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应元有些慌乱，这一开这个头儿，造成无数血仇可就化不开了。
江南的人，谁不知道，军头高杰的未亡人邢夫人，现在居然握住了兵权后，接受了帝都的支援，却恶狠狠的将魔爪伸向了南方的各州，声言谁敢称帝就打谁。
何必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惹来兵灾啊。
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就是这样了，如果真是苦主上门，外乡人和本地豪绅之间的PK，自然是有所偏向，但是现在，人家一看就是传说中的帝都来人，和人家硬顶，不是给全城百姓惹祸吗。
阎应元不断在下面喊话，当然了，似乎也是没用。
不过，远处的土路上，远远的却奔来一群人，他们虽然手持农械，却是气势汹汹，却不是传说中的宗族大军不是？
“有意思。”
李向前指了指，说道：“江南这地方，不比北方，宗族权势太大了。”
阎应元有些冒汗，说道：“这都是不明真相的乡民，待我去劝服一下。”
看着李向前似乎见鬼一样的眼神，阎应元赶紧奔过去，和那些听闻曹家出了事后，就奔袭过来的宗族壮丁们解释起来。
这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又坏了。
什么？北方人来我们这里抓人，你不但不拼命阻拦，还在这里让我们散开，对了，你小子也是北方人！
果然都是一丘之貉啊。
阎应元也被骂了不少，作为外地人，他为了在此地站稳脚跟，确实需要付出很多，做事要公道，每日勤奋不敢懈怠，最关键的是，统治基础可就是这些人啊。
曹家既然是做了几十年的举人，虽然考了几次帝都的科举，就因为那些东林党把持考试把持的太厉害，吃干抹净太恶心，因此早就放弃了，但是靠着这个举人身份，原本一个被讥讽歧视的屌丝穷秀才，才一下子变成了拥有千亩良田的大人物。
作为曹家的头面人物，曹举人可不能出事，曹举人出了事，之前投献托庇逃避的农税，不就又要交了吗。
虽然那十几个疯疯癫癫的家伙也嚷嚷着什么免钱粮，但是外乡人说话哪有自己人说话可靠？曹举人说他们是该死的，他们自然就该死。
朱元璋大小就吃苦。
因此当了皇帝，作为一个可以歧视一下读书人的人物，他思考的方向却有些不对。
他想的是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大明朝的体制建立起来，就可以延续下去，什么匠户做工，军户当兵，多么和谐，多么……
同时，只有鬼才知道朱元璋小时候那些奸商给他留下了多么可怕的印象，估计那些人算是对中国的商业发展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
仇视商业不是一句空话。
比起南宋时候，大半收入，哪怕只有江南半壁，都可以找机会与北方敌人抗衡。
朱元璋对商业的作用缺乏认识，在对待商业的国策上，充满了倒行逆施，纵观中国历史，虽然一直有农本商末的看法，但从汉唐到两宋，商人的地位还是在不断上升的，商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姓，也越来越高，到南宋时，甚至已经取代农业，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哪怕是异族入主中原的辽金元朝，商业也同样兴盛发展。
其实商业的本质在于流通，除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外，兴盛的商业还必然会为整个民族，注入开放、进取、自由的风气，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国家是不会变得死气沉沉的，而当一个地方的优势产品，可以在这个帝国经济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有自己的拳头产品，而那些分离主义倾向，会在第一时间被这些产业者活活打死。
但小农出身的朱元璋，看不到商业带来的好处，而只看到这种流动对小农静态经济的冲击，因为他的家庭，是在一次次的社会波动中，由自耕农沦落为佃农，由佃农而终于几乎全部饿死的。也许是同年的经历过于惨痛，使他终生都在追求一种稳定无波的国家状态，为此要极力消灭一切会引来社会波动的因素！
估计，就是某位奸商老兄，给幼小时期的朱元璋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吧。
明白了这一点，再去解读朱元璋，便会理解他建国后的所有行为，基本上，朱元璋的治国之道，便是左手消灭贪官污吏，右手着力打击富商和贸易，并终身致力于，让所有人都按照他分配的角色，一辈接一辈的不要改变。
他并不是想创造一个均贫富的理想国度，他的所作仍然是为了自己的江山可以千秋万代，因为对读书人的鄙夷，和对自己白手起家、建立偌大帝国的骄傲，朱元璋完全不理会别人的意见，坚持按自己的经验，构建他的帝国，他相信当社会出现大幅度的贫富分化，大量的小农将失去家园和土地，也就失去了厌恶社会波动的特姓，最终由社会的稳定因子，变成毁灭社会的恐怖力量……曾经种过地，放过牛、当过和尚、要过饭，最终走上造反道路的朱元璋，比谁都坚信这的一点。
所以，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仇富、最歧视商人的皇帝。他认为，只有那些汗滴禾下土、种出粮和棉的劳动才是劳动，而商人们整曰游手好闲，从来不生产任何产品，却过着富比王侯的奢华的生活，显然，是社会的寄生虫，他们和贪官一起，是造成贫富悬殊的罪恶源泉，必须要从自己的国度中清除。
