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产量庞大、品质如一的商品产品,本身就是最好的广告,但大批量、标准化生产肥皂,需要对温度的精确控制。
古人早就知道冷热的差异,但始终没有衍生出温“度”的概念,生产生活中对冷热的把控,基本靠经验。
在炼铁、烧瓷、熬糖、煮酒等行当,能凭火焰、水蒸气颜色和浓度等现象把握温度的“炉头”“灶头”,都是最核心的工种,因为这些人能凭借丰富的经验,保证生产效率,帮助雇主稳定产出,减少损失。
同舟社的制皂产业当然不能再指望这种靠经验的笨方法,徐泽想制作温度计,以目前的条件,制作水银玻璃管温度计,是想也别想,他要做的是双金属温度计。
其原理比较简单,就是利用两种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合在一起作为指针,一端固定在表盘上,当温度发生变化,金属片指针就会因膨胀系数不一样而滑动,通过指针滑动的幅度,就可显示温度的高低变化。
设置刻度也不复杂,利用硝石溶于水后吸收热量的特性,可以制造冰水混合物,取冰水混合物的温度为0度,沸腾开水的温度为100度,划定两个刻度,在这个范围内,把表盘划分为100份,然后以此下浮零下50度,上浮300度。
后世的双金属温度计测温范围一般在零下80度到500度,理论上讲,徐泽设想的这个双金属温度计实现的可能性很大,要反复实验的,无非就是选用哪两种金属。
考虑到以后各种实验需要记录长度、重量、容积等精确数值,徐泽又花了一番功夫做度量衡的标准精细和规范。
“度”即长度,“量”为容量,“衡”即重量,“度量衡”就是分别指计量长度、容积、重量的标准或器具。
后世很多人误以为古代中国的度量衡非常落后,其实不然。
度量衡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标准尺度,对于规范商品交换、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家信用等都有着重要作用。
比如官府收取百姓的税赋,通常是粮食、布帛等实物,如果不统一“石”“尺”等计量单位,不仅无法统一税收标准,油滑的地方官吏也绝对会上下其手,残民害民,肆意毁坏国家根基。
实际上,中国这种自古便注重大一统的政权,历代王朝对度量衡的统一和规范都极为重视,都设有专门的职司来管理,不仅不落后,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领先于整个世界。
大宋统一天下的征程,也是统一度量衡的过程,禁军每平定一地,朝廷就下诏颁发权衡度量,以保证全国赋税的统一。
而且,大宋在度量衡的标准上,还有重大突破,内藏库崇使刘承珪创制了精确到钱一级的戥子,一直用到后世。
在量器上也作了一些调整,如改秦汉以后一直为圆柱形的斛为口狭底广形状,而度器则多沿袭唐制,官尺由太府寺掌造。
国初,朝廷法度森严,多次诏令凡斛斗秤尺须由官降法物,禁止私造、擅自增减或私置,并且在新式法物颁降之际,还要将旧器回缴,违限未毁未缴者,须处以各种惩罚。
但随着民用市场不断增长,朝廷开始为了创收,先是售卖官造的斗秤升尺,后来又诏“自今官司止卖印板,令民自造升斗,以省钉叶之费”。
自此,量法开始崩坏,地方州县官吏为了多取于民,乃私设大量喝加耗,小民深受其害,如淮尺约长36厘米,就超出了官尺很多。
同舟社如今只有梁山一隅之地,徐泽自然没必要,也没能力去操心全国的度量衡是否崩坏,但在梁山内部的生产生活中,还是非常有必要实现度量衡的规范化和精细化,不然的话,各类实验都难以得到精确数值,也别想大批量规范化生产。
重量还好,戥、秤两类衡器大到斤,小到钱,以如今的科技和生产力,已经够用了。
至于度器,此时的长度单位已经有了寸以下的概念,如:分、厘、毫、丝、忽、微,均是十进制,但其实都只是概念而已。显而易见,以此时的工艺水准,厘以下的毫、丝、忽、微还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根本就无法投入日常使用。
量器的单位有石(读音“担”)、斗、升以下还有合(读音“各”),一升为十合,每升约合后世的585“毫升”。
不管是常用的最小长度单位“寸”,还是最小体积单位“合”都太粗糙,均不适合作为记录实验数据和规范化生产的计量单位。
后世,随着“我大清”对外战争的一败再败,国人的自信被摧毁,便是度量衡这类文明尺度也被迫与“世界接轨”,此时大宋虽然也打不过辽国,但好歹两国互以南、北朝互称,彼此之间只是兄弟关系,辽国使用的度量衡也完全参照大宋。
若是自以为掌握了后世“真理”,便照搬后世的“厘米、克、毫升”等“国际标准度量衡单位”,是相当愚蠢的,改动过大必然会被时人抵触,另行一套也无法与市场接轨。
后世,即便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中国,普通百姓也顽固地坚守着斤、里、尺等传统度量衡概念,而不使用磅、英里、英尺等“国际标准度量衡单位”。
徐泽的打算是不改变已有度量衡单位,只设计更精准的“小尺”和“小升”。
“小尺”实际是最小计量单位为厘(1寸=10分=100厘)的度器,“小升”则是最小计量单位为“圭”(1升=10合=100撮=1000圭)的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