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在中国，周琅也已经完成了内部的整合。
在全国各地推广了在广州试验出来的简单税制为主的商业管理办法，通过正规的，教授会计学和数学的学校，高效的培养着大量的新式税官。
民政上，王辅茞基本上沿用了传统的管理体系，所谓的皇权不下乡原则下，乡绅地主们依然是基层的管理者，过去能有多稳定，现在就有多稳定。
整个国家已经恢复到了白莲教起义之前的状态，当然大量的破坏不可避免，王辅茞去年到今年完成了一次人口清查，全国人口有两亿八千多万，比乾隆朝最后一次统计，足足少了一千万人口，这就是这次大乱产生的代价。
可是王辅茞却认为这乃是圣王之道，古来改朝换代从未有损伤如此之小的，这倒也是，那一次乱世不是减少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人口后，人地矛盾自行消失，然后慢慢转入盛世的，所谓的盛世有几分是统治得力，真的值得怀疑。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管理方法下，周琅认为好跟差都是有极限的，在效率上远远不能跟基于数字化的现代管理相媲美。
王辅茞管理的民政，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赋税征收工作，重新厘定了税率，跟满清时候一样低廉，但是取消了乾隆年间大量额外加派，总体收入甚至少于乾隆时期，但少的很有限，因为满清有永不加赋的虚名，而重新丈量土地之后，这一百多年间开辟出来的新田，纳入了征税基础中，抵消了取消加派带来的减少。
由于取消了境内税卡，对米价平抑的效果非常好，全国米价普遍回落，粮食产地米价少有上升。但商税并未因此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
周琅对商业的管理，并不能说有多么出色，因为他手下的执行者并不出色，但管理相对规范，这种规范取消了大量原本不该存在的限制。
比如过去的盐法，大大限制了食盐的生产，官府千方百计的垄断食盐的渠道，借此取得丰厚的税收，但对盐业生产的压制极为明显。周琅将制盐当作普通工场对待，只要申请牌照，并缴纳低廉的授权税就可以自由制盐。
结果从广东、福建到江南、山东一带，但凡是靠海地区，稍有家资的商人都积极投身开办盐场，甚至连过去的贫苦盐丁，也拿着自家的灶具，开办了煮盐作坊。盐产量急剧增加，尽管少了一笔固定的盐税，可越来越多的制盐作坊缴纳的税收也越来越多，已经达到了过去被官员勒索一笔，被盐商剥削一笔，在给皇帝孝敬一笔之后的盐税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两百万两，这两百万两盐税，是全国上下十万家制盐作坊和二十多万家盐铺缴纳的。
如果周琅愿意，其实现在就可以把盐税恢复到乾隆时期的水平，甚至更多。因为放开了制盐之后，大量原本不允许产盐的地方开始产盐，大量原本没资格制盐的商人开始制盐，这导致了食盐产量大大增加。
只要生产规模扩大了，何愁收不来税？
但税制改革还不是时候，目前这套税制依然是鼓励生产的。因为产量还在走高，新的盐场还在申领执照，这说明盐业依旧有利可图，盐业市场还没有饱和，还不到对生产进行征税，调节产量的时候。
由于自由竞争，过去那些垄断的大盐商现在日子不好过了，以前依靠官府垄断经营，划片区分配销售市场，他们有恃无恐，导致官员大量掺假，反倒是私盐质量上乘。现在大量新的竞争对手加入，只要申请牌照缴纳一笔低廉的店铺税就能够卖盐，中小盐商不再依赖那些扬州盐商的供货，大可以直接去盐场采购。直面消费者的盐铺们，也不该卖掺假的食盐了。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过去那种买盐甚至比买米的支出还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不说，盐的品质和增加了，于是守着漫长海岸线，却有大量百姓因为缺钾、缺盐得大脖子病的时代也跟着结束了。
食盐价格下降另一个现象是，沿海的渔民收入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增加，当然跟有些人直接开办盐场有关，过去渔民就有自煮自用的习惯，有些就转行做制盐作坊，更多的还是做老本行，可他们的老本行收益也大了，因为渔业本身的市场扩大了。
鱼是一种很难长途运输的商品，因为鱼肉容易腐烂，在没有冷冻技术的时代，只能运送鲜鱼，这就造成了运输成本远远超过鱼价本身的怪现象，内地老百姓普遍是吃不起鱼的，山珍海味能够并驾齐驱，可打猎得到的肉食是远不能跟捕捞相比的。
现在盐的价格大大下降，渔民就可以将捕获大量制作成咸鱼出售，内地市场就可以变成海鱼的市场了。中国这么长的海岸线，却是以传统的食用河鱼的国家，这种怪现象也在开始转变。
