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取舍，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课题。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哲学中的存在主义再到风靡一时的博弈论，都在试图寻找、追索关于选择的答案，却始终没能找到。个体的选择充满偶然性，很多时候，这些看不见的偶然在个体的不自知中就决定了一个人命运的走向。
继上周的“叹无常”后，本期《见字如面》以“搭错车”为主题来探讨个体选择的复杂，试图追溯命运背后那双看不见的手。从古代到现代，一封封历史笔记讲述了个体命运充满偶然与多变的故事。
有为护一国之君、有为保一族之翼，文人笔下春秋写法，可是世见心必须多德。
天下之大、唯得人心者得天下，言辞卓卓敌心智哲哲。
在强大的命运面前，我们有时会无力，只能被动接受命运轨道被他人强行篡改，没有选择的余地。在此期间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尽可能体面、优雅地减少伤害。
我们就是由偶然凑在一起的时间反复事件无常构成的。命运中的那些偶然与复杂，无非是希望我们能从其他人的故事中获得启发，多一些应对偶然的智慧。对现实的真相：命运并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不要说命运，做个决定都受着很多人、事、物的限制。
命里以一个局开始，什么叫局，那什么是“局”呢？“局”就是你身边各种资源之间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状态与关系。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管理学概念，叫做“资源”。什么是“资源”？人是资源，物是资源，名声也是资源，是一种无形的资源。总之，你身边的一切其实都是资源。而且，这些资源都和你有关系。
人只要想做事，就会有个目标，有了目标就有了方向，当你朝着这个方向行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局”里。为什么呢？因为你身边包围的所有资源，都跟你有了关系。有些资源是支持你的，你可以支配，叫做“正资源”；有些资源是阻拦你的，不能为你所用，我把它叫做“负资源”。人之所以被困在一个局里，就是拦着你的负资源太多，你冲不出去，就没有办法达到预定的目标。所以要想办法把负资源移开，让自己冲出去，这就是“破局”。而故意给他人设置负资源，让他过不去，或者让他必须按照你的意思，绕着弯走，这就是“做局”。
“破局”，本质上就是调整资源的性质，正的变成负的，负的变成正的，然后变换资源和你之间的相互关系，让自己能够走得通。
因素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错误地把社会的不同方面切割成一个个独立的社会学实体。而折中主义作为因素论的一种，认为一切因素一样重要。因此便开始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因素对于历史演进的论证，并错误地认为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个人无法起到改变历史的作用（经济因素的发展不受人的主观意志影响）。因此便认为辩证唯物主义，鼓吹个人“躺平”，消极地等待历史的来临，是宿命论的做法。
然而这样的说法忽略了宿命论积极地一面，或者说，宿命论并不一定会阻碍人们采取行动，相反，宿命论可以是行动的心理上的必要基础，也可以理解为心理必须要去行动的“强迫症”。当个人认识到事情的必然走向，而有感受到自己属于必然中的一环时，那么辩证唯物主义中表面上的“缺乏自由意志”不仅不会让他无所作为的消极等待命运的到来，反而会被赋予一种使命感，产生“既然在这个位置，就不得不这样做”的责任的感觉。
当一个人认为他的行动有必然性的色彩的时候，ta就会表现出几乎是自发的意志力。如同马丁路德金认为种族歧视终将被时代淘汰，而自己又是这一过程的必需的推动者时，他就产生了几乎是自由的“必然”来实现他的理想。如果自由是可以按照当前做法以外的方式去行动，那么不自由就是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不能采取当前行为以外的行为。但当我们当前的行为就是我们所有行为中最符合我们心愿的行为的时候，在我们的意识中必然性就跟自由意志同一了。我们获得了“必然的”自由。
很多人谈论自由的时候，认为自由只包括了不受约束的自由。如果这就是自由的全部定义，那就不存在自由和必然性（“约束”）同一的情况了。自由和必然不存在二元论的对立。试着开启一元论的思维：XZ废除农奴是历史的必然，而革命者扮演了实现这个历史必然的工具，而且无论是根据其接受的教育，经历还是其主观心愿，他都不能不担负这样的使命，这便是他实现使命的必然性。不过与此同时他的经历让他强烈地希望自己可以完成这一使命，这又是他自由的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和必然就达到了同一两类人意识到这一点。第一类人希望A事件的实现。
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
因此放松懈怠，等待好事发生。然而如果条件S包含这些人努力拼搏的条件，那么他们的放松懈怠就让条件落空了，A也就不会实现。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努力是实现A的必要条件。除非另一部分条件相似的人b因为前一类人的放松懈怠而替代他们去努力拼搏，这样S的条件就别b人达成了，A一样会实现
第二种反应即是受到A事件必将实现的鼓舞，开始更加努力地去实现，从而导致A提前于T实现了
第二类人反对A事件的发生，也会有两种反应
因此消极抵抗，等待“坏事”降临。这会让坏事提前降临除非另一部分类似的人开始更积极地抵抗。
因此拼命垂死挣扎
这样的思路把个人对历史的影响摆在了偏中间的位置：时势造就了很多潜在的英雄，而英雄又对新的时势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这样的观点不同于主观主义者所认为的个人在历史中扮演重大角色的表述，这些人把个人当作一个单独的变量分离出来处理，忽略了历史自然进程的影响。也不同于那些忘记历史是人创造和推进的人的观点。
我们把水果放在灯下是不会加速他们成熟的。如果他们未成熟我们就摘下来，那只会阻止他们的生长和损害他们。伟大的事件和人物更多的作为人类发展不同时期的象征，是历史波涛中闪闪发光浪花。而各个时期的缓慢演变的经济模式和社会设施才是携带浪花的大潮。
而历史的方向则是由一般规律（生产力发展+生产过程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而伟人的伟大之处则在于，其能为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造就的社会需要而服务：
解决先前社会发展逐渐出现的问题，指出社会发展逐渐产生的新的需要，并具有远见的满足这些需要。就如同林肯意识到奴隶制度已经对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造成拖累并且破坏了美国的民族和谐，意识到文明和生产力的进步产生了新的制度需要，便推动当前的社会模式（蓄奴）朝向一个新的方向（废奴）发展。
没有伟人可以逆势而行，强迫社会接受一个不适合生产力状况的社会关系。而当人们处于某种社会关系时，他们的想法感受就会呈现某种相似的模式。就如同男权社会的生产方式自然的产生男尊女卑落后思想。当人们了解社会关系会随着生存力发展而如何改变，我们也就知道社会的心理会随着社会关系如何改变。因此我们就有了影响社会心理，也就是影响历史事件的机遇，也就是创造历史的机遇。
所谓伟大的人，又无非是那些被历史潮流推动，同时比其他人更可以解决这些课题，更可以“创造”历史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