尊”。而后来的各类历史读物之所以乐于将他定位于著名民主斗士，多半是因为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或某种短视——比如秦方权一生中与塔万的恩怨龃龉，以及对内外政策的不满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在那间大在北京，当他突然以自己的惯用武器——他有名的牢骚——来向塔万叫板时，泰国和他们相熟的很多朋友都要为此感到震惊和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