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班一边摆弄手中的小木块，一边问道：“现在世上常用的进攻方法有筑山临攻、钩梯爬城、冲车攻城、云梯攻城、填塞城沟、决水淹城、隧道攻城、穿突城墙、城墙打洞、如蚁一般密集爬城、使用蒙上牛皮的四轮车、使用高耸的轩车。请问防守这十二种攻城方式应怎么办？”
墨子手指沙盘，认真答道：“凡守城之法，需在城门上准备好悬门和左右的机关。悬门长二丈，宽八尺，门扇上涂上泥土。濠沟有一丈五尺深，宽度相当于门扇的长度，长短以人长为度，濠沟边修一管理悬门的房间，大概可以容纳一人。城墙的四边和四角都建望敌楼，使守军在楼上了望敌兵，观察敌兵的势态，对敌兵进攻处加强防守。
城上百步筑一楼，楼有四根柱子，柱子安在基石上。下面高一丈，上面高九尺，长宽皆一丈六尺，都安上窗户。三十步一个突门，长九尺，宽十尺，高八尺，凿一窗，宽三尺，长二尺。城上设置火捽，火捽长短以城墙的高下为度，置火于末端。城上每九尺置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镰。各处都贮备礌石、蒺藜。
为防止敌兵敌方填濠沟，用火攻与之争夺，鼓动风箱，在墙内外堆着木柴，以之焚烧。隔三丈犬牙便交错安放一个灵丁。每十步有一人管理柴抟和弩箭，弩边用狗犀环绕。
敌兵打隧道来进攻，我方立即派穴地之师确定穴地之处，迎头穴地以待，准备好短弩射击敌人。或者用打隧道的方法来抵御敌方的隧道进攻，我方所打隧道必要恰好相当敌方隧道的宽狭，使它斜穿敌方隧道，使之可以填平敌方的隧道。
……
失职者处以斩刑。”
作为一介平民，墨子在少年时代学过木工，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鲁班还要高明，他一边滔滔不绝分析退敌守城之法，一边仔细讲解各种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
沙盘之上，鲁班组织了多次进攻，结果多次被墨子击破。攻守到了最后，攻城器械用尽，鲁班也傻眼了，他看着眼前这个以“裘褐（qiúhè，粗衣）为衣，以跂硚（木曰跂，草曰硚）为服”的黝黑汉子，几乎可以感到墨子还有绵绵不绝的招术没有使出来。
鲁班认输了，沉默了好久。但他不甘心，还想挽回一丝脸面，开口问道：“我除了制造攻城利器，还制造了水战兵器‘钩拒’，你如何得破？”
“钩拒”为攻守兼备之利器，墨子一时半会也无法破解，但他却趁这个机会再次申明了人要互敬互爱，不要发动战争的主张，他答道：“我所用的道义之‘钩拒’，要强过你的水战‘钩拒’。因为我以爱为钩，以恭敬为拒。不用爱，钩就不会亲；不用恭敬，拒就容易轻慢，轻慢不亲近就会很快离散。所以，互相爱，互相恭敬，如此互相获利。现在你用钩来阻止别人，别人也会用钩来阻止你；你用拒来推拒人，别人也会用拒来推拒你。互相钩，互相推拒，如此互相残害。所以，我的钩、拒，胜过你水战的钩、拒。”
鲁班听后大怒，盯着墨子，狠狠说道：“你办法多，但我有一个办法肯定比你更厉害，我只是现在不说而已。”
墨子一听便知，笑道：“我也知道你所谓的办法，但你不敢。”
楚惠王听他像打哑谜似的，一头雾水，看着他俩。
墨子拜道：“公输盘的意思，只不过是想要杀死我。他以为杀了我，宋城就可以攻下了。其实他打错了主意，我出发前早已派了禽滑釐（qíngǔxī）等三百墨者守宋城，他们都知道我的守城之法。即使杀了我，楚国也占不到半点便宜。”
楚惠王见识到了墨子的强大守城术后，认为天不亡宋，只好打消了攻宋的念头。
墨家生产的连弩车、转射机、藉车，成了那个时期火力最强大最抢手的重型武器，但墨子的武器通常只卖给防守一方，而绝不卖给侵略者。而这些武器却又是楚惠王最想得到的，于是楚惠王动起了心思——留墨子为仕，帮助他制造大型攻城器械。
墨子默不作声，从怀里掏出一本墨家学说的书献给了楚惠王，告知：如果楚王接受墨家学说并付诸实施，自己一定会留下来辅助楚王，反之，将决然离去。
楚惠王拿过书仔细翻了翻，内容别致一格，看样子可读性很高。
按照现在的说法，墨家学说属于违反当时意识形态的“非法出版物”，简单来说，墨家学说和儒家学说格格不入，甚至背道相驰。
因为墨家学说除了“兼爱”和“非攻”外，还有“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等八大主张，每一个主张对于同时期的人来说，都是振聋发聩、耳目一新。
先拿“非命”来说。
儒学主张“天命”，提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寿夭贫富，安危治乱”是先天命定。这个观念深入千古人心，沉迷而不可自拔，甚至近代人都假托北宋大臣吕蒙正的《破窑赋》，表达“人道我贵，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的悲观思想。
