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总兵尚可喜、安庆总兵黄得功、庐州总兵刘良佐、泗州总兵牟文绶、山东总兵倪宠、福建总兵郑芝龙、浙直总兵王之仁、河南总兵张任学、湖广总兵钱中选、京营总兵孙应元，总共十大总兵的军队划入了杨嗣昌麾下。
要不怎么说崇祯和杨嗣昌才是真爱，仗打成了这个熊样，竟然还对他信任如初。在杨嗣昌上报取得了“南昌大捷”之后，立刻把之前他在湖南打败仗的事情抛诸脑后了，调集七省十总兵的兵马，支援杨嗣昌，一定要将闯贼彻底消灭。
与之相对应的是，洪承畴、方孔炤、陈睿谟三人都遭到了严厉的申斥。方孔炤因为“后勤转运不利”的罪名被革职，陈睿谟的罪名就大了，丧师失地，直接着锦衣卫锁拿进京。汝南兵备道宋一鹤在杨嗣昌的举荐之下接任湖广巡抚，至于偏沅巡抚，暂时就没必要派人了。
吴兆仁出任云南巡抚，秦翼明出任贵州总兵。至于贵州巡抚的人选，崇祯久久不能确定，最终他想起了一个人：原宣府巡抚马士英。
崇祯五年的时候，马士英出任宣府巡抚，上任刚一个月就从公款里支了几千两银子用来贿赂朝中大员，被监军太监举报，于是就罢官了，但是也有不少人为他鸣不平，说这是阉党构陷。
虽然有前科，但马士英是少数既熟悉西南局势又知兵的文官之一。不过马士英是贵州人，在家乡做巡抚不合规矩，所以崇祯最终决定由马士英出任云南巡抚，吴兆元改任贵州巡抚。
至于熊文灿和郑茂华，据说这二位已经与靖江王全家一起被闯贼流放到海南岛了，崇祯想收拾他们也无从下手。至于临阵脱逃的陈谦、陈邦傅二将，也找不到。
洪承畴在嘉陵江的表现令崇祯非常恼火，不仅没能歼灭流寇，还折了白广恩、贺人龙二将。但是洪承畴是不能罢免的，孙传庭在陕西脱不开身，傅宗龙才刚刚上任，西路剿闯的责任除了洪承畴之外还真没有别人能扛。
何况洪承畴刚刚招降了三万流寇，一旦贸然将他罢免，恐动摇降寇之心，使其复投李闯。因此崇祯对洪承畴只是申斥而已，令他戴罪立功。
划归洪承畴指挥的部队同样有十总兵：四川总兵罗尚文、贵州总兵秦翼明、云南总兵沐天波、临洮总兵曹变蛟、固原总兵左光先、宁夏总兵贺虎臣、西宁总兵马科、剿寇总兵高迎恩、偏沅总兵闵一麟、甘肃总兵柴时华。崇祯计划东西两路一齐进兵，迅速将闯贼剿灭。
闯贼竟然割据建政，开科取士，这已经深深触犯了崇祯的底线，今后的一切政策都要围绕着剿闯这一核心要务进行。倘若不将闯贼迅速剿灭，任其在南方发展势力，其害将远过于东虏。
在崇祯看来，皇太极不过是个蛮夷可汗，意在掳掠子女金帛，而李自成想要的却是他屁股下面的龙椅，其中的轻重缓急大有差别。
洪承畴、孙传庭、傅宗龙等有脑子的督抚对于崇祯的这一计划都十分不看好。还二十路总兵剿闯，看多了吧？等于除了辽东、直隶和山西之外，从全天下动员力量来围剿李自成。要是打赢了还好说，要是打输了，大明朝就算彻底完了。
更何况以明军现在的情况，将这二十路大军集结起来都是不可能的。这么多的军队长途跋涉，需要多少粮饷？谁来掏这个钱？尤其是甘肃总兵柴时华，从他的驻地甘州到剿闯前线的荆州有将近四千里地，等他来怕不是要等到明年了。
然而，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这些督抚现在都是“待罪之身”，在这个时候给皇上泼冷水，还想不想干了？
