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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我真想过公公那样的生活啊

    第二天上午,因为西乡隆永要去造士馆学习,所以直秀就只能去拜访大久保一藏。各藩藩校一般要求的入学年龄是十五岁,大久保今年十三岁,所以还没入学。

    说起来,西乡这些下士子弟还要感谢岛津八代家主重豪。重豪之前萨摩岛津家因为财政窘迫是没有正规藩校的。

    重豪生于延享二年(1745年),死于天保四年(1833年),宝历五年(1755年)继位,天明七年(1787年)退隐。退隐后与后两任家主争斗,直到临死前都牢牢控制了藩内大权。

    重豪以强力手段建立了藩校造士馆,从1770年到1773年,经过三年才初步建造完成。造士馆在维新政府成立后更名为鹿儿岛造士馆高等中学,后改名为扶桑第七造士馆高等中学,是鹿儿岛大学的前身。

    重豪的气魄很大,当时幕府的官校昌平簧,也称昌平板学问所,只接收高、中级武士弟子,而造士馆从开张就允许下级武士的弟子入学,在1773年建立的医学馆甚至允许町人子弟入学。

    造士馆等教育机构提高了萨摩武士的整体素质,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都是从造士馆崭露头角后走上风云之路的。

    大久保家的屋敷离西乡家只隔了一条街,直秀上门拜访时大久保家的家主大久保次右卫门并不在。因为大久保一藏没有元服,所以大久保夫人也在场陪同。

    西乡家里是不富裕,相比之下大久保家里就是穷困了,母亲体弱多病,三个妹妹还小,大久保夫人平时不得不干些内职来维持生计。

    后世有人说1853年米国黑船来访敲响了幕府的丧钟,还有人说1858年廷臣八十八卿列参事件引起了幕府威权丧失,另外有人赞同幕府崩溃始于1860年樱田门外之变,还有什么“1862年寺田屋事件引发了倒幕风潮”、“1866年第二次长州讨伐战是幕府倒下的开始”等等,但实际上大饥馑“天保凶作”(1833年—1839年)之后,幕府和各藩内部都已经开始各种变革,德川幕府维持了两百多年的统治受到了各藩默默的挑战。

    大久保家就是萨摩藩内政改革的受害者,其实不改可能更糟糕,但谁能分的清?

    萨摩藩从一开始成立就是负债经营的,1616年首代藩主岛津忠恒时,藩债已有金2万两,到了1640年二代家主岛津光久上任,藩债膨胀到金35万两,再到了1801年,藩债已经从八代家主重豪继位时的金90万涨到120万两。

    萨摩藩财政的穷困是由多方面造成的,首先的原因是武士及武士家庭数量过多,按人口比例算萨摩藩的武士及武士家庭人口占总人口的26%以上,武士人口占比为当时扶桑各诸侯中的第一。

    萨摩藩采用外城制、门割制等独特的兵农分离制,实际上很多武士还是“知行制”,也就是领有自己的领地。

    而此时幕府及各藩普遍推行“俸禄制”,只有高级武士才是知行制。俸禄制的好处是武士脱离土地和土地上的领民,幕府和各藩藩政所能够深入管理领地,同时可以减少武士数量的增长速度,减少财政支出。

    当时承平已久,扶桑各地的武士数量都有所增长,直到幕末的时候,幕府和各藩才拼命裁员——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幕末的“志士”浪人那么多的原因之一。

    岛津家的家臣也和其他诸侯一样分为城下士和外城士。城下士就是藩府直辖的武士,一般住在治所的城下町。外城士即乡士,住在农村,平时没机会到“城”里拜见家主和高级武士。

    江户时代的“城”类似西洋中世纪的城堡,德川幕府规定“一藩一城”,藩主和高级武士住在“城”里,同时藩府也在“城”里办公。

    岛津价的城下士包含:四个“一门家”,加治木、垂水、越前和今井,这四家的领地都超过了一万石;三十一家“一所持”,一所持的领地都至少占有一个乡;十三家一所持格,地位相当于一所持;十九家寄合(组头)和五家寄合并。以上都属于上士。

    上士之外有“平氏诸士”,其中有七百六十家小番(马回役)、二十四家新番,这些武士家格都属于中级武士,“平氏诸士”的“下士”有三千余家的小姓组(徒士)、与力。

    外城在天明年间改称乡,外城士即乡士,在萨摩领内共有一百十三个乡,乡的治所是“麓”,也叫“府本”,类似小型堡垒,有乡士年寄、横目和组头等藩吏,大部分乡士们居住在各自的庄屋(村子)之中,类似小地主。

    虽然很多乡士都自己耕种土地,但其余的大量武士都脱离了土地,领民们要供养这些武士,造成了藩经济的窘迫和领民的生活困苦。

    另外扶桑的耕地面积少,农业先天不足。后世扶桑国土约75%属山地丘陵地带,小规模的山间盆地及平原散布全国,山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比最大的地区是四国岛,为79.9%,其次是九州岛占64.8%、本州岛有63.6%、北海道最低为49%。