墨学则不然，墨家反对宿命论，认为富贵与贫贱不是上天注定，只要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一定会改变现世中的不平等状态，提倡人定胜天、事在人为的生存态度。
“非命”论是墨家思想中最积极进取的思想，是人类对自身力量的初步认识，表达了古代劳动者力图摆脱传统天命思想束缚的愿望，对解放生产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楚惠王若有所思点点头，对这个观念表示赞同。
但接下来的观点就让楚惠王暂时难以接受了——“尚贤”。
“尚贤”由“非命”引申开来，提出了“尚贤”是“为政之本”的观点。
墨家反对儒家“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看法，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主张“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当不当官不应该由统治阶层说了算，应当由老百姓来选择他们心目中的“贤”来担任，墨子强调“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也就是说，哪怕是手工业者与农民，只要有才能，就应当被推举，让其有职有权，发挥作用。
门第贵族组成的秩序，等级制的界限在墨家那里已经被打破。
对以血缘为基础的贵族等级制度、以公族为统治核心的楚国来说，让一个“贤民”进入统治阶级的做法，楚惠王摇摇头，表示要想撼动这个政治体系很难。
他跳过这一章，继续看下一章。
这是观念更加新颖、思想更加超前的一章——“尚同”。
“尚同”又是从“尚贤”发展而来，“尚贤”认为只要人“贤”就能当官，“尚同”却连统治者也没有“放过”——既然官员可以“尚贤”，那么天子也可以“尚贤”。
如果“尚贤”挑战的是整个社会阶级，那么“尚同”挑战的便是整个时代——所谓高高在上的天子，在墨子看来，也可以“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
这是彻底颠覆楚惠王认知的观念，楚惠王反应也很大——手一哆嗦，竹简没拿住，“唰”的一下散落在地上。
墨子见竹简暂时无法拼接，便开始滔滔不绝的向楚惠王口述其思想。
墨子作为老师，口才自然了得，不仅向楚惠王灌输了其他几个观念，还顺带介绍了他“三表法”的哲学理念。
听了半天，楚惠王总算听出点眉目出来了——儒家信奉什么，墨家就对着干。
儒家讲君臣父子社会等级观念，墨家便讲人人平等，互相友爱；
儒家讲大一统，墨家反对战争，提倡各国应和平有爱相处；
儒家看重久丧厚葬，墨家抨击奢侈浪费，号召节用节葬；
儒家讲究礼乐，墨家极其反对靡靡之乐；
儒家提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墨家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整个一某某主义核心价值观。
楚惠王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墨子——感情真挚，慷慨陈词，神色间流露着忠义豪壮之气。在他看来，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所说的、所做的都是站在最底层劳动者和社会弱者的立场上说话，发自肺腑，着实令人感动。
但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乱世之中，站在弱势一边又有什么用呢？
以中国的地形地貌而言，本不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为适合农耕的平原地区很少，大山大河造成的天然屏障，会更倾向于分开，而不是在一起。
正是因为有了儒家“平天下”的大一统思想，中国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流淌在血管里“寸土不让，寸土必争”的家国基因，使每个中国人都有“纵是深深埋白骨，不许轻轻易国土”的勇气与豪情。
而代表“兼爱非攻”的墨家思想，也许会使中国同欧洲一样，行成一个个相互友爱的众多小国。
儒家一统带来无休止的兼并战争，墨家兼爱会使一片土地上存在大小和睦的多个国家。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弱肉强食是不变的森林法则，楚惠王还是更倾向于当时主流的兼并。
