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荣本就知道擅自出兵这事挺作死，所以没派一兵一卒支援朱聿键，这也是他能躲过追究的原因之一。朱聿键组织的这一千多王府卫队和本地的团练，主要是由南阳附近的饥民组成的。
本来这是件好事，王府里存得发霉的银子花了出去，南阳的治安力量增强了，饥民中最强壮的一千多人被招安了，周围的社会环境也变得安定了。然而从崇祯皇帝的角度看来，藩王掌兵，那可比流寇更可怕。自从朱棣以藩王身份造反成功之后，历代明朝皇帝都对藩王的兵力极为提防。
唐王被抓，这支部队被勒令就地解散。新的唐王朱聿镆肯定是不会再出钱养他们了，南阳府、南阳县的财政更是穷得叮当响。至于任光荣，朝廷给他的军饷也有限之至，毛葫芦兵还得自己找外快呢。
任光荣、任继荣兄弟担心得要命，这一千多人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民，又已经接受过了军事训练，现在突然要遣散他们，断了他们的生路，这不是没事找刺激吗。
任家兄弟知道，这事他们解决不了，既然如此，就得请专家来帮忙了。
“二位长官放心，这种事我们闯军是驾轻就熟。这一千多号人，给他们拆散往各个山寨一分，精壮当兵，老弱种地，不会掀起什么风浪的。”李际遇作为袁宗第的特使，拍着胸脯对任氏兄弟保证道。
其实安置饥民很简单，给他们土地、耕牛、种子、农具、口粮这五样东西，他们自然就回家种地了。但是大明没有这么多的生产资料，他们自然就要造反了。闯军当然也没有这么多的生产资料，但闯军并不怕饥民造反，反正老子自己就是造反的。
闯军也并不能保证让这些饥民活下来，土地、耕牛、种子、农具、口粮不够，就得靠打土豪，打土豪成功了，大家就多活一段时间，打土豪失败了，甚至引来官军的围剿，死掉一批人，剩下的人也能多活一段时间。这样循环往复，直到把官军的势力削弱到不及闯军的程度，才能形成质变。
而在官军力量特别薄弱的地方，质变就特别容易发生。
“父亲！祸事了！闯贼要留在衡州不走了！”王夫之急匆匆地奔入院内。他的王朝聘斥道：“狂奔乱走，成什么样子！闯贼已经撤走了，何谈留在衡州。”
王夫之说：“闯贼是离开了衡州城，可是他们留在了周围乡村，将四乡百姓十户、百户地编制起来，定是要长期盘踞不走了。就连有的乡绅，都投靠了他们！”
这时，王朝聘的弟弟王廷聘也急匆匆走了进来：“而农说得没错，我们家的宅园田地已经被闯贼占了。”
王朝聘有些慌了，王家的庄园就在城南回雁峰下，是他们全家的生计所系，王家全家都是读书人，不懂经营，若不收租子，就无以为生了。
这个理由听起来很扯淡，但是在这个年代，却被视为天经地义，不仅仅是所有地主无论人品好坏都认为本该如此，就算是农民起义者，也只是对租佃的条件不满，从来没人觉得租佃关系的存在本身有什么问题。
所有王瑾也没准备改革租佃关系本身，没有近代工业就放弃封建土地制度，那叫自寻死路。在湘南地区，王瑾严令不许占据任何一处城市，但是要占领乡村，将井冈山的田兵组织扩大。
从闯军来到井冈山到现在也不过一年多的时间，闯军干部队伍的增长是十分有限的，因此，也不可能完全复刻在井冈山的制度。王瑾几乎彻底放弃了对自耕农的管理，采用三年免征的办法，对其完全放任自流，将有限的行政力量集中在佃户和军屯的管理上。
军屯相对简单，井冈山的棚户首领和湘南矿工领袖熟悉这种流民们聚在一起谋生的模式，在抛荒的土地上建立田庄，集体劳作，半农半兵。这样的方式也是大部分在乱世中割据一方的军阀都会的，与努尔哈赤当初创立八旗制度其实是一个思路，简便易行，在历史上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参考，由刘文煌、郭子奴招募本地的落魄读书人，便足以有效地恢复生产。
佃户的管理则相对复杂，必须要有经验的人来负责。由田兵组织向佃户收取地租，割裂地主和佃户之间的联系。同时，废奴运动也是一定要搞的，这是以刘文煌为代表的逃奴们的根本利益所在。优待地主，只能证明王瑾是个右派，要是连世奴制度都保留，那就成了革命的叛徒了。在农民战争要依靠谁的问题上，王瑾还是分得清的。
首先是农民，农民起义者，没有农民支持还搞个锤子。
其次是士兵，他们是闯军战斗力的保证。
再次是工匠，既包括刘宗敏、张能这样的匠户，也包括矿工，他们有更好的组织纪律性，比农民更容易发动，还能提供很多专业技术。农民决定了暴动的规模，手工业者、矿工则和士兵一起决定了暴动的质量。
最后是奴仆，他们的数量和农民相比差得远，其组织纪律性又不及工人。但是，他们受到的压迫最深，最容易被鼓动起来，而要求又最低，其中大部分仅仅获得人的身份便热血沸腾。这样的一个阶层，不造反真是可惜了。
因为闯军最后的目标还是建立一个封建政权，所以还要依靠地主阶级。那些不脱离生产的小地主、原本社会地位较低的下级军事地主就是将来的储备干部，现阶段不能相信，但是要对他们友善。
对于大地主和高级将领，不能消灭，但是要限制，并吸纳其中比较优秀的个别人。至于明朝的世袭贵族，则是必须要铲除的。不见得要在肉体上消灭，但是经济上必须毁灭。像朱常瀛这样当一个勤劳的，或者说不得不勤劳的农民，不是很好吗。
对于商人，一般的小商人也饱受赋税、杂捐、官兵之苦，是要团结的，但是别指望他们有什么战斗力。而那些依仗贵族和官僚的权力媚上陵下的不法商人，起码有一半按大明律都该当问斩。
倘若是太平盛世，倒是会有冤枉的，但是在明末这个世道，能发大财的有一个算一个，肯定都是非法经营。但是要注意，商人也有保障物流的作用，对他们打击太过，会对商品流通造成不利影响，所以对于那些没有血债，犯不上开刀问斩的人也得适当放过。
只要保证这些大的关节掌握清楚，闯军的政策就不会出太过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在大局未定的时候吸纳不可靠分子加入、比如对于合作者过分信任、比如分不清打击对象和团结对象、比如在合作中丧失领导权。
这么简单的阶层分析，在二十一世纪算得上常识，可是这些常识在二十世纪是靠血流漂橹换来的。明末农民军犯过的错误，除了军纪涣散烧杀淫掠和总是想招安这两点之外，在二十世纪又被犯了个遍。
但是现在，这些原本应该用鲜血换取的知识，直接让王瑾写成了教材，教授给贩夫走卒。至少在闯军内部，它们提前三百多年变成了常识。
像这样将“造反之术”广泛传播，再加上之前凤阳祭祀时提出的理论依据，这已经不仅仅是农民军与大明朝之间的关系这么简单，而是连给李自成的子孙预备的坟都提前掘好了。
但是这和王瑾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又不认识那帮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