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了九月，乌克兰的春小麦就进入了收割的阶段。有着前面谈判的基础，加上过去在苏联留下的人际关系，施托尔科在苏联的日子过的还不错。
相比其他被重点盯防，受到重重限制的西方人，他在苏联的自由度要大的多，还经常接受到各位高官的邀请。
但是在具体事务的运作上，他就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他在大学阶段就成为了苏联导师的忠实信徒，后来一直从事的也是政治方面的工作，对于商业运作完全不懂。
这次来到苏联，各方面的联络进行的都非常顺利，就连以前丢掉的社会关系，这次也重新捡起来了。
不管是莫斯科，还是基辅，敖德萨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工作也都非常支持。
似乎一切顺利，但是涉及到了具体事务方面，进展却非常缓慢。
乌克兰的小麦已经收割了，入库的粮食他也看得到，各方面的程序也都办妥了，运输粮食的专列也都安排好了。
可是总有这样的，那样的事情拖了后腿，这样的，那样的事情影响到了粮食的运输，导致现在粮食还在仓库，火车还在车站，就是运不走。
他没有参与过这种综合事务的运作，也无从分辨这到底是苏联人有意为之，还是确实有困难。大部分的时间，他都陷入了这种推诿和应酬之间，脱身不得。
来了苏联半个多月，一大半的时间他几乎都在醉着。这些家伙实在太过于嗜酒了，如果哪天没有被灌醉，他都觉得是自己的幸运日。
对于喝酒，他也确实有点厌烦和害怕，期待着周南早日到来，他就解脱了。
而周南想要来苏联，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英国的经历也给了瑞士方面更高的警惕性，他们这个时候，绝对不会让周南这个重要的国际问题专家，再陷入能力输出被稀释的处境。
所以，联邦议会在征询了周南的意见之后，在九月二十三日举行的周一例会上，正式提名了周南作为自由民主党的党员，成为联邦委员会的特别顾问。
这个顾问一职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在议会也好，在联邦委员会也好，有许多的部门和各种专业的委员会，也有许多各行各业的专家被聘请成为顾问。
但是直接成为联邦委员会的顾问，周南还是第一个。
联邦委员会是瑞士的最高行政机关，七位联合执政官也就是名义上的总统，每一年轮流担任一个主席职位。
这个主席职位是没有特权的，并不低其他六个人的权力更大，唯一的作用就是在外交礼仪方面，可以作为国家首脑跟外国元首联络。
联邦委员会除了七位委员，还有一位秘书长，被称之为第八委员。秘书长主要负责主持会议，也被称之为总理。
另外有设立两名副秘书长，其中一位负责记录会议内容，并且作为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举行政府通告。另一位副秘书长负责内部事务的协调。
这十个人，就代表了瑞士的最高行政机关，严格来说，就只有七个人。
瑞士的十九个国家部委，就由这七个人负责领导，每个人单独管理两到三个部委，但是只是负责日常事务，所有的决策都必须要通过委员会的决策。
瑞士政坛各界经过了认真的思量和讨论，决定增加一个副秘书长的职位。不过这个决定必须要等到明年的换届选举，议会举行选举大会的时候才能提出来，所以先安排这样一个职位让周南过渡一下。
有了这个职位，如果再出现英国这样的以民间机构的名义发出的邀请，周南就可以直接拒绝。以前的瑞士想要支持周南是名不正言不顺，只能以周南是瑞士国民的借口来斡旋。
但是现在周南成为了政府的特别顾问，不管什么样的邀请，周南都可以直接拒绝。
周三的联邦委员会每周例会上，以前只有十人参加的会议，第一次变成了十一人。
首次参加会议的周南受到了媒体的热捧，联邦宫的外面，挤满了世界各国的记者。
被媒体淡忘了一段时间的周南，重新又成为了媒体的宠儿。
不过周南这次并没有接受任何采访，两个警卫跟在他的身边，也没有任何记者敢冲撞他。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站在警戒线以外，尽量用各种问题来吸引周南的注意。
可惜的是，周南让他们失望了。他虽然依旧平和，脸上带着笑意，但是没有回答任何问题。
会议从上午十点开到了十二点半，讨论的问题包括了各部委之间的协调，国际政策的改变，外务活动的安排，以及七位执行官的对一些重要决策的投票。
第一次参加会议的周南并没有发言，只是在他们有问题咨询的时候，才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这些问题也主要是一些国际事务的判断和建议。这是瑞士，是周南目前的国家，所以周南也毫无保留，针对任何问题都给出了自己认为的最佳方案。