    萨摩位于九州岛最南部,领地内没啥大平原,后世的介绍说鹿儿岛有兴盛茂密的森林和丰富的温泉,没说出口的是耕地面积少。

    更为坑爹的是藩内土壤全部是为火山灰性质,适合旱田耕种,后世此地建成了著名的全国性蔬菜产地。可这时候扶桑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米,田租主要收的也是米。

    现在这个时间点,萨摩藩的萨摩芋(甘薯)种的挺好,产量也高,但武士们都坚决以稻米为主食,藩经济又不好,强行种米的结果就是收成一直不好。

    另外在萨摩藩领地,平时台风、暴风雨、地震等自然灾害也多。

    总之,在江户时代这个农业以稻米种植为主的时期,萨摩藩的农业悲伤成河。

    本来藩内的经济就不景气,但作为外样诸侯,早期幕府还不时对萨摩玩“大家来找茬”的游戏。各地诸侯作为臣子是要承担一些幕府的土木工程和水力工程的,幕府象征性地出一些人力、物力,各藩拿大头,承担主要的人力和物力。萨摩被幕府前后折腾了几次,然后元气大伤。

    到了八代家主岛津重豪执政时期,重豪大力改善与幕府和诸侯的关系,他采用联姻战略来改善萨摩藩的外交处境。重豪精力过人,育有子女二十六人,于是他通过缔结政治婚姻来改善外交。他自己娶了御三卿一桥家德川宗尹之女为正室,之后将几个儿子过继给了中津藩、福冈藩、八户藩、丸冈藩—这些过继出去的儿子都成了以上诸藩的藩主。重豪还把女儿嫁入松平家、柳泽家这些幕府权门,重豪联姻的最闪光时刻是三女茂姬(1773年—1844年)嫁给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正室(1773年-1841年)做了御台所(正室)。

    按照惯例,德川家的幕府将军通常是迎娶五摄家或宫家的女性,迎娶外样大名之女的事情前所未有,而重豪利用把女儿送到五摄政之一的近卫家做养女的手段,完美地规避了这个问题。

    但联姻同时给萨摩藩带来了很多的经济负担。江户时代中后期奢华成风,据说茂姬当时出嫁的队列从涩谷的萨摩藩下屋敷一直排到了将军的居所江户城,光是运送婚礼用品就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

    同时,重豪在执政期间也大力更新藩政:

    重豪建立了藩校造士馆(1773年)、医学馆(1773年)、“吉野药园”(1773年)、后来改名为天文馆的明时馆(1779年)、“佐多药园”,这些教育和研究机构的建立花了很多钱,后期的运行更是一大笔长期投入。

    为了改变萨摩武士在外界粗野好斗的印象和推进藩内的文治,重豪在萨摩鼓励各种游乐,引入京都风格的戏剧,组织艺妓公演、相扑比赛,同时鼓励藩士冶游并给予奖赏。

    在此之外,性喜猎奇的重豪对于兰学也十分青睐,被称为兰癖大名。重豪和他的重孙子齐彬曾经一同见过兰国商馆的西博尔德医生。因为购买的兰物过多,重豪还特意建造了“聚珍馆”来收藏。

    另外重豪的生活也非常奢侈。

    江户后期著名的三个败家子是幕府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萨摩岛津家八代家主重豪、佐贺锅岛家九代藩主齐直。

    德川家齐除了正室外有侧室十六人、妾二十三人,共有儿子二十八人、女儿二十七人。

    锅岛齐直的丝绸衣服穿过一次就被扔掉,他放烟花能放一整晚。

    这两位出名的败家子和重豪进行斗富比赛,结果输掉了,输掉了……

    将军家齐以奢侈成性而扶桑闻名,连他也对重豪的奢侈甘拜下风。有一次他羡慕地对茂姬说“我真想过公公那样的生活啊”。

    重豪的对外联姻的费用、内政投入、个人收藏和奢侈生活花费全部来源于借贷、通过那霸非法走私和对藩内武士和领民的压榨。

    1609年,萨摩岛津家出兵进攻那霸王国,强迫那霸王国接收“掟十五カ条”,夺取了奄美诸岛。之后,岛津家开始通过那霸进行与中华民间商人的走私活动——当然这是德川幕府法令不允许的。

    天保二年(1831年),据说萨摩岛津家的总外债已经达到了金五百万两的天文数字,因此重豪不得不进行藩政改革。天保三年(1832年)他提拔下级武士出身的五十六岁的调所广乡(1776年—1849年)为萨摩藩家老全权负责财政改革事宜。调所是萨摩藩第一个下级武士出身的家老,消息传出举世皆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