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吉当然不能让这种局面发生，尤其大汉皇朝的各种事业“方兴未艾”，霍光死了没多久，“尸骨未寒”。于是他和张安世连夜拟定计划，重拳出击。
首先，当然要连夜去找官二代霍禹商量，毕竟霍禹还是能听进去他们俩一句半句的，不过还是晚了，霍禹哭丧着脸说，谢恩表我都已经上了，现在反悔岂不是抗旨，会不会给皇帝冶罪？其实他心里还是想这么办，张安世、丙吉也没说啥，毕竟霍禹只是一个晚辈，政冶上的事情他还不懂。
他们两人意识到”此路不通，立刻改道“。既然注定要这么埋了，就只能在下葬的时候处理的简单些。首先，丙吉找到了韦贤，让老爷子去跟皇帝陛下说，霍光的葬礼，和太皇太后只出席吊唁，而不是戴孝守灵，否则于礼不合。皇帝陛下大概也正愁没有台阶可以下，当即很高兴地听从了老丞相的劝谏。
紧接着，就是在守灵的人员上想办法，尽量低调。按照汉代”视死如生“的传统，那得迁人去陵墓附近居住，弄得像一座城市一样，比如孝武皇帝的陵寝，从丞相往下都过去人了，前后几十万户，这在当时已经是规模相当不错的城市了。
但霍光的显然不能这么干，于是丙吉以朝廷名义，安排了一个陵长、一个陵丞负责驻守和祭祀，这个配置只在万人规模。霍家虽然不太乐意，但这可由不得他了，张安世、丙吉是霍光生前的副手，不是你的家奴，你不能动不动给人家脸色看，说句不好听的，这一条几乎是张安世、丙吉逼着做的，霍家的人你们也收敛些吧，别真给脸不要。
当然这都是小事，最重要的，是替霍光修陵的那些士卒，就地驻守。皇帝陛下其实惦记的就是这些精兵呢，那就由他心愿吧，常言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要是不答应，皇帝陛下下次指不定在什么地方算计你呢……
于是霍光就这么以皇帝的规格埋掉，却以卿大夫的礼仪举办的葬礼。当天的天气阴沉沉的，刮着寒风，下着小雨，随着棺椁落地的沉重声音，霍光的时代真的就这样悄然落幕。
朝臣们早就习惯了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在朝中”一言九鼎“、他的城府深，“丞相肚子里能撑船”、习惯了他”志比天高“，在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带领下汉军痛击匈奴，完成“孝武皇帝”未尽的心愿，如今霍光真的就这么去了，心里总觉得”空空荡荡“的。
可不管怎样，少了谁，大汉皇朝绝对不能乱，国运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去世而转换，天下百姓依然会在”浑浑噩噩“中生存，对他们来讲，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至于谁是大将军，对他们来说并不太重要。
还是天朝太祖说的好：”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大汉皇朝开国以来，经历过无数风云变幻，却注定继续要往前走，更大的成功还在后面呢。
在中国史学理论界有一句风驰电掣般的名言，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围绕着这句名言，各种各样的解释有很多，这里作者不作详细解释，只想带大家看看现实生活中的这样一个例子：
城隍，又称城隍神、城隍爷。是中国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一，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英雄充当，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守护城池之神。
上海城隍庙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当时的上海知县张守约将原先供奉着西汉名臣霍光的霍光神行祠，改建为城隍庙。但前殿仍然供奉霍光，在正殿城隍殿供奉当时由朝廷任命的上海城隍秦裕伯。因此有“前殿为霍，后殿为秦”的民间说法。
而说到城隍庙的前身霍光神祠，则相传始建于三国后期（260年左右），为吴主孙皓（孙权的孙子）所建。其与上海另外一座著名的宗教庙宇——静安寺，相传始建时间相当接近。
那么，生活在汉朝长安的博陆侯霍光是怎样成为上海首任城隍的呢？
相传，孙皓曾梦见霍光，称应在上海金山建一座庙宇，以保佑一方百姓。古代君主非常重视梦中的见闻，孙皓醒来之后，便下令在大金山地区建了霍光庙，祭祀大汉博陆侯霍光。从此霍光在上海沿海一带不断显灵，庇护百姓的传说不绝于耳，他也成为民间公认的上海庇护神。
”沧海桑田“，转眼又过去了接近千年的时光，到了宋代朝廷赐霍光庙“显忠庙”庙额，累封霍光为“忠烈顺济昭应公”，方志称霍光庙为“忠烈昭应祠”。
1293年，上海县令在方浜路上建霍光神祠。由于金山的那座庙宇已经不在，于是霍光神祠又被称为金山庙，作为其正统延续。一百多年后的明代，这座霍光神祠在原址上改建为城隍庙，同时供奉霍光和“钦命”城隍秦裕伯。尽管霍光并未获得朝廷的任命，但一庙两城隍的格局，却成为上海城隍庙独特的景象。
由此可见，作为一地安福的主管，城隍老爷始终是一位广受百姓爱戴的神化了的真实人物。而且，他的时代特征也非常明显，并且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城隍庙作为当时的难民收容所，从1937年11月9日建立到1940年6月30日关闭，不到3年时间就一共保护了30万难民，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庇护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有百姓自发将此前鸦片战争时期，著名抗英将领陈化成（他在战争中英勇捐躯）的塑像抬进城隍庙，加以供奉，希望他可以显灵，再次击败日军的侵略。
不过，由于当时已是现代社会，由封建皇权任命城隍的制度已不存在，于是，陈化成和霍光一样，成了没有委任状的上海城隍爷。此外，由于上海城隍庙建筑规模有限，很难再建一座新殿来供奉陈化成，后来，这位近代上海老百姓心目中的“新城隍爷”的塑像，便被安放于宝山陈化成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