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来到内阁的是丁绍轼。
丁绍轼看见韦宝这么早来，有些意外，“韦爵爷，今日要面圣吗”
韦宝点了点头“本来就是陛下招我入京的。”
“嗯，不过不知道陛下今天会不会上朝。”丁绍轼道“要不然你问一下管事太监，看看陛下会不会招你去宫内相见。”
“不问了，能见着就好，不能见着便随缘。”韦宝笑道“是陛下招我入京，也不是我自己要来的。”
“呵呵，韦爵爷倒是挺有道家风范，可惜现在的主上不是嘉靖爷那儿会了，否则你肯定更加受重用。”丁绍轼微笑道“走，上我值房喝口茶吧。”
“好啊。”韦宝想都没想便答应了。
对于和丁绍轼这种东林党大臣走的近，会不会引起魏忠贤的猜忌，韦宝现在是不在乎了的。
其实喝口茶，也不算走的多近。
丁绍轼闻言很是高兴，没想到韦宝毫不避讳到自己值房。
丁绍轼自然希望韦宝能靠向东林党，他现在在内阁已经是孤家寡人一个了，非常需要一个像韦宝这样的强援。
以韦宝现在的年纪，实在太年轻，想进入内阁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韦宝是英国公张维贤的女婿，又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同时横跨地方实力派和京官两条线，怎么样看，都能算是非常有实力的人了。
到了丁绍轼的值房，丁绍轼殷勤的为韦宝泡茶。
韦宝笑着东拉西扯，说些闲话，仿佛两个人挺熟络一般。
其实丁绍轼平时是很高傲的，韦宝并没有与丁绍轼多接触过。
两个人通过品茶论道，闲谈朝政。
韦宝尽量避开谈朝政，因为韦宝一来不懂什么，二来不想与人谈这些。
所以丁绍轼尽量往朝政上面引路，韦宝尽量避开，最终谈的最多的还是茶和道。
韦宝对道教挺感兴趣的。
大明这个朝代，也是道教的繁荣昌盛的巅峰时期。
道教的根本信仰是“道”，即“道”的教化和说教，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又是“大自然的规律”。
而道之在我者就是德，所以规定道教徒要“修道养德”。相信修道可以使人永远摆脱尘世的疾苦与烦恼。
在个人修养上，老子主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做到“不自矜”、“清静无为”、“清心寡欲”。
道教追求的理想境界有两种一是在现实生活中按道教教义建立一个理想的、公平的、和平的世界。
二是企图通过个人修炼延年益寿厚道成仙。道教的思想渊源还包括古代崇拜鬼神、巫术和神仙方术以及阴阳五行思想。
道教创立后，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有着重大影响。
要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必须了解道教和它的发展史，所以鲁迅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同样要研究中国茶文化，也必须研究道教及其思想。
佛、道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是佛教徒修来生，企求死后能往西天极乐世界。
道教徒修今生，盼望长生不老做神仙。
道教徒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注重研究炼丹、气功、医药、养生，所以名医多羽客，寿星出道家。
同时道教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些都和茶的自然属性，品性和功效紧密相关，所以道教徒说茶是“仙草”、“草中英”，因而爱茶、嗜茶。
道教经历了五代战乱，出现了衰微景象。
入宋，道教复兴，出现了两次着重道教热，第一次是在宋真宗时期，诡称人皇九人之一的赵玄朗是自己的始祖，于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
赐24代天师张正隋为“真静先生”。
第二次是在宋徽宗时期，“既隆道教，故京城佛寺多废毁”，开封寺院改宫观69所，僧尼改德士，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生设大斋，辄费缗钱数万，谓之千道会。”
许多士大夫也信奉道教，北宋晁迥“善吐纳养生之术，通释老书。”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文化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观念与教义修为，对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道教独特的服食炼养方式，促进了茶的发现、利用和向民间普及的过程。道家思想和道教的教理教义，不仅为中国茶文化注入了生机和灵气，而且是国人饮茶之“道”的最直接的来源。
道教信徒为了修道成仙、长生不老，创造了辟谷、吐纳、胎息、导引、服饵等修行方法。
在普通的道教人士看来，茶既然是天上神仙服食之灵药，其功效自是不同凡响，凡人食之，便可以上通仙灵了。
后来，茶这样一种草木类药饵，在真人道士的服食过程中的渐渐日常化、嗜好化，并逐渐在社会上扩散开来，于是，茶从一种功能性的药物，演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嗜好品。
起初，道教服饵以服食金石丹药为主，然而这一类丹药须通过鼎炉炼制出来，所采用的原料以金、银、铅、汞及各种矿石为主，成本非常之昂贵，且服食的风险很大。
草木类药饵则恰恰与之相反，虽然它的功效没有金石类药饵那样神奇，但是在养生延命方面依然可以达到可观的效果。
古语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苦苦纠缠于名缰利锁之中，不得自拔。何以解之
传统道教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不失为一剂良药。
首先道教让人们内心宁静。
在道教看来，人心浮躁不安、偏激失态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正确对待人生的得失和把握的尺度。
处置好之，才能成为“常清常静皎如月，坦然应对世事人”。因此，道教主张“清心寡欲”、“宠辱不惊”。
