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曹在制度设计上不仅不是摆设，反而是职多又权重的要害部门。
现在有徐泽在，同舟社也是从无到有，大部分的人才都由社首亲自把关，才会显得吏曹可有可无。
但以后摊子铺开，继任者直接接手一个庞大的国家，若是没有一个专业部门统筹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事务，肯定是出乱子的。
这个部门若是职权太重，曹首又与长史沆瀣一气，再遇到一个能力跟不上的社首，问题就会很大，以至于宗泽自己都认为需要对其进行分解。
可是，职多权重是一码事，具体运行却是另外一回事。
之前，宗泽兼知登州事，精力主要放在登州的行政管理上，现在又代理长史，要处理繁重的设务。
其人大量的精力都放在兼职上，对比之下，吏曹的主业确实荒废了不少，让人感觉成了摆设。
造成这种不正常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同舟社尚未完全走上正轨，人才匮乏，身兼多职，严重分散了宗泽的精力，使得主业荒废。
也有徐泽这个威望极高的社首在上面压着，使得吏曹的很多职权被侵夺。
管理的核心是人、财、物和信息，除了信息一项宗泽是进入同舟社才有深刻感悟外，其余三项其人早在多年仕途中就有了清晰的认识。
但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组织的高效运转，而不是为了管理而管理，为了位置而争权。
徐泽英明强干，暂时不愿放手对“人”的把控，同舟社的摊子又只有这么大，社首完全可以兼顾得上。
有理想有抱负的宗曹首又有很多必须要做的具体事务，当然不会不识相的非要按责履职，吵着要求社首把吏曹的权力还给自己。
“社首，你该不会是想撤掉吏曹吧？”
吏曹在徐泽的手下是摆设，但以后同舟社摊子铺大，没有这个部门可不行，宗泽不觉得徐泽会有这个想法，语气很有些不确定。
“当然不会，我的意思是说，吏曹还应该要增加一些经常性的事务才行。”
已经权重位尊的吏曹还要增加职责，宗泽实在跟不上徐泽的思路，只能拱手道：“还请社首明示。”
徐泽道：“我计划待各县乡共建会铺开并运转稳定后，分三批组织州、县两级官员培训班，地点就定在诸城，每批的时间为半个月。”
宗泽怔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因为社首这个决定确实打破常规了。
其实，同舟社内的公职人员培训并不是新鲜事。
在他之前，张绍就受领了筹备营以上军官分批轮训的任务。
再比如各村的共建会负责人，虽然不领俸禄，不算公职人员，但也必须经过培训才能上岗，若是任期考评不达标的，还要进行回炉再训。
但正式官员的在职培训，以前却是从未进行过。
实际上，官员在职培训便是在华夏历朝历代中，也极为少见。
文华鼎盛的汉人王朝更习惯通过各种考试，选拔现成的精英人才管理国家。
至于在职培训，困难太多。
仅仅是一个谁来培训的问题，就开不得半点玩笑。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封建王朝的官员，所有的权力来自于至高无上的皇帝，服务的对象也只能是皇帝。
官员在职培训只能由皇帝亲自组织，换其他人来做这事，基本就是预告换皇帝。
但皇帝能有这么丰富的知识储备，教授从亿万人之中层层选拔上来的精英么？
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历代王朝基本没有官员在职培训。
苦读诗书多年的士子们通过纶才大典，进入国家的人才储备库。
再由吏部、礼部等部门对其进行很短时间的岗前培训后，就能安排到相应的部门实习候阙。
等这些人出职地方后，终其一生，基本不会再有任何职业培训。
朝廷最多也就通过诏令的形式，规范各级官员职责范围和相应工作方法，或是明确某阶段的具体工作事项。
反倒是一些胡人政权，因为人才稀缺，甚至由于很多官员不识字，导致政令无法正常下达，其统治者才会规定官员要进行在职培训。
不过，这种培训的效率并不高，目标要求也非常低。
如前秦苻坚便下诏要求太子以及高级官员的后代必须“就学受业”，规定每二十名官员配备一个讲解经书的老师，以“教读音句”。
苻坚确定的这个“就学受业”标准，便是放在同舟社的小学中都嫌低级。
宗泽对这个官员培训班的办学方针有些迷茫，培训什么，由谁来培训？
“社首，办培训班有哪些要求？”
徐泽心中早有计较，此事虽然由吏曹来承办，宗泽也非常敬业，但毕竟是之前的历史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甩手给宗泽，最终肯定办不好。
他不仅要亲自授课，还要对整个方案进行明确——此事上，宗泽还是具体承办。
“建社方针一旦确定，官吏就是决定性因素。同舟社欲要开创前人未创之事业，就必须先培训前人未有之官员队伍……”
一副大同社会初级阶段的蓝图在徐泽的叙述中，渐渐展露出其绚烂的一角。
宗泽不自觉间握紧了拳头，他已经被社首彻底震撼了、打动了、征服了。
北海之事，社首确实没有错，赵遹错了、王进错了，他宗泽也错了。
天下大同，同舟社的创始者们确实不可能看得到。
但在社首的领导下，大同社会的初级阶段完全可以做得到——这绝不是一个仅为了争取人心喊出的空洞口号，而是有确实可行的步骤和方法。
被鸡汤灌的饱饱的宗泽兴奋地回到自己的官署，处理社首交待的任务。
徐泽却没有他那么乐观，带队伍哪有那么容易？
这世上，能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