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听了这话，忍不住打断了柳振民：
“注意言辞！这种犯忌讳的话你也敢胡说？这话要是说在洪武朝，现在你的九族早就一个不剩了！”
柳振民听了这话，冷汗直冒，不由想起当年崇祯训斥自己时，那句“你这话若是说在太祖朝，早就人头落地了”，心想这怎么还加码了？于是赶紧作揖道歉，而史可法犹嫌不足，继续教训道：
“再说了，孝陵那地方是你能住的?你就是真想生殉太祖，现在也不赶趟儿了；要是想生殉先帝，那他大行皇帝梓宫还在北京呢！”
柳振民在史可法气势逼人的责难之下，只能唯唯称是，一边继续道歉，一边转题道：
“是，下官失言了，请大人您海涵！但下官的意思是，咱们现在再也不可能再有一个太祖皇帝了，所以就不要过于纠结什么贤不贤的事了，只要有一位大明天子在上面坐着，您和其他大人带着我们这些小吏把下面的事情用心做好就是了，所谓天子垂拱而治吗！况且我也看不出桂王和潞王在治国理政上有什么过人之处啊？那潞王会下个棋，做个琴，就能扭转乾坤了？陈后主，唐后主，哪个不是文才风流，但这耽误他们亡国了吗？那宋徽宗还会写瘦金体，画花鸟鱼虫呢，又有什么用呢？不照样把大宋折腾没了了？难道他肉袒牵羊的时候能比别人多点儿花样儿不成？”
史可法本就不属意潞王，听了这话频频点头，但柳振民随即又把枪口对准了桂王道：
“再说那桂王，连下棋弹琴都不会吧？而且还是个病秧子，您让他这么千里迢迢地过来，说句犯忌讳的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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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熬得到南京吗？”
史可法被柳振民这入骨三分的问题弄得有些烦恼，既答不上来，便忍不住说道：
“那你说该怎么办？”
柳振民见自己终于拿回了话语的主动权，微微一笑：
“您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敢作敢为能干事的，为什么不立我刚才说的唐王？他当初亲自带兵北上勤王，而且敢于和叛军数度交锋，最起码也是打了个不分胜负，比起那些见敌即走的将领，恐怕还要强上不少吧？您之所以不考虑他，还不是因为他血统疏远，不能服众吗？既然如此，那您不还得选福王这个应当应分的吗？况且您刚才列举了福王七点不足，但您自己也说了，这最后一条就是干预有司啊！您想啊，这样一个在藩国当着世子的时候就敢于擅权的人，如今离南京不过咫尺之遥，自身顺位又理所应当，眼看就要到手的皇位却让您们几个弄飞了，您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您想想，神宗皇帝（万历）的子孙，有善茬儿吗？”
史可法听了这话，再次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才略显迟疑地说道：
“应该不会吧，他现在毕竟只是个藩王啊。”
柳振民一听这话，不禁抬头看了一下房顶：
“哎呦，史大人，他福王现在毕竟只是个藩王，那桂王难道就不是？潞王难道就不是？史大人，再说句冒犯的话，您又何尝只不过是个南京的兵部尚书？现在半壁江山易主，君王大位空悬，谁能率先扶立大义名分，谁才能占据先机，主宰中枢啊！”
柳振民说完，史可法又不说话，似在沉思，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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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民只好继续说到：
“史大人，古人说的好：先发制人，后发而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啊！现在如果您非要去粤西舍近求远，我担心福王在江北就要先发制人了。再说了，如果立了别人，那您对他这个原本的天然人选又该如何处置？他又该如何自处？他自己现在又何尝不是势成骑虎，不得不发呢？”
史可法听了这话，仍是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柳振民，于是柳振民便干脆把话挑明道：
“而从形势上看，现在大明的首都在南京，重兵却都在江北，这就犹如当年宋太祖赵匡胤从汴梁带兵北上走到陈桥驿时一样！福王较之于宋太祖，虽不可以道里计，但他如今挟序握势，如果登高一呼，那江北诸将如黄得功、高杰等，哪个是简单人物？他们未必不会趁机响应，谋取拥立之功啊！您如今却想千里迢迢请桂王过来，那对此到底有没有准备？这几个月的来往时间里，能不能把这些骄兵悍将们弹压得住？说句让您不快的话，我在南京兵部待得久了，真看不出您在如此境况有什么下制衡他们的办法。如果福王真的在江北发难，您那时的处境，就很尴尬了！”
柳振民的这句话，像是戳中了史可法的命门，让他一下子愣住了，抬头看了柳振民好一会儿，然后又低下头，再次沉思起来。
柳振民觉得史可法好像是要转念头了，改弦更张似乎有戏，便焦急地在一旁等待着，想要再补充几句，结果史可法一直没有说话，又过了许久，才终于站起了身，拍了拍柳振民的肩头，说道：
“振民，你先回去办公吧，你的话，我再好好思量一下。”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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