洪承畴认为，最好的办法应该是由他自己率固原、宁夏、临洮、西宁、四川五镇兵沿江东进，以荆州为基地，攻打岳州。尚可喜进兵江西，迫使闯军分出主力迎战。偏沅部队牵制湘西闯军，郑芝龙派出麾下海盗袭扰广东沿海，再煽动广西、湘西土司袭击闯军。
由二十个总兵参战变成八总兵，而且闵、尚、郑三部的粮饷还可以在当地自筹，这样的战役规模还在大明负担得起的合理范围内。只要打下岳州，湖南便门户洞开，闯贼只有放弃湘赣退入两广，这样一来，对国家的威胁就大大下降。
如果闯军主力在湖南被重创，官军就可以一鼓作气攻入两广，如果闯军主力完整，那再慢慢想办法。对付李自成这样坚韧狡猾的对手，就不能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一定是持久战。
可这些话他这么跟崇祯说呢？崇祯要是听不进去，肯定是勃然大怒，天威难测。要是听进去了，好啊，你去打岳州吧，要是万一打不下来？那又该怎么说？
因此，洪承畴很乖觉地选择了闭嘴。
但也有不识相的，孙传庭、傅宗龙二人便上书崇祯，孙传庭说边军乏饷，陕西军情紧张，希望别把甘肃兵调走。傅宗龙说百姓困穷，国家财力虚竭。崇祯当然不会听他们两个“胡说八道”，下诏将二抚申斥了一番。
军队毕竟不是圣旨一下就能直接传送到战场的，因此，杨嗣昌提出了两个配套方案。
第一，就是加征楚饷。原本预定只征收一年的剿饷肯定是不能取消了，而且区区三百万两银子也根本应付不了这样庞大的军事开支。杨嗣昌重新制订了一个“楚饷”的加派计划，饷额一共九百六十万两。
七百四十万的辽饷，三百万的剿饷，九百六十万的练饷，加派总数竟已高达两千万，而在征收的过程中，有的地方征不上来，有的地方还要多征，实际的征收额还要再上浮几百万两。至于经办官吏中饱私囊的部分，那就是天文数字了，根本无从计算。
杨嗣昌还“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加派是按土地田亩数额进行的，因此受损最大的肯定是大地主。这样一来，就购买土地的成本就会提高，就可以抑制土地兼并了。这可真是治标又治本的奇策啊。
杨嗣昌要么是个对基层没有半点了解，连“产去粮存”这种简单把戏都没听说过的蠢材，要么就是完全不顾百姓死活的狗官，二者必居其一。然而杨嗣昌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并不是那么蠢，所以他只能是后者了。
总有人以为明朝亡于自然灾害，然而实际上就算明朝官吏的中饱私囊严重破坏了水利设施，也没有多少自然灾害能严重到彻底颗粒无收，朝廷的税收、田主的地租以及债务才是令百姓不得不沦为流民的根本原因。
正常来说，发生灾荒之后，朝廷应该豁免钱粮，但崇祯由于国用不足，在批准豁免钱粮时非常“谨慎”，作为田主的宗室、勋贵和一般士绅自也不会因为闹灾就大发慈悲减免田租。放印子钱的更是心如铁石，挣的就是这喝人血的钱。倒也的确有某些人道德水平比较高，会减免田租，甚至施舍灾民。但是，从来只会有道德高尚的个人，不会有道德高尚的阶级。
根据明朝的税收政策，一个地区的赋税是固定的，不管当地的百姓逃走多少，税都不会减，那么没有逃荒的人就要交更多的赋税。因此一旦逃荒开始，就再也无法遏制。可以预见，在这样竭泽而渔的加派政策下，下一波的流民潮马上就要到来了。
而与之配套的第二个策略，就是杨嗣昌已经提过的“攘外必先安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