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提到苏州，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吴侬软语、水清舟行、幽深婉约，但这种形象至少要到唐朝才形成。
在先秦时期，吴地山穷水恶、吴人纹身断发，民风剽悍，相当的好勇尚武。
当时，泰伯为了让位给周文王而奔吴的时候，吴地还不叫吴，准确的说这个地方还没有特定的称呼。
泰伯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不能忍受乔迁的新地没有名字，于是结合当地人一边狂奔一边呼啸的风俗，便亲自造了一个字来称呼他们。
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左边很像一个挥舞双臂奔跑的线条小人，右上边一个小圆圈，这就是最初的“吴”字——形容彪悍狂放、向天呐喊之意。
虽然吴人勇猛好斗，但百年来军事水平永远局限在菜场斗殴阶段，“不施诡谲，不练戎车”，军事素养很低，“故不敢抗与中国”。
直到申公巫臣率领了一只小型的军事代表队来到了吴国，才让吴王寿梦开了眼界，吴国才开始意识到，必须组建自己的“军事正规化道路”。
由申、息二县兵力组建的“申息之师”是楚国精锐之师，楚庄王曾凭借“申息之师”在“邲之战”中大败晋军主力，从此坐上了春秋霸主的宝座。
申公巫臣便是当时的申县县尹，他的职责之一便是训练申县之兵，是一位极具军事能力的将领。
他结合吴人优势，专门制定出一套针对楚军弱点的作战方法。又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蓄，吴军充分吸收了中原国家发达的军事技术，形成了独具特色，战力超群的“克楚”之师。
但这个时候的吴军只能说是具备了同楚军一较高下的能力，在军事理论方面还是一片空白，用兵仅凭经验，打仗全靠游击，还不能同楚军精锐正面交锋。
接下来就是孙武给吴军提档升级了。
孙武被引荐的时候还没经历战事，他只是一名军事理论家，所谓的《兵书十三篇》只是提炼历代战争优劣总结而成，但这种纸上谈兵的能力，正是吴军所欠缺的。
且不论孙武最初版的兵书十三篇实战效果如何，但他的治军水平确实一流，前面已经提到过，孙武能把一百多个娇滴滴的女姬练成“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的女汉子，那些虎背熊腰的汉子更不在话下。
这里就不得不提孙武练兵的重要思想——精兵之路。
春秋末年，诸国因为常年互相攻伐，原有的国人兵役制趋于消灭，大量原来没有资格当兵的“野人”补充进入军队，因而军队数量大大膨胀，也不排除混吃混喝的。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很明显，庞大的军队外出征战，会大大影响国内的农业生产，所以孙武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其次是兵源的参差不齐，使军队战斗力无法得到保证，形势好的时候比谁冲的都积极，情况不妙的时候比谁跑的都快，这样的兵我们称之为“兵油子”。
训练的方式也存在很大问题，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才以田猎（“蒐sōu于田隙”）的方式进行军事训练。
“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军队在孙武看来是没有意义的，遂提出“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的观点，认为军队要取胜，必须得走精兵路线。
在孙武的倡导下，吴国开始组建职业军队进行专门的军事训练，在五湖之滨（今太湖）建立军事基地，“选练士，习战斗”（《吕氏春秋·首时》），“习术战骑射御之巧”，建立一支强大而精悍的常备军。
这样既可以把身强力壮的人选进军队，还可以保证充分的训练来提升士兵的自身素质，又不影响国内农业建设，可谓一举两得。
军队职业化改革现在看来理所当然，但在当时确是划时代的进步，这是孙武对古代军制做出的巨大贡献，比如吴起的魏武卒等就是按照此方法组建的职业军队，使步兵真正成为战场的主宰力量长达几千年。
士兵素质得到保证，其作战装备也很先进，就兵车来说，楚大将武城黑在柏举之战前就曾说过：“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
但真正让让各国感到压力的，是吴国的武器制造业。
说起我国的冶金工业，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鞍山、武汉等大型钢铁基地，恐怕没有人会想到江苏。
其实则不然，追溯到春秋时期，我国最先进的冶炼技术，最精良的兵刃武器都是始产于吴国，既今日的苏州一带。
《战国策·赵策》所载赵奢之语曰：“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
1972年初夏的一天，安徽南陵县三里乡吕山村村民在村后挖土平整晒谷场时，挖出了一把青铜剑，擦去泥土，闪光发亮，剑刃锋利。
当时在场的其他农民兄弟还不知道此剑为何物，在争相把玩的时候，不小心将此剑折为六段，并将其瓜分。
六年后，浙江有个商贩串到三里乡镇收购古董，当年分得断剑的部分农民将持有的剑段卖给商贩。此事被县文化馆文物干部得知，迅速将其追回。
文物干部看到残剑上还隐约几个篆书金字，知道此剑不是寻常之物，就珍重地收藏起来，等待时机，破镜重圆。
功夫不负有心人，又是六年后，南陵县文物干部对全县进行文物普查时，该村一位村民将自己收藏十二年的剑段主动交给文物普查人员。回到县城后，文物人员将前后剑段一接对，完全吻合。
经修复后，此剑重见天日，埋藏地下两千五百余年，至今仍青光熠熠，锋利无比。
剑上十二阴刻镶嵌篆书金字铭文也完整出现在人们面前——“攻敔王光，自乍用剑，台战戊人”。
此剑便是吴王阖闾自作用剑——吴王光剑。
