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赵匡胤虽没能拿下太原，但是从当时客观实际来说，没拿下比拿下北汉要有利。原因很简单，如果拿下了太原，那么大宋国境就直接和契丹接壤了。就算契丹不兴兵南下，赵匡胤都得在北方边境布置大量兵力来防守，那样的话，他更难以抽出力量，再去把南唐、南汉等南方政权剿灭收复。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赵匡胤的性格，他不像柴荣那样有极其强悍的魄力以及野蛮的决心跟契丹对着干，这一点很容易导致整个中原产生巨大恐惧，对刚建立的大宋是很不利的。
不管怎么说，赵匡胤遭到了他有史以来的第一场败仗，所以回到开封后，他并没有急于进行下一步军事行动，而是继续着手将国内情况进行梳理整治，让它朝着汉唐时期的大一统方向稳定向前发展。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措施将全国军事进行了改革，减弱了藩镇叛乱的可能性，从军事上巩固了中央集权。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赵匡胤这种从五代十国过来的人，一个十分谨慎保守的人来说，光解决军队问题，肯定是不够的。
因为唐末后，藩镇割据之所以能独霸一方，威胁皇权，经常性的起兵反叛，除了藩镇拥有军队，独揽军权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藩镇还掌握着地方财政大权。
唐代以来，更准确地说是从唐宪宗以来，就将国家赋税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上缴中央，一部分送给节度使，即藩镇，一部分留州，即留下供州县自用部分，而留州那部分其实也算是留给各地藩镇而已，因为州县就是由他们管辖的。
就这样，全国赋税当中，中央只能拿到三部分当中的一部分，而地方藩镇能拿到两部分。这就使得地方藩镇有足够的财赋养兵，又以士兵聚敛钱财，因此他们的势力才会日趋膨胀，势利一膨胀权利欲望就会跟着膨胀，权力欲望一膨胀，就会冲着天下最高的皇冠冲过去，形成骄兵叛将、悍将弑主的局面。
对此，赵匡胤一上台就按照手下第一幕僚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政策方针，对国家政权进一步改造。
赵普治国政策方针中的“收其精兵”基本完成了，“稍夺其权”也完成了一小部分。那么接下来就是“制其钱谷”了。
对于全国赋税，赵匡胤下令，地方除少量的自留外，其余的都要上缴。后来发现这种做法还有人穿空子。赵匡胤干脆玩彻底了，下令：全国各地州县，除留下办公用费，一律上缴，地方要用钱，得打报告，经过批准后再由中央拨款。
这还不算，针对地方财政，赵匡胤还设置转运使，除了把地方收入大部分运送中央之外，还负责监管地方财政税收。
除了财税问题，还有重点商品买卖权收归国有，比如说当时茶盐酒等古代常用商品。这些都只能由国家经营，私自贩卖，按数量多寡实施刑罚。就这样，军权归中央（准确地说是皇帝）之后，国家另一命——脉财税权也收归中央了。
解决完财权问题，紧接着就是行政权。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在地方，派文臣担任知州；并设通判与之相互牵制。
而且宋代的通判是相当厉害的，官职没有知州的官位高，但权力一个样。都能处理当地兵民钱谷户口等事，地方知州处理间题要二人签字才能生效。而且最重要的是通判可以监督知州，一旦双方发生矛盾，通判就冷冷地看着知州：我监州也，朝廷派我来是监督你的，而知州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这样，知州权力受到极大牵制，造成地方权力逐渐分散，而中央权力逐渐集中的这么个趋势。
此外赵匡胤还规定，官员任职三年一轮换，一个官员不能长时期在一个地方任职，从制度上削弱官员在地方结党营私，培养私人力量，进而进行贪污腐败的可能性。
行政权解决完了，赵匡胤又着手解决司法权。唐朝跟五代时期，地方节度使是有权处死案犯人员的，但赵匡胤继位后废除这一行为。宋朝后，凡是犯了死罪的，地方不能随意处死，都得交由刑部复审，才能处死，从此死刑中央复审成为了制度。此外，赵匡胤还下令，在地方司法人员由中央派文官担任，对地方司法权进行约束。
赵匡胤政治的最后一项就是科举制度，如果说科举制度是由隋朝点燃的星星之火，那么科举制度的燎原之势则是在宋朝。是宋朝真正将科举制度普及化、平民化、大众化的。
这一点怎么说呢，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虽然科举制度在隋朝就诞生了，而且经过唐朝两百多年的发展，但是唐朝对科举制度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在历史上，唐朝总是得到很好的评价，尤其是其君臣关系，外交关系。当时唐朝的科举制度也是秉承什么“广开才路，豪庶平等”之类的宗旨，但是你懂的，特权阶级之下，所有的平等多半都是狗屁！除非出现个别反常特权人物或者是他们良心发现，但是他们良心会不会发现，很难讲，我倒是觉得有些特权人物干出一些反常的平等举动的概率要大一些。
虽说科举在唐朝就开始成为定制，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可真正实施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
