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几千年前的古人，就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岛乾》：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伦语·颜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岳子·尽心》：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此三段文字中所谓命”，即命运，所谓“人所禀受，若贵贱天寿之属是也”（辞源》，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01页）。命运问题又是一个极为通俗、常见的问题，它几乎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方方面面，以至于我们对之熟视无睹，更速论理论界把它作为可以说，命运问题又是一个亘古难解的人类之醚”。数千年来，无论是思想家们，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思考、探究关于命运的许多问题，诸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令人惊奇的事情是神秘力量的结果，还是别有原因？难道冥吴之中真的有一种决定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力量吗？这个力量是神或上帝，还是自然规律？我们能够通过一定的方法摆脱或预知这种命运的力量吗？这种方法是指对自然物或上帝、神的崇拜、献祭、折铸或别的什么？受尽苦难的人和作恶多端的人都受同样的命运支配吗？等等，甚至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类认知能力大大提高的今天，我们很多人仍然常常在这些所谓的命运问题上陷入困惑、迷阙，以至于沉醉邪教的歪理邪说。因此，廓清笼罩于命运问题上的层层迷雾，探讨其发展的理论渊源，给出一个唯物的科学的命运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西方近代思想史上著名无神论者霍布斯、斯宾及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们都曾经的时代，对种定命运”论进行过深刻的理论剖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苟子，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号，要求严格区分天和“人的职分和作用。在天就是自然界，而不是有人格、有意志、发布天人事祸福命运的上帝：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调神。皆知其所以成，无形，夫是之谓天气荀子·天论》）。他把天说成足辰，风雨万物，四时变化等自然现象的总和，把发是自然变化的功用。自然现象有常性，即有规人的意志为转移，天道有常”、天行有常，不为为架亡气同上），即天道是自然规律，并不决定也事吉凶。因此，苟子不仅反对“营巫视，信样之天命神意的宗教迷信，而且呼吁人们积极进取，而用之“气同上）。“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衔子·天论》)。天不是的神，仅仅是自然本身，故人可以顺天之时，应物物之情，在此基础上征服自然，使之为人所用，苟仲人定胜天、自主命运的无神论与传统的天命神对。但苟子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人的社会实践在改的伟大作用，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了解还是笼统的，还没有把它理解为人的社会实践，没有诚西起米祝，功史必蓝性是由于用意识目的的人在征服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人的这种实践活动受到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需求的驱使。人通过实践活逐新认识客观世界，在主体意识中得到反映并经过改造的客观事物，而后则作为预先形成的观念形象而以目的的形式出现并同周围的现实发生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只能使目的客观化，即使主观的东西物化为客观的东西，因为实现目的的行动无非就是劳动活动。劳动的物化过程一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劳动产品而产生过渡，另一方面也是对给定对象的进一步掌握。
因此，在劳动活动中，主体随着劳动产品的获得以及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这些知识和经验以后又会物化为劳动资料），而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得到了发展，这样，由主体生活活动的需求和条件引起的观念性的目的就变成了一定的结果。如果主体的认识不能确切地反映人们的需要和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主体的活动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就同目的不相符合。因此结果同目的的符合的程度，可以说明对现实的客观认识的正确程度，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则可以说明人们的自由程度。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历史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形式，同时也即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生产关系本身，即生产关系的一定社会经济形式在特定的历史一经济关系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因为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T乌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5页）。无论人们借以从事劳动的条件，还是劳动过程中的关系一方面是某种具体历史生产过程的前提，另一方面又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和产物，。历史必然性就是这样形成的，
因为社会生的科学、技术水平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不可能穷尽一切，在当今新旧世纪的转折时期，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带来人生乐趣的同时，仍然摆脱不了来自自然的社会的异己力量的巨大压力，而陷入无穷的困惑。诸如新的难以治愈的许多疑难疾病接鞋而至，使人们生理心理备受痛苦折磨，地震、洪水、海啸、山火、干早等自然灾害此起彼伏，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科技经济门飞速发展的负面效应愈加突出：臭氧层遭受破坏、气候异常、水土流失、赤潮频发、物种灭绝。而从社会角度来看，冷战结束后，强权政治、看权主义仍在肆虐，战争的阴云时刻篷罩着弱小的国家、民族、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矛盾似乎愈趋尖锐，贪污、受贿、权钱交易、奢侈浪费等腐败现象似乎愈加严重，赌博、吸毒、螺娼等社会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生育、求学、就业、婚恋、升迁、评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在命运问题上，都无法解决预定论与自由意志的矛盾，最终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走向命运的天命论或宿命论。因此，对命运问题作辩证的唯物的理解，赋予命运概念以全新的科学的含义，既是命运问题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职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的主义理论，笔者认为，所谓命运”，即指一种必然性，包括自然界的外在必然性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由这种必然性决定的事物的发展趋势。自然必然性具有起源上的和现实上的第一性，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历史必然性。换言之，历史必然性决定人类的一切命运”。因为尽管人类依赖于自然界，尽管自然界处于优先地位，但在社会生活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社会规律，即历史的必然性。在人类思想上，意大利思想家维科是探讨历史必然性的先行者。黑格尔则把维科以来的历史必然性观念系统化了，并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必然性观念。首先，历史必然性是绝对理性“在时问中的展开，表现为“自由意识的进展”其次，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绝对理性和人类活动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但是历史必然性又是先于历史而预成的绝对计划”，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黑格尔伤史哲学》
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自由不等于随心所欲，也不是超时间的行动。自由不只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且是具体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由的一个最重要条件，正是人们的历史活动同作为进步的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性相一致。在这里，那种无限夸大个人的自由意志，否定必然性的决定作用，片面强调纯粹“的、绝对“的偶然性，而把一切交给不可知不可捉摸的命运劫数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在实现中更是有害的。
所有的东西，有生命的也好，无生命的也罢，似乎总是冥冥中被一种很奇妙的力量羁绊着。或许我是站在有生命物体的角度去审视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确切的说，我也并不知道这有形无形中到底有着怎样的牵连。再仔细看看这个世界，井然有序却又杂乱无章。自然规律、人情冷暖逃不过，再加上种种机缘巧合，这样奇妙地混杂在一起，或许就是所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