十二点半，十一个人在餐厅共进午餐，这也是每周例会的惯例，在餐桌上，依旧在讨论一些需要决策的问题。
吃过午饭，只有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会议继续，并且持续到下午三点结束。
实际上，在两点半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有些疲倦了，也把所有的问题都讨论完了，但是依旧拖到了三点才散会。
其他人都返回了各自的办公室，或者出外参加活动，只有副秘书长佛斯沃特，身为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要出席后面的记者招待会。
周南经过了一番考虑，还是决定参加这次的新闻发布会。因为这不仅是他的第一次正式亮相，还是给世界各国发出相应的信号，以后的他，可是瑞士政府的官员了。
在发布会上，佛斯沃特向外通告了一些政府的决策，然后就到了记者提问阶段。所有的记者关注的并不是他，他也很清楚这一点，对着周南笑了笑，悠闲地坐在一边喝起了咖啡。
“周先生，你现在就进入了政坛，是不是代表你以后将会成为一名职业政治家？”
“我永远也不会成为职业政治家，因为如果成为了职业政治家。也就代表我将会失去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旁观视角，失去了我在理论方面公正性。我以后的职业依旧会以学术研究为主，并且明天在伯尔尼大学，就会为学生们讲一堂课。”
“周先生，你现在的日程经常被排的很满，以后还会写书吗？”
“当然，写书就是我学术研究后的结果呈现，没有这一步，又如何让大家知道，我究竟在研究什么呢？”
“周先生，你这次从英国返回，同行的就有来自英国王室的安德森侍从官，这是不是代表，你与英国政府之间也有合作呢？如果是这样，你此时任职联邦委员会，对这件事有没有影响？”
“据我所知，英国王室虽然身为英国的名誉领袖，但是并没有任何行政权利，也不涉及任何行政事务的管理和政策制定。我在英国期间，与乔治国王进行过多次会谈，对一些国际问题也有同样的认识，所以他以个人名义，委托我对一些他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论证。但是，这只是个人行为，不涉及任何政府层面的合作……”
应付完了这些记者，周南离开联邦宫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他并没有留在伯尔尼，而是坐上了汽车，返回韦吉斯。
两地相距只有一百公里，开车也就是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他宁愿回到家里面对工地，也不愿意留在伯尔尼，因为在家里，有可爱的奥黛丽啊。
在伯尔尼大学的国际关系课，周南认真分析了瑞士作为一个中立国家，政治上孤立的必要性，经济上参与的重要性。
这门课，他虽然靠着自己另一世的研究在教学，但是同时也是在学习。因为瑞士在国际上几乎算是特例，他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
但是现在他身为一个瑞士人，身为联邦委员会的顾问，学好这门学科比掌握其他任何学科都更重要。
九月二十八日，驻守在纽伦堡的瑞士观察员发回来了纽伦堡审判的最新结果，这场已经持续了一年的大审判，终于要结束了。
对于审判结果，周南早已经就知道了。这场审判不过是东西方政客的一次平衡和妥协，关键的不是处理了哪些人，而是处理了那些人之后所传达的意义。
接到了消息了周南，第一次以公职的身份，写了一篇纽伦堡审判后期，欧洲各种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展望。
在这篇文章中，周南第一次提出了警惕柏林政治危机。
这篇文章不会公开，一开始只会在委员会的十个人之间观阅，只有在委员会取得了通过，然后才会下发给议会的相关委员会。
再进行论证之后，然后交给议会审核，议会通过之后，再反馈给联邦委员会，然后联邦委员会开始按照决策执行。
对于东西方来说，柏林政治危机是危机，但对于东西方桥梁的瑞士来说，这次的危机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苏联的情节，以前的设想触及雷区，要重新构思。今天头疼了一天，下一章会稍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