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自己也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么受重视。驻守瑞州的闯军甚至突袭了南昌府奉新县，把宋应星全族几百口都抓来了。宋应星对此倒是不反对，他哥哥宋应升在广东当知县，也降闯了，说不定家人会受牵连，都到这边来，倒还能暂时安全。
宋氏族人被捉到瑞州，离开了土地，无以为生。为稻粱谋，很多人都做了闯军的官吏。这回宋应星是彻底跑不了了，全族从贼，满门有几十个“伪官”，造反造得彻彻底底。
宋应星猜测，自己的特殊待遇可能是因为《天工开物》这本书。自己投降的时候，那位吴将军根本不搭理县令大人，只是追问这本书，让自己在战事平息之后带着书稿起身去衡州。到了衡州之后，还没来得及见李自成，就有一群书商找上门来。
他这才知道，闯军在第一次科举之后，公布了下一次科举的参考书，自己这本《天工开物》便是工科的参考书目之一，与《几何原本》《九章算术》等并列。
本来这份书单上还应该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但是《农政全书》现在还没印出来。这本书会在崇祯十二年，也就是徐光启死后六年出版，徐光启身为阁老，出版一本书都这样费劲，宋应星这样的中层读书人就更不用说了。
这下子，宋应星一下子体会到了一夜暴富的感觉。按照闯军的规定，书商只要出版这本书，就要向宋应星支付报酬，直到他死亡五十年后，而天下最好卖的书莫过于教材。
另一时空，宋应星在晚年穷困潦倒的情况下还活了八十岁，不出意外的话，宋家可以吃这本书八十年。就算既无土地也无俸禄，宋应星及其近亲也能靠这本书保证士绅的生活水平。
不过他挣得还是没有书商多，一般的书商又不如那些提前得到内幕消息抢先准备的书商挣得多。《天工开物》的书稿没到，没法提前准备，而其他户、兵、刑、工四科新增的教材和考策论需要的史书都有人提前印好，等书目一公布就抢占市场。
就算改朝换代了，这种事该有还是得有，卖情报的既有新加入的文官，也有闯军的老兄弟。这算不得什么严重的事，李自成也没追究。
靠内幕消息赚钱的行为是根本禁不了的，而且闯军自己也不是不干这种事。衡州城有一家闯军投资与商人合营的书坊，把《天工开物》的印刷发行权买断了，还有王瑾写的书，也只能由这家书坊印，其他书坊的都是盗版。
这个“著作”当然不是指《新水浒》《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而是王瑾所编的那些中小学的教材。虽然现在还不是科举的参考书目，但未来都会陆续加进去。
还有现在何吾驺等人正在编撰的新版的《十三经注疏》，未来也会作为科举教材。这套书有选择地抄袭了胡瑗、张载、范仲淹、王安石、叶适、陈亮、吕祖谦、张栻、王守仁、李贽、徐光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费密、颜元、李塨等人部分观点，再加上王瑾的解释。
想在儒学上开宗立派，何其艰难，目前闯军治下儒学水平最高的人是王夫之，但他又不肯合作，只接受一些私人的学术探讨。何吾驺等人水平有限，这套书弄得很不完善，但反正科举就考这个，你爱学不学。
这家书坊垄断了这些书的发行权，利润可想而知。闯军连这种钱都挣，也引来了不少非议，但现在事事用钱，处处吃紧，能挣一点就是一点。
宋应星倒不太在乎这个，本来他甚至都打算自费印书，能有收入已经是意外之喜了。对于这种有理想的正经读书人来说，钱还是次要的。一个文人竟然能在活着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著作和《论语》《孟子》一样成为天下读书人学习的科举教材，就算是被大部分人视为“小道”的工科，这一荣誉也足以让宋应星有了此生无憾的感觉。
多年来，他的所学因为过于超前，始终难得师友认可，甚至很多人抱以惋惜的态度，认为他如果不是如此“不务正业”，早就该考上进士了。没想到这些反贼倒识货，直接把他当成徐光启、利玛窦一样的人物。
有那么一瞬间，宋应星甚至已经在幻想闯军打进京城，诏定天下学制的场景了。随后他又感到自责，自己毕竟也是受过大明皇恩的人，改换门庭已然不对，怎么还能盼着老东家灭亡呢？但新东家又有知遇之恩，能让自己的学问通行天下，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该盼着谁赢了。好在他只是个教书的，又在远离前线的广东，不想这些也就是了。
到了广州之后，宋应星和王瑾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最让宋应星吃惊的就是，他刚到广州，王瑾就来找他商量，要为《天工开物》作注。王瑾的效率很高，这会儿已经写好了，篇幅不长，分为物理、化学、生物、哲学四部分。
宋应星有些哭笑不得，自己能在还活着的时候就被作注，这种经历也是古今罕有了。王瑾的观点和宋应星不见得全都一致，但宋应星也争不过他，你官大你有理。
宋应星有很多符合科学的观点，但是和系统性的现代科学还是有差距的。毕竟记载物种变异和提出进化论是不同的，分析化学反应前后各种物质成份之间的关系和发现质量守恒定律是不同的，在哲学理论上，宋应星所持的也是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作为一部十七世纪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非常伟大，但要是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代表新政权未来对科学的态度，还是需要这篇注来解读的。
王瑾有时也很无奈，他知道的仅仅是原理，对于具体技术一窍不通。他能做的只有指路而已，未来到底能把科学发展成什么样子，全靠后人。
王瑾今天来倒不是为了《天工开物》的问题，而是因为有人给他送的“贿赂”到了。
二十多年前，耶稣会的传教士们认为，单纯传教无法说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医术、艺术这些东西，现在欧洲人和中国人比起来也不占优势，要想让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只能以科学技术为引。
于是，他们花费数年时间，在全欧洲募集资金，搜集了七千余部书籍和一批天文、数学仪器，总价值高达一万多枚金币。七千余部这个数字，还是去掉了重复的或者篇幅过短的书籍之后统计出来的，把这些都加上的话，则有上万部。他们希望能够在明朝的京城建立一座图书馆，借科学知识传播教义。
万历四十六年，以比利时人金尼阁、德国人汤若望为首的二十二名传教士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携带这批图书和仪器前往中国。经过两年的艰苦航行，其中十四人死于疾病、海难和海盗袭击，只有八人活着抵达澳门，但这些图书和仪器被传教士们拼死保护，完好无损。
由于南京教案的影响，最终只有不到七百部书被送到了京城。当时正逢萨尔浒大败，辽沈沦陷，广宁沦陷，明朝官方主要精力都放在打仗上。只要是不能用来造大炮的学问，朝廷都不放在心上，对于翻译这些书籍毫无兴趣，因此这些书籍只是由传教士在少数官员中传播。
余下近万部图书和仪器，就这样尘封在澳门。耶稣会很看重这些书籍和仪器，时时维护保养，但苦无用武之地。当他们得知新任的广东最高军政长官不欢迎传教士之后，他们便想方设法打听这位官员喜欢什么。
探听到的结果令他们大喜过望，这位权将军最大的爱好是收藏书籍，而且还专门派人到澳门来搜罗市面上的图书，并设法翻译成中文版。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位在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上颇有造诣的人，还主管教育、学术研究、军工、航海这些与科学密切相关的工作。
香山县衙已经向澳门派驻官员了，耶稣会十分担心这个新政权将来会全面驱逐外国人。于是，他们决定尝试以这些图书和仪器作为敲门砖，赢得新的当权者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