人作为万物中的个体存在，必须遵循事物运行的规律，树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祸福观与得失相互转化观，不以得喜、不以失悲，顺应自然、荣辱不惊。
其次道教指导人们正确看待名利。
有些人，一生为了名利付出很多。有的人，通过努力确实取得了成功，但在成功的另一面，却失去了许多人生乐趣甚至人的尊严。
而更有甚者，虽然努力了，但结果并不理想。
生活中，不必苦苦强求名利，或许是机缘还不够成熟，更不要怨声载道。对于名利，持“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立场。
只有对名利看得开的人，才会拥有达观丰盈的人生。
再次道教让人们对生活更加乐观。
道教讲“阴阳和合”，即认为事物都有正面与反面，有相互矛盾的现象，也有相互融和统一的方面。
主张看待事情不要执着于一个死角去思考问题，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大尺度的时间来看，任何事情是好是坏并不确定。
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在本质上和财富、地位、权力没有绝对关系。幸福很大程度上由思想、心态决定，心可以造天堂，也可以造地狱。
要开心，先“开”心，跳出心灵的圈套，钻出并打碎“牛角尖”，会使人感觉人生一下子海阔天空。
虽然韦宝尽量避开谈论朝政，但丁绍轼依然与韦宝聊的挺开心的，没有想到韦宝的知识挺渊博的。
丁绍轼是最清楚韦宝怎么金榜题名的一帮人，虽然不会在背后说什么，但骨子里是瞧不起韦宝这种靠歪门邪道上来的人，靠溜须拍马，靠手段获取了权势的人。
因为丁绍轼这种大学士都是靠科考正规途径，一步一个脚印上来的。
当然，他们也依托人脉关系，但他们自己不会认为属于溜须拍马，他们只会觉得命该如此，是他们的座主有本事，连带着，便该他们上位。
丁绍轼，字文远，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出生于贵池县一书香之家。
父名旦，岁贡，官湖广衡州府通判。
相传在他出生前，其父梦见一只白鹤飞到他家庭堂上，不久他就呱呱而出。
幼时胸腹有七个黑点，联缀酷如北斗星。幼即颖异，善于作文，文不矫揉造作，意赅言简。
性格长益深沉，有气度。
万历二十年，1594年选贡，二十二年应天乡试中举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四十三岁时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越三年，1610年，授翰林院检讨。
丁绍轼的升迁路线几乎与韦宝一模一样，但韦宝比丁绍轼当时的年纪整整小了三十岁。
有时候，丁绍轼自己也会感慨当官要趁早。
包括丁绍轼在内，所有人都知道韦宝是前途无量的。
韦宝即便从现在开始，不依靠任何人，只要不犯下弥天大错，三十岁入阁，都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丁绍轼当官之后，先是接母亲到京城生活。
无多时母亲病故，便告假扶棺回故乡安葬，守丧三载。
服丧期满，回京任原职，奉使册封华阳王入楚。
完成派遣任务后，顺道回乡拜谒父母墓，又以患疾病为由在家乡居住两年。
得诏命回京，领取两年供俸。
随即被任命为起居注。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典福建乡试。
继之又以病假在贵池休养三年。
这三年他认真阅读“二十一史”以为复职时实用。
并注意留心时政，揣摩国家大事。
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春，朝廷召其还京任职，绍轼以病辞谢，上不允。
天启三年擢宫侍，天启四年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日讲官。
绍轼说话声音洪亮，每讲经史及帝鉴图说都深入浅出，皇帝听了高兴。
一天，熹宗偶感小疾。
绍轼因帝鉴图说有唐明皇遣归方士一篇，就其中清心寡欲，节饮食，慎起居数语委曲陈说。
熹宗为之动容。
又一日，讲“博厚、高明、悠久”书义，引高帝事为配合，熹宗称赞曰“诸臣所进讲者，朕率不能晓，独此高鼻，指绍轼大声有髭髯先生进讲，朕能具悉。”
天启五年，1625年春侍幸太学，帝赐坐于堂上，众臣为他高兴。
这年八月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首辅是昆山顾秉谦，次辅是南乐魏广微、周如磐。
周如磐分管绍轼的礼部工作，故绍轼位居其后。
绍轼因能力强、业绩显，晋升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熹宗给四代诰命，荫一子任中书舍人，并赐坐蟒银币。绍轼上疏辞谢，帝不允。
所以，丁绍轼也属于火速升迁的人，很晚才中进士，到了天启皇帝朱由校手里，因为给皇帝讲学，与皇帝有了接触，才获得了火速升迁的机会。
这一点，也与韦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都属于得到了盛宠的人。
丁绍轼感谢皇恩，就国家如何备战备荒，防御外族入侵，尤其是京都的安全给熹宗朱由校上疏，阐述自己的宏观高论。
疏云，京师为天下之根本，天下城池的安危没有比京师更为重要。
要使京师固若金汤，应是守有守之兵将，守有守之兵器，守有守之粮饷、物资，而积谷储饷为京师安危第一等要事。今日京仓所积之粮，除本年正常支出外，能有多少积蓄，皇上应该问一问，做到心中有数。守城之兵将，谁分管何地、何事，万一战事发生，出现伤亡，谁接递谁，皇上也应过问，以做到从容递迁递去。
至于文武官员之任职，应该将其姓名一一书写在御屏之上，各司其职。管理兵器者，应知兵器之详细数；操练兵马者应精通战略战术；管理粮饷者应知晓补充粮饷的来源和运输渠道，管理火药者应做到安全万无一失。
对多年忠于职守者要嘉奖加衔，工作成绩出色者要越级提拔；对忘乎职守者，要罚无赦。若如此，则兵无不强，国无不富，守无不固，战无不胜，京师形势当是安定无虞。
熹宗大悦，以绍轼为忠恳为国，对丁绍轼大加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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