待墨子说完，楚惠王收起起伏不定的思绪，平静地对他说：“你走吧，这里容不下你。”
墨子见楚惠王也无法接受其观念，也不便久留，荐其弟子耕柱子留仕于楚后离开（主要是领取俸禄为墨家行动提供经费）。
墨子救宋，使墨家声名雀鹤，声望如日中天，大凡小国都请墨者帮助守城，追求“兼爱”的墨者更是义不容辞，赴汤蹈火的介入到战国时代的各种纷争里去，演绎出无数激动人心的故事。
墨家在墨子死后因理念不同一分为三，有相里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既墨家在战国时三个最重要的派系：秦墨、楚墨和齐墨。
这三大墨派时常相互诋毁，楚墨看不起秦墨、秦墨看不起楚墨、楚墨和秦墨一起看不起齐墨，但他们始终笃信人与人、国与国的“兼爱”与“非攻”，也真正的一直在为墨家学派发展而不懈努力。
代表“义、信”为先的孟胜在担任墨家矩子时期，带领弟子前往楚国，活跃于广袤的楚地，他们行侠仗义、惩奸除恶、扶弱惩强，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其派系称为楚墨。
然而好景不长，楚国阳城君因为吴起事件被楚肃王攻伐，孟胜帮助守城，结果没守住，城破之时孟胜也毅然带领弟子殉死。
死前，他将墨家矩子的信物送给了宋国的田襄子，由他继承墨家矩子之位。送达信物的墨徒在完成使命后，不顾田襄子劝说，自杀殉城。
田襄子当了矩子之后，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带领手下的墨家弟子入秦，既秦墨。
如果说楚墨是信奉“义、信”为先的侠客，那么秦墨便是一群信奉科学技术的“理工男”，他们以各种精巧实用的机械器具帮助秦国抵御六国的进攻。
其后，秦墨逐渐融入秦朝军事体系当中，在战国历史走向的很多关口中，不停迸发出神秘的力量。
说了楚墨和秦墨，还有被楚墨和秦墨瞧不起的齐墨。
齐墨也称为论者，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与诸子百家辩论。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文弱书生，齐墨在一次次辩论中，逐渐了解了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概念名词的理解与贯通，同时将墨家思想中关于辩论与逻辑这一块内容发扬与整理，成为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的“墨家逻辑”。
这些思想穿越战火而不湮灭，历经千年而不腐朽，成为如今我们所知的墨家学说及观点。
“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在战国时代，墨家学说与儒学并称“显学”，同儒家学派为百家之首，甚至有“非儒即墨”的说法。并同老子的道家、孔子的儒家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
然而，站在了君王统治对立面的墨家，却注定不会被两千年前的统治者接受。特别是当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建立后，“独尊儒术”成为了主流，墨家的空间，自然也越来越狭窄。
不可否认的是，墨子是位思想巨子，也是一位大爱无言的圣贤，他在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因为他与众多的圣贤一道，展开思想的砥砺和交锋，共同创造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让我们始终记住“志在救世”的墨子最为著名的一句话：“兼相爱，交相利。”
虽然楚惠王没有接受墨子的学说，但其思想却深深的震撼并影响了楚惠王，其后七年间，再也没有行攻伐之举，并在随国国君去世的时候，特制镈钟送到随国以祭曾侯乙。
公元前432年（楚惠王五十七年），楚惠王因病去世，其子熊中继位，是为楚简王。
楚惠王在位57年，是楚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国君。他继承楚昭王的事业，利用春秋中后期各国内部斗争激烈无力外顾之机，积极向东扩展到今江苏西北及山东沂、沭二水上游地区，楚国国力增强，领土扩大，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大国强国，为楚国的复兴与强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