所以朱元璋认为从事商业活动是非法的，不承认商人的身份，在户口制度空前变态的明初，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户籍，当兵的一辈子都是军户，当匠人的是匠户，还有民户、灶户、铺户、酒户、医户、菜户，就连失足女、龟公都有个乐户，但商人们却没有自己的户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帝国政府无视，但个人的力量想要改变社会规律是不可能的，哪怕强如朱元璋，也不可能扼杀社会的需求，这在明初时尚不明显，因为当时国家十室九空、赤贫如洗，增加人口、恢复生产才是最主要的，对商业需求在历史的最低点，但经过几十年的复苏，随着经济的恢复，以及强势皇帝的入土，商业再一次兴盛发展起来，但悲哀的，大明并不能像前朝那样从中获益，太祖不承认商业，商业税自然无从谈起，这种会深刻影响社会的东西，如果没有借助开国时天翻地覆、任君勾画的朝气制定下来，想在后来加上，往往就千难万难了。
因为商人们早就依托各种户籍，从事经营活动，且因为国家不能对他们的正常经营提供保护，便只能托庇于地主豪强，官员贵胄，早与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朝廷想收商税，无异于虎口夺食，得先斗得过那满山的老虎才行……且因为朱元璋的愚蠢态度，让反对商税的官员，有了祖宗法度这面无敌神盾，谁也攻不破，谁也奈何不得。
朝廷不能因商业的繁荣而强大，商业的繁荣也对那些长期处于贫困、灾难的省份没什么帮助，相反的是，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去阻拦收取商税的行为，其实还有些不可告人的因素，比如说官员们大都是南方人，不想让朝廷打富人的主意之类。总之，在这个割裂的帝国中，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却在南方。
这里面第一个问题是，儒生。
我们之前说过，三代贫农，慢慢养出来一个可以脱产读书的人，如果运气好，基因好，说不定有机会中个秀才。
秀才已经是每个县最顶尖的人物了，而每次秀才考举人的乡试，录取率基本上都是个位数的百分比，5%那种。
而进士考试也许好一些，但每三年不过三百人，竞争之残酷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情况下，对于普通平民之家来说，想要靠科举改变命运，就难上加难了。
而过去一百年间，也许南方有倭寇这样的边患，各种民乱也没有停过，但北方却渐渐失衡了。
大明的科举演进历史，就是一个南方越来越强，强到最后，大半的官僚都变成了南方人。
这一点来说，出身江南的朱元璋做的地道，南北榜这个东西，算是一个救命稻草。
但他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
而当了官的人，自然也投桃报李，回报自己的金主们。
终明之世，商税始终无法占据财政收入的大头，根子就在于此了。
而朱元璋所谓的“重农”，以及举人身份不再是好像宋代那样也就是一次性的玩意儿，固然让地方上的人有一些大明体制的捍卫者，但同样的，也造成了宗族的抬头。
一旦一个穷鬼秀才考中举人，那这个人立刻就会得到无数投献，最快的自然是他所在的族里，自然都挂靠在旗下，不必完粮纳税了。
这种事情，几乎无人可以抵偿啊。
而出身农家的朱元璋，只希望给小民一条生路，却忘记了过犹不及的情况，于是，宗族裹挟民众，对抗司法，私挖矿藏，各种不法，自然多的很。
而那些地方官，见到横的，却也是没有办法，于是就将赋税的重责都压在了那些小门小户，或者老实人头上。
老实人，你那可怜兮兮活该去死的本质，连古代人都是认可的哦。
宗族抬头，是大明朝体制问题的表现，是其国家机器外不能抗外敌，内不能理秩序的表现。
此时就是这样，李向前绝对确认，这些宗族们调动起来的效率，绝对比不上官府征召他们的速度。
“鸣枪示警。”
李向前吩咐一句，立刻有人朝天开枪，一下子吓住了周围蠢蠢欲动想围过来的人群。
李向前拿过扩音器，喊道：“全都给我后退！想吃枪子吗！”
他走前两步，看着那些百姓，他们看起来都老实的很，不过却是相当的可怕，一旦被煽动开来。
“扔他！扔他！他的枪打不远的。”
虽然没有人教给他们，这些乡民却无师自通的学会了后世的巴勒斯坦人如何对抗以色列军队的手段，扔石子……
后世的时候，巴勒斯坦人因为内外各种问题，逐渐在对抗以色列人的过程中越来越弱势，原本还有枪有炮呢，但逐渐失血后，巴勒斯坦人最后只能用石子对抗以色列人的先进武器，用逃跑对付那些先进的无人机轰炸了……
不过，对于这些乡民，这却是效率最高的手段了。
李向前无奈，稍微一指挥，就把曹举人全家男丁堵在前面，石子扔中了曹举人的儿子等人，都纷纷呜呜哀嚎起来。
看到这样，自然是停手了。
阎应元慌忙拉架起来，“大伙停手，这是帝都来的大人，是要进城问案的，你们这样是要激怒帝都，反而是害了曹家一家子啊。”
阎应元也算是名人，不少人都知道他，而现在，这些外乡人果然够卑鄙，用我们曹家的人做挡箭牌。
李向前记忆起来，后世的时候，入村抓捕最难的一点，就是村民无理的维护，偏巧警察的帽子扣下，还不能对百姓动手，而人道主义的狗屁，使得许多干警一边被村民围攻，一边还得保护犯人。
“新时空就是好啊。”
现在多好，早点学会用犯人做挡箭牌，自然是无往不利的。
此时，城墙上忽然出现了声音：“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敢扣下本县的典史！”
李向前举着扩音器，喊道：“我们是帝都来的，马上开城门，我们进城是找你们县令有正事的，不开门，我就只能硬闯了！”
“你们先放了阎典史，再放了曹举人一家，这里可是我大明治下的地方，容不得你们来横插一杆子！”
李向前冷笑一下，喊道：“我先放了阎先生，让他和你们说，告诉你们，人权是大于主权的，是大于地球的，是大于民主的，是无限大的，我们既然有了确凿证据，那么就有权力来审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