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风起于飘萍之末
“破虏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诛杀高起潜，夺其兵权，合兵一处，驱鞑灭虏易如反掌，此为上策？
难道不知你这是与造反并无二致耶？抑或是想你秦家家庙不存否？
休得怠慢不敬，赶紧说中策和下策。”
昨日秦浩明正要说计策的时候，被赵县县令打断，城内部分粮草被积水腌渍，需要将士抢救。
直到深夜方才理顺完毕，故而今日一早就找秦浩明旧事重提，哪知居然是这样一个所谓上策？
也就是秦浩明敢在他面前说这样的话，也就是他一副瘫倒在太师椅上懒懒散散，仿佛开玩笑的口吻，他卢象升才不至于生气。
换了其他任何人，说不得就是轩然大怒，抑或……
唉，秦浩明心里微叹一声，初次试探宣告失败。
自己小心翼翼，三分真七分假，挟着不败威名和卢象升对他的赏识，又巧借时局的发展，犹自难以成功。
可见，君子可欺之以方，然不可罔也？
卢象升对自己没有戒心，但超越原则的东西，他心中自有坚持。
“中策自然就是固守赵县，以不变应万变，坐等时局发展即可。至于下策，不提也罢。”
秦浩明显得有些意兴萧索，语气阑珊。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该做的自己已经都做了，自问无愧于心。
当一个庞大机构的最高领导层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整个机构就会像一口搁浅的鲸鱼一样，貌似身体强大，却连翻身都极其困难，只能任人宰割。
统一军队指挥权、粮饷补给、下一阶段的行动计划等，有多少事情需要协调统一，需要言明权利责任？
可惜崇祯帝坐在北京城里依旧毫无动作，仅派司理监李从化过来犒赏，实质性的解决方案没有一个，有卵用？
唉！
轮到卢象升长长叹口气，自己苛求过甚。
情况明摆着，建奴若是不攻城，天雄军将士能战之士二万人马都没到，如何是五六万建奴对手？
之前，秦浩明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利用建奴麻痹大意，不了解情况，颇和孙子兵法中：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可战争说到底还是要靠实力，堂堂正正方为正道。故有：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现在建奴摆明有所防备，合兵一处，能耐他何？
反观己方，三处人马合计十几万人，互不统属联络，委实怪不得他想要行不法之事？
“若是有伯雅、彦演任一人相助与我，想来都不至于陷入如此困顿之地。”
下策秦浩明不说他也知道，除了将自己的两万天雄军发起自杀性攻击，别无它法。
良久，卢象升再次仰天长叹。
秦浩明听完，以手掩面苦笑连连，竟然都不知道如何说才好。
说来说去，都是崇祯识人不明啊！
不论是孙传庭还是大汉奸洪承畴，据是明末大明朝廷少有的能人顶梁柱。
大汉奸洪承畴就不说他了，单是孙传庭，就和卢象升一样，真真是大明的肱骨之臣。
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类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情内向多谋的人物。
他是在天启年间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不断在家闲住。
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
于是崇祯八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
而当时的他，面对的情况，甚至比卢象升早期还困难，此时的陕西曾经乱成了一锅粥。比起卢象升有充足工夫练兵，孙传庭干脆在实战中锻炼。
他的兵源次要来自陕东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当地民风尚武凶悍，战役力本身不差，孙传庭到任后严明纪律，保障军饷，上上下下士气大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凶悍的秦兵，从饷银到粮食，大多都依托孙传庭发出的军屯以及陕西当地富户的供应，极少让朝廷买单，性价比极高。
有了这样一支性价比极高的军队，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
崇祯十一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
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
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
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由于“路线成绩”。
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赞同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
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
就这俩事，把杨嗣昌给惹怒了。
原本历史上此次清军入寇事情中，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
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
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
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脱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
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遏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
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呼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大张旗鼓。
崇祯十五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
无法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
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
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一万多新招募兵士，毫无作战经验。
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需潼关不丢，保住陕西，大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
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敦促孙传庭进兵。
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理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
然而崇祯十六年五月，崇祯再次严令孙传庭自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
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人生最后一战。
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五十万大军，孙传庭再度出战，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
故此，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
“卢督和孙督交情不错吗？”
历史已经不可追溯，缅怀旧事于事无补，更何况自己已经改变它。
倒是卢象升这话让他看到一丝新的的希望，因此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