在粮食紧张，养殖业无法快速扩张的时代，显然没有什么养殖成本的大海捕捞前景是十分光明的，荷兰人的蛋白质涉入主要就是通过海洋捕捞，中国则是依靠植物蛋白，而且航期缺乏。
捕鱼业一旦发展起来，由会带动造船业的发展，从申领造船执照的数量上也能看出来，全国各地造船作坊高达上万家，绝大多数都是制造小型渔船的。
规范的管理带来的对手工业的限制，大大释放了中国勤劳工匠的能力，其他行业也出现了快速扩张的现象。这主要得益于运输价格的普遍下降，一个是海陆开始畅通，另一个是漕运上的各种勒索，税关都被取消。
于是从广东开始，接着是福建，接着是江南地区，手工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广东手工业带有外向型特征，得益于开放的政策，出口急剧增加，各种中国手工艺品流入西方市场；福建的造船业、铁业等在军工生产的带动下快速扩张；江南则是有自己雄厚的资本在支撑，在之前就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不需要外贸就能活的很好。现在洋人的商船可以直接停靠在宁波，停靠在南京，这些中国最优质，以前西方人只能艳羡的高端手工产品，也开始大量出口，靠本国市场就能发达的江南手工业，恢复速度和扩张速度比广东势头更猛。
贸易的扩大，又让关税大幅度提高，但依然只是一个小数字，一年只有两百多万两，把过去洋人交给广东的关税和各种陋规加起来，恐怕也就是这个数字。显然关税税率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工商业的恢复和快速扩张，让商税已经超过了一千万两，已经不再是一个随便忽视的税种了。中国现在还不能称之为一个商业社会，但商业成分绝对增加了。
这些情况，让大周政权的财政变得极为宽松，毕竟传统官府机构本就是一个低成本的官僚体系，王辅茞征收的那些农业赋税，养活一个比乾隆时期更清廉，冗员更少的政府是绰绰有余的。
周琅打造的商业机构，也是以简单税制作为基础，简单意味着好征收，好监督，也意味着成本低。
所以不管是为民政开支的户部，还是为商业机构开支的内务府，都有大量盈余。
盈余开始用来偿付以前的债券，让国债的信用大大提高，多来几次，一个被民众认可的债券体系也就建立起来了。
此时大周政权的对手，满清残部也在伊犁站稳了脚跟，获得俄国人支持后，他们得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训练水平也大大提高。
唯一的缺陷是财政开始变得紧张，本就没什么财政来源的他们，依靠游牧是不可能支持如此规模的军事力量的。于是嘉庆不得不开始对过去不征税的草原部落征税，这还是朱珪这个文臣提出来的，他认为既然俄国人可以向牧民征税，大清也可以，因为现在除了向牧民征税，他们也没有其他征税的对象了。
一边是征税，一边是拼命发掘新的财源，伊犁的经济一直是建立在游牧经济上的，但一直就有淘金的传统，嘉庆政权开始拼命挖掘那些金矿的潜力。由于失去了关内的管理机构，他们缺乏相关人才，只能从俄国聘请工程技术人员，对金矿进行扩建。
这些依然无法满足一个十余万人的军事力量和低廉到只要吃饱饭就好的简单行政机构的开销，于是他们开始在伊犁屯田。
让那些跟随嘉庆的文臣搞商业，搞工业，他们不行，可让他们屯田他们就很擅长了。
除了游牧骑兵之外，大量关内跟出去的陕甘绿营兵，变成了屯田兵，不但要为他们自己生产口粮，还要为整个伊犁的一百多万军民提供粮食。
那些从蒙古、东北、青藏高原迁来的马兵不会种地，他们也不能闲着，新疆有大量的草场，让他们养殖牛羊牲口为大家提供肉食，称之为屯牧。
嘉庆和手下的官员，想尽了办法，总算是在伊犁维持住了岌岌可危的财政。
他们依然以大清朝自居，可是在关内已经对他们有了专门的称呼：西清！
当年辽国被金国所灭，契丹权贵跑去中亚重建辽国，史称西辽；西晋被灭，司马氏到江南重建晋国，史称东晋；北宋被灭，北宋皇子跑到江南重建大宋，史称南宋；元朝被灭，元顺帝跑到了草原上，仍称大元，但史称北元。
不管君主有没死去，只要都城丢失，政权中心迁移，就已经改朝换代了。
中国的官员没有称满清为伪清，称呼西清已经算是客气的了。
但这个西清帝国他自己却不客气，一直憋着一股劲要打回关内来，而他们选择的方向，不是重走被他们毁掉的河西走廊，而是从外蒙南下！
经过大周三年冬以及之后大周四年一整年的休整，大周官兵早已养精蓄锐枕戈待旦等待着灭绝满清残余的西清势力，对方主动打来，双方不谋而合。
苟全部，三个主力军，加上招募的三个蒙古骑兵军，总计七万余人，出关北上，要在科尔沁草原拦住敌人，并且有机会的话，攻入库伦、乌里雅苏台等地，将西清势力从蒙古高原上驱逐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