据一个可靠历史统计，唐代状元共有二百五十一名，其中《登科记考》中能够考证出姓名的有一百三十九人，而这一百三十九名状元中，只有七十四名能通过有关记载查看家世。在有家世资料的这七十四名状元中，出身官僚家庭的六十九人，占比高达百分之九十二！而这出生官僚家庭的状元中，其家世较显赫者就有五十九人，占比达百分之八十左右。出身相对卑微的仅有五人，而且即便是五人，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小官僚之后！
如果以上数据你还模糊的话，请继续往下看。那些家世显赫的状元中，“皇家宗室”有四人；孔子门人之后有五人；当朝宰相的子、弟、侄、孙、重孙等二十人；一般官僚家庭出身的状元十人；其他高官（祖辈、父辈或兄长为四品以上）的子、弟、侄、孙、重孙状元二十五人；其他历史名人之后中状元者五人；一般官僚家庭出身的状元十人。
到这里，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吧。唐朝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主要是在上层社会，中层的都很少，下层的……
所以，唐代科举考试的实质只是上层社会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是上层社会中的庶族从豪族手里分权而已，跟“广开才路”根本不沾边，所谓“为国选才”不过一句空话。
当然我们不能将这些缺陷全部归咎于当时的统治者，毕竟从秦汉时期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没有特别事件发生，比如说皇帝发疯了，国家灭亡了，整个社会是极难重构的。别说当时的能人志士不能，就是皇帝也无法改变。
但这事儿到宋朝就不一样了，赵匡胤从来不喊天喊地说什么“广开才路”、“为国选材”之类的口号，他只是实实在在地制定政策，让天下所有有志于读书的人都可以上来做官，为国服务。
而他的这些理念的由来，一个是跟时代历史背景有关，即便赵匡胤出生的时代——五代十国。五代十国虽然战乱不止、民不聊生，但是它也让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即它在某种层度上打破了人们的阶级观念。
在那个时候，人们再不重视出身，不再重视传统，只有凭着自己的能力（人力、兵力和权利），一步一步攀升，一步一步走向人生巅峰，人们不再嘲笑不懂之乎者也的故事，不再关顾什么“仁义礼智信”，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基本上形成了一种能（兵权）者上，刘知远、郭威、柴荣还有赵匡胤；弱者下的这么个现状，比如李从厚、李从珂、石重贵、刘承佑等人。
尤其是赵匡胤，他是实实在在从底层，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最后爬到权利巅峰的，所以他更能体会下层人的艰苦，下层人士的不容易。而他也更加清醒理智地看明白这个世界，并不是王侯将相，就宁有种了！
除了这一层历史背景之外，还跟赵匡胤性格有关，我们都知道，在五代十国，那是一个藩镇割据，骄兵叛将，悍将弑主的时代。所以在赵匡胤成长的路程中，以及他夺权的经过。发现对国家动乱危害最大的是拥兵自重的将领，而不是读书人。
他曾对赵普说：“百官贪污，也抵不上一个武将造反危害大。”
所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也不会像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而已。而治理国家，又恰恰需要这些文人们来，毕竟懂得道理的人，做事情肯定会比那些没道理的人好。
第三点其实跟赵匡胤瞧不起文人有关，也许有人会问，宋朝明明就是重文抑武的，为什么说赵匡胤瞧不起文人呢。
上面赵匡胤对赵普讲的是一点，其中还有一点。话说有一天，赵匡胤和赵普一起散步，登上明德殿，看到门楣上的几个大字，赵匡胤突然心血来潮，就指着门楣上的几个大字问：“这明德门的明德后面为什么还要加一个“之”字？”
赵普听罢一愣，他没想到还有这一问的，但他还是赶紧回答：“那“之”字是语句助词。”
赵匡胤听后不以为然地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之乎者也这些虚字，能助得什么事情啊！）
我估计当时赵普听完赵匡胤这有些不屑的语气，心里是有些郁闷的，这是规定的哈，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啊，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赵匡胤其实对文人的那套繁文缛节是很不屑的，综合以上各种迹象，赵匡胤决定将科举招生目标普及向广大的平民百姓。
从这一点上讲，赵匡胤的功勋绝不亚于唐太宗的，毕竟这才是对后世普通大众命运，甚至国家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性政策。
不管怎么样，赵匡胤又将大宋政权整体性向前推进了一步，为他下一步统一全国，以及大宋后世三百年基业奠定了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