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朝会，朱厚照因前日玩得有些疲惫，又不上朝。刘瑾立于龙椅前向文武百官道：“各位大人，皇上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的在宫内忙于批阅奏章，各位又何奏本可交与咱家转呈。”文武百官知道刘瑾一手遮天，自己的奏折也呈不到皇上手上，也就都没有回应。刘瑾见大家无奏本，心里美滋滋的又道：“现今各边日储匮乏，士兵生活困苦；皇上有旨，即日起清理各边屯田，规范军户与田亩的数量，着兵部下达朝廷指令至各边将领配合，朝廷派出度田的官员不日即达。”
王琼听后道：“刘公公，兵部该如何配合？”
刘瑾道：“让各边将所辖的所有军户数量和田亩数量都登记在册，交与朝廷，朝廷专门派人到各边逐一丈量、度田，进行一一核实。”
王琼道：“军户数量和田亩数量在各边的军册及兵部的军册中都有，只是数量较大，各边又路途遥远，实地度量需要大量人手，该由何部来负责此项任务呢？”
刘瑾道：“这就不劳烦兵部了，就交由大理寺处理吧。”刘瑾心里早就盘算好了，现在大理寺和锦衣卫都是自己的人，让自己的人去负责度量，这个实际的田亩数就完全可以由自己说了算了，只要不给自己上贡，不听自己的军官随时都可以给他们虚加些田亩。
文武百官听后面面相觑，但也无人敢再做提议，只能任由刘瑾摆布。
退朝后，刘瑾回到了司礼监，传来了大理寺少卿周东。这大理寺是掌管刑狱案件审理，锦衣卫负责抓人，大理寺负责审讯，在朝中掌握了这两个部门基本就掌握了百官的命运了。刘瑾就是通过掌控了这两个部门来排除异己，近些年来制造了多少错假乱案，残杀了多少朝廷栋梁和正义之事。这周东本为成化二十年的进士，一直碌碌无为。刘瑾上台后，为了攀附刘瑾，把家中的祖宅和地契都卖了凑足一百两银子献媚，还拜刘瑾为义父，深得刘瑾信任。刘瑾把其调到大理寺后，到处敛财，审理的案件全部与银子挂钩，没几年就敛起了巨大财富。这周东每次都会把用恶毒手段获得银子拿出一大半上贡给刘瑾，可以说是刘瑾一个很重要的钱袋子。
周东来到司礼监见到刘瑾下跪道：“周东参见九千岁，愿九千岁松鹤长春，寿与天齐。”这刘瑾在朝中一手遮天，被称为立皇帝，所以下面那些依附于他的人，也都是无底线的献媚与奉承。
刘瑾听后高兴的笑道：“周东呀，这次有个重要的事情让你去办呀。”
“请九千岁差遣，周东愿赴汤蹈火。”
“不需要赴汤蹈火，而是肥肥的美差，这次朝廷要清理各边的军队屯田，你就负责度田吧。”
“九千岁，这到边界度田，可有什么道道？还请九千岁指点。”
“唉，这度田可是掌握各边将士的生活命脉的，大有可为呀。”
“请九千岁放心，周东定不辱使命。”周东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一点就通。
“谷大用，你查一查，哪里的士兵抱怨最大？”刘瑾转身对谷大用道。谷大用翻了翻奏折道：“相对西北的士兵提出上疏的较多，那边的士兵也要困苦一些。”刘瑾听后对周东道：“那你就先去西北吧，先去宁夏度度，看看那里的田有多肥？”
“遵旨，我这就去安排。”周东高兴的道。
次日，周东带着兵部的文书和行李，一行六人从京城出发去西北边疆宁夏度田。
在古代，土地一直都是百姓和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石，大明太祖朱元璋本为布衣起事而获得天下，深知土地对百姓和对国家的重要性，在经历过大规模的元末农民战争之后，明王朝才建立起来。长期的战争，导致人口锐减，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力骤降，急需修生养息，恢复发展。可长期的农民战争使得明军数量非常庞大，军费支出巨大，加上明王朝建立在元朝基础上的，边疆隐患一时难以解决。北部元朝残余势力鞑靼和瓦剌经常骚扰边境，南方又有“蛮族”叛乱，明廷不得不在南北方同时驻扎大批军队。但是，明朝政府财政一时难以支撑庞大的后勤军需供给，以及漫长的运输线。于是，为减轻朝廷负担，朱元璋决定在各地军事驻地进行屯田。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九年“广西布政使言，新设南丹等卫，岁用军晌二十余万，有所征不能供，帝命置屯田，稗军士耕种”，“三十年，令左都督杨文屯田辽东，而罢海运”。
