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邦政和官抚民立刻就明白，自己已经彻底没有谈判的筹码了。骑马而来的这两个人是之前逃走的副将梁甫和留守潼关的参将王根子。潼关已经被闯军夺下，这场战役再无任何悬念。
刘芳亮直叩潼关，刘汝魁则带工标和自己麾下的一个标插入潼关背后。王根子很痛快地选择了投降，他的兵力不多，而且已经有前线的败兵逃了回来，带回了失败的消息。郑制台的主力都败了，我为什么要白白送死？
紧接着，逃回潼关的梁甫发现潼关城头已经竖起闯军的旗帜，也干脆利落地弃械投降。大明朝已经这个德行了，肯为大明拼命的人还有一些，但肯为大明送命的人早就不剩几个了。
郑崇俭治军尚有中上水平，现在对部队仍有一定的控制力，但是所有士兵都清楚，白邦政和官抚民才是真正的依仗。所以，白官二人现在在军中有几乎和郑崇俭等夷的地位。
梁甫和王根子见到郑崇俭和白官二将，大致介绍了一下他们得到的最新消息：“丁启睿已经献西安向顺天安民营投降了，榆林的李卑、宁夏的董学礼，也都已归降顺天安民营。李董二人事先和闯军联系过，问他们要不要攻取陕西，那样的话，他们就为闯军守土，抵抗包从胥。但闯军表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团结包从胥共同抗清，包营也是明军逃兵建立的，闯军不会和他们打内战，他们已经和包从胥谈好，陕西明军一概向包营投降，保证一体优待。”
“西安只有秦王一家被送到青海放羊去了，还有一批官绅被追赃助饷，其余人并无扰害。出关的兄弟们的家眷，现在都被包从胥软禁着，困在骊山的营地，食水不缺，只是不许离开。包从胥说，只要闯曹二营承认他对整个陕西的统治，把潼关移交给他，并保证将来左光先投降之后，将兴安州也移交给他，他就把这些家眷全都移交给曹营。目前罗大帅已经答应了，闯军那边也没有异议，包营的人已到潼关，准备移交手续。”
“关于三位的出路。郑制台若降，可以到武昌朝廷入阁，制台的家乡在山西，业已沦陷，也不必担心崇祯皇帝报复家眷。白官二位归降之后，在曹营效力，照领本部兵马，粮饷依曹营本部例。无论之前有何旧怨，皆一笔勾销，罗帅愿当着全军将士和洛阳全城官民的面和我等降将盟誓。”
官抚民说：“若不降，那又如何？”梁甫说：“若不降，或自尽，或发配广西。”
“不降就打”之类的废话没必要说，郑崇俭、白邦政、官抚民三人若不投降，下面的军官士兵肯定也会投降。白邦政说：“投降可以，但我有个条款，投降后只打清军，不打明军，不知道罗帅能否答允？”
白邦政原本以为这是个很过分的条件，没想到，梁甫竟一口答应：“主动投诚起义之将领，皆安排在黄河防线防范清军。曹营补充了俘虏兵之后，再加上闯营，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对付开封明军，不会逼迫各位与昔日同袍作战。”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了，这要是还不投降，那就是给脸不要了。白邦政和官抚民对明朝的忠诚都不用怀疑，这么多年，他们打流寇、打蒙古人，立下的汗马功劳不计其数。但现在，大明摆明了是完了，就算朱慈烺都没在崇祯上吊之后殉他亲爹，要求白邦政和官抚民给明朝陪葬那也是想瞎了心了。之前他们拼死和罗汝才作战，已经算尽到对大明的责任，现在力尽而降，给手下兄弟挣一条活路，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这些自幼生活在军官家庭的人，对大明的烂认识得更深刻，反倒没有刘国能、李万庆他们那种对朝廷的迷信。
更何况，国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他们带着这一万五千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于公于私，都应该设法做些对国家有用的事，而不是在内战中无意义地把自己和兄弟们的性命送了。
白邦政和官抚民一起望向郑崇俭，郑崇俭叹了口气：“学生这就回去收拾东西，准备去广西。”
灵宝战役就这样结束了，曹营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折兵数千，物资更是严重消耗。但是，他们收得明军降兵三万余人，缴获了郑崇俭部的全部辎重。
经此一战，闯曹联军短时间内也不能再发动大战，得让曹营充分消化此战的成果，完成整编才行。各镇兵马沿黄河布防，严防清军来犯，这也牵制了兵力，使得联军难以全力东向对付崇祯手上的明军主力军团。
河南战场上开始了短暂的平静，而此时在武昌，战争更是仿佛不存在一般。
奉天倡义营的中枢迁到武昌之后，原本被迁徙到衡州的明朝进士们也都跟了过来，黄鹤楼俨然成为了此时天下的文化中心。
闯军强制搬迁豪族的举措看起来像汉代的徙陵制度，实则完全不同。虽然都是地主，汉朝的地主和明朝的地主能一概而论吗？刻舟求剑的结果只能是自寻死路。
另一时空，闯军在山西、豫北也执行了强制搬迁士绅的举措，连他们的家属都一同抓到陕西。但那是因为当时各地爆发大规模的士绅叛乱，和士绅谈团结已经没有意义，还不如一概抓走，防止他们投靠清军。从长远来看，闯军并没有在陕西安置这些士绅的能力，也就是比陈永福在太原尽杀宗室的做法温和一些而已，只是权宜之计，绝非长久之策。
徙陵制度即便在汉代，也是靠中央朝廷的军事优势才能强制推行的短期政策，而且只是迁徙巨富而已，对于遍布基层的中小地主还是照样不能动。到了明代，基层情况早已天翻地覆，早就没有执行这种制度的土壤了。
汉代还是地主经济的幼年期，现在已经是究极体了，汉武帝能用政治身份和被迁徙的豪强做交换，而大明的士绅早就是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了。在人口数量、生产模式、宗族势力及士绅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方面，明汉相隔近两千年，皆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闯军强制要求士绅卖掉土地，全家搬迁武昌，就等于是掘他们的根，大规模的变乱是必然的。闯军的集中士绅制度，其实倒有些像日本德川幕府的参勤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