吴王光剑至今存世两把，另一把为庐江县出土，剑格处（剑身与剑柄之间作为护手的部分）错金铭文为:“攻吾王光自作用剑，恒余以至克战多功”。在已发现在古剑中铭文最多，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吴王光剑虽然没有随后的越王勾践剑名气大，但也代表了当时吴国的古铜兵器其精良冠绝天下。
《左传》也讲过一个故事，在公元前544年，吴王寿梦的四子季札到访徐国时，徐国国君表示出了对其佩剑的巨大兴趣，但没好意思提出。
季札看在眼里，表示还要周游其他国家，打算回来再送给徐国国君。可等他回来时，徐国国君竟然已经去世了，季札“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
这件事情也说明，吴国宝剑在当时就已是千金难求之物，《庄子·外篇·刻意》也说过：“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
干，通邗（hán），即吴国之别称，即是说一国之君能够得到一把吴国产的佩剑，也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
后来的吴王夫差自作用剑更为神奇，尤其是苏州博物馆所藏的一把吴王夫差剑，在不施加外力的情况下，仅以剑体自身重量，即可轻松划断12层宣纸，其当年锋利程度可想而知。
青铜是铜锡的合金，还含有一定量的铅和微量的镍。铜锡铅都是软金属，但通过科学的配比，用它们做成合金可就非常坚硬了。
如含铜过多，做成的剑就易卷刃；如含锡过多，合金就脆，做成的剑易折断。春秋时代吴国的铸剑工匠已懂得这个原理，故合金配比十分合理，因此铸造的剑既锋利又柔韧，刚柔相济。
传说中的“干将”、“莫邪”等青铜剑在当时是最负盛名的，据说今天苏州虎丘的剑池就是当年吴国工匠铸剑淬火的地方，池前方有一块被剑劈裂的巨石称为试剑石。
如何锻造，历经千年而不朽？
如何制作，菱形暗格纹错金剑身？
至今都是一个谜，用目前最新的静电加速器来分析，也只是得出几个假设，只能将所有的奥秘，都寄托于干将和莫邪的舍身投炉。
每一把佩剑都如此的精湛，批量生产的吴军青铜武器质量和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不会差到哪去。
我们可以从屈原的《九歌·国殇》中看到，“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那种短兵相接、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
可以从李贺的《南园十三首》中吟到，“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那种驰骋疆场、义气豪迈的波澜壮阔。
科学技术不仅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还是富国强兵的唯一保证。可以说，吴国的冶金技术，是吴国得以称霸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此之外，吴国对待楚国这个庞然大物也是很积极的。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吴国从来不消极等待楚国出现破绽，而是积极运用谋略，主动创造条件，完成敌我优劣对比的转换。
首先，为了控制了淮河下游，吴国伐灭了楚国的羽翼——徐和钟吾这两个小国，为进而伐楚扫清道路。后又不断的侵袭夷、六、潜、巢等地，楚国在大别山以东的势力基本上都被吴国所控制。
其次，吴国采用了伍子胥提出的、比晋国荀罃更为深谋远虑的“三驾疲楚”的战略方针。
伍子胥的“三驾”除了“疲楚”外，更为重要的是“误楚”，实施战略欺骗，达到“继而克之”的目的。
六年间不间断的稍尝辄止、不作决战的做法，使楚军误以为吴军的行动仅仅是“骚扰”而已，而忽视了吴军这些“佯动”背后所包藏的“祸心”，放松了应有的警惕，一次次的“狼来了”给了吴国可乘之机。
其次，吴军大造声势，做出一副大举援蔡的架势。然而，令楚国没想到的是，当吴军水师行至淮汭后，突然弃舟登岸，穿大隧（九里）关、绕大别山，直取云梦腹地，让楚国措手不及。
此时，楚国还未能正确判断吴军的主要意图，以为吴军只是日常骚扰，左司马沈尹戌此时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吴军骚扰完后必然会以船载战利品，便提出分兵毁船之策。
万没想到吴国此行真正的意图，是试图通过远距离战略奇袭，从根本上打击楚国战争潜力，让吴国得以顺利的在江淮地区推进自己的势力范围。
其次，楚国君臣贪得无厌，以致唐、蔡等淮河小国因愤恨于楚国的不断侵凌勒索，而主动与吴国通好，使得吴国可以实施避开楚国正面，进行战略迂回、大举突袭，直捣腹心的作战计划。
最后，令尹囊瓦应该深刻检讨下，渡河作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如果不这样，吴军会将楚国腹地搅得天翻地覆、洗劫一空，但错就错在渡河之后没有稳扎稳打，几十万的部队跟在几千人的屁股后面追，四百余里的战线，不被拖垮、拖散也会被拖疲，唯一的一点兵力优势就这样被轻松瓦解。
伐谋、伐交、伐兵，楚国一样也比不过人家，最终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尚武好斗的吴军，在拥有超维度军事科技和军事思想的加持下，再加上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微操作，就算楚军严格按照左司马沈尹戌的战术实施夹击，柏举之战的失败，也是必然的结果。
提三万之众千里奔袭，必然是有备而来。
能够打败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
公元前506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军渡汉入郢。
楚国危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