屯田分军屯和商屯两种。军屯始于明朝建立不久，朱元璋命军士屯田自给，要求卫所军卒，有的负责戍守，有的从事屯垦。据《明史食货志》载，一般情况下，军屯区守城与屯种比例为“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不过这又因地而异。按规定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由国家拨给耕牛、农具，屯田军卒则要向国家缴纳税粮，称为“屯田籽粒”。税粮开始是每亩交一斗，明成祖时定为一斗二升。
明朝建立之初，各卫所屯田总数达89万余顷，永乐元年(1403年)国家得屯田籽粒2345万余石，而同年官民田税粮为3129万石，共计全国税粮5475万余石，屯田籽粒占总税粮的43%，可见明初军屯收效甚大。明代军屯是卫所制的主要内容之一，对巩固地方统治，足食足兵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同时，由于军屯过程是一种有组织计划的区域人口迁移，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明朝初年，屯田制度减轻了老百姓和朝廷了压力，巩固了边防，对大明王朝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仁宗年间，为解决边防线上的军粮供应，明朝政府规定商人将粮食运到边防的粮仓，按路途远近，运送数量也可大可小。商人完成定量粮食后，就可从政府换取一小引(200斤)的盐引(买卖凭证)，贩盐获利，称为“开中法”。为获得更多利润，盐商雇人在边地就近屯田，将屯田所得纳仓换盐引。于是商屯快速发展起来。
但是到宣德(1426—1435年)后，随着明王朝政治的日趋腐败，加上各种因素的干扰，开中法难以正常实施，商屯也逐渐衰落。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上疏请废除开中制度，盐商不再输粮，而到运司纳银换取盐引，再由太仓将银分派各边。这就是“年例银两”。在此之前，开中法已弊病丛生，官僚地主肆意侵占屯田，卫所军官压迫和剥削士卒，军中士兵已经苦不堪言，现今刘瑾又把“年例银两”取消，各边士兵更是雪上加霜。这屯田制度到了正德年间，确实也存在了很多的弊端，与太祖当年的制度与施行已经大相径庭，需要大力的整顿。
刘瑾为了给自己克扣年例银两找理由，就将各边士兵的困苦推在各边军屯的腐败上，所以要求各边整顿屯田，在军屯上大明朝廷确实存在顽疾，也非一日所致。从朝廷和士兵的角度考虑，清理屯田、清除顽疾似乎也是一种正义和正确的做法。但各地的屯田主要集中当地的世袭王爷和军中权贵手上，只要清算屯田必然会侵犯到大明权贵们的整体利益，自然会引起大明王朝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和贵族们的大力反对；更何况刘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真正解决朝廷和士兵的困境，而是为了更好的敛财，借机排除异己，把握军权。这也是成化、弘治以及兵部都意识到问题所在，而不敢轻易去直接清理顽疾的原因。几代下来，都只能是边安抚边由朝廷给予补助。而朝廷的补助只能靠增加百姓和商业的赋税来填补，久而久之，大明普通百姓的赋税压力也是越来越重，各地农民起义、落草为寇的现象时有发生，此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