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911年醇亲王摄政，继续变法，成立责任内阁、资政院。四川爆发“保路运动”。
登极大典时，3岁的溥[pǔ]仪哭着闹着找妈妈，不肯在龙椅上待着。醇亲王跪在宝座旁扶住他，一叠声地安慰孩子：快完了，快完了，马上就完了。
旁边的大臣听到以为不吉，新君登极的日子怎么能说“快完了”。
谁知道一语成谵，清朝没几年就真完了。
醇亲王虽然贵为摄政，接了慈禧的位置，但他远远没有慈禧那样的权威。朝廷内外并不买他的帐。尤其是南方各省，在慈禧还活着的时候就几乎独立，现在慈禧没了更放肆了，要求朝廷给与更大的权力和自由。
朝廷内外要求醇亲王继承慈禧的遗志继续变法，尽快实现立宪组阁。
慈禧临死前已经定下基调：皇帝以后不再直接插手国家事务，把朝政交给内阁和国会去办，国会立法，内阁实施。但国会的决策必须由皇帝批准才能交内阁实施。皇帝不签字国会立的什么法都是废纸一张。并且皇帝掌握着军权、财权，有组建内阁和解散内阁的权力。
实际上这跟以前没什么两样，皇帝还是保留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国会对皇帝没有任何反制力。
当时就有很多人反对。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但有老佛爷镇着，没人敢太兹歪。
但是现在老佛爷死了，大家反对的嗓门开始提高了，要求给内阁和国会更大的权力。
这里所说内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内阁，而是立宪制下责任内阁。老式内阁是一些大学士组成的内阁，新式内阁是各部部长加正副总理组成的内阁。
老内阁其实已经废了。自从雍正帝建立了军机处，内阁就已经被架空。军机处原本是一个临时机构，只讨论战争该怎么进行。但战争结束后，雍正没有取消军机处，继续跟军机处讨论国家大事，因此军机处也就取代了内阁。
国会是个新事物，但从职能上来讲相当于“三省六部”的中书省，负责制定政策、法律。只不过中书省的成员极少并且是皇帝任命的。而国会成员多并且是下面推举的。国会制定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财政预决算、法律法规、税收标准等，并且有权否定国家首脑的决定。
大家最感兴趣是国会。慈禧在世时，各地就一直请愿要求尽快召开国会。慈禧给出一个九年计划。大家不满意，希望缩短年限，尽快召开国会。
有了国会就能立宪，就能依靠宪法限制皇帝的权力，扩大官民的权力。大家受西方影响已经有了民主意识，开始积极争取民主权力。
争取民主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文斗有武斗。官员不断上书、请愿。进步人士成立各种党派、学社、团体宣传西方政治思想。以革命党人为代表的激进分子不断进行起义，希望借助武力推翻满清政权。
当时还发生了革命党人汪精卫刺杀醇亲王事件，虽然刺杀未遂也吓得醇亲王不轻。汪精卫被判终生监禁。这得益于新法律，要搁以前早已经被凌迟处死，最轻也得枭首示众。
醇亲王架不住下面文斗武斗，只好妥协。
醇亲王启动资政院议员选举，以资政院作为国会的过渡。
过渡国会的议员一共有二百名，由朝廷指定一半，民间选举一半。说是民间选举，并不是选民直选，而是省咨议局推举。
1910年，资政院召开第一次年会。
与会代表提出的第一个议案是“速开国会案”，要求尽快立宪建立国会。随后又提出“弹劾军机案”，要求建立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
朝廷驳回议案。但议员们坚持自己的议案。社会各界也纷纷赴京请愿。醇亲王面对各方面压力最终做出妥协，改九年立宪为三年，建立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
醇亲王建立的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13个国务大臣里面有8个是满人，其中5人是皇族。内阁正副总理三人，总理是皇族，一个副总理是满人。重要部门的部长全是皇族或满人。也就是说内阁的重要权力全部掌握在满人和皇族手中。所谓以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不过是左手倒右手。
醇亲王希望以“皇族内阁”安抚鼎沸的民意，没想到“皇族内阁”一上台就给他闯下一个弥天大祸。
“皇族内阁”的第一号令宣布铁路国有。这条政令直接引爆了四川的“保路风潮”。
这话还得从四川自筹资金修铁路说起。
洋人在打开中国国门之后，开始在中国搞现代化建设，比如建电报局、电话局、修铁路什么的。当然这不是学雷锋做好事，而是为了他们经商的便利。
有人说铁路这东西掌握在洋人手里可不是个事。交通权也是主权的一部分。但凡独立国家都是自己掌握交通权，不受外人干预。交通权掌握在别人手里，主权也将受制于人。东北铁路就是例证。日俄以护路为名驻军东北严重危害我们的主权。另外，洋人的铁路，让谁使不让谁使，洋人说了算。这对我们非常不利。万一跟谁打起来，洋人让别人用火车运物资运军队，不让我们用。人家坐火车，我们地下跑，这仗可怎么打？
朝廷一想也是，决定自己干。但修铁路需要钱啊，并且需要大量的钱，而朝廷偏偏缺的就是这个。怎么办呢？有人出主意叫官商合办，就是政府和商人合资修路。
于是，在政府的主持下，四川成立了铁路公司。工程预算五千万两白银。政府出资1000万两作为启动资金。其他资金让四川自筹。
四川商人踊跃投资，很快集出1100万两。
商人集资1100万两，超过官方投资的1000万两。商人要求按照股份公司的规矩控股铁路公司。官商经过谈判，公司改官商合办为商办。政府撤回1000万两的投资，并且逐步退出公司领导层，将铁路交给商人来修。天才一秒钟就记住：(
公司启动资金有了，后续建设资金还没着落。政府决定在每年征收租赋的时候加收四川百姓3%的“铁路捐”。“铁路捐”不白捐，凑够50两可以换铁路公司一股。这就等于让全四川的百姓都入股公司修铁路。
几年后，商人的集资加上百姓的“铁路捐”总计达到1400多万两。修路工程开始按部就班地进行。
商人进入公司管理层。公司总理（总经理）由一个变成三个。官方总理被商人架空。商人开始查账，准备接管财权。这一查不要紧，出事了。
以官方人士为主的公司领导层觉得银子趴在账上睡大觉太可惜，就拿去做投机生意，希望快进快出，挣把快钱。没想到就那么点背，做什么赔什么，越想往回捞赔得越多。到最后一算账，赔了500万两。
商人不干了，要求追究责任、赔偿损失。政府将原公司总理撤职查办，将直接责任人下狱抄家，但拒绝承担公司损失。
政府认为公司现在的性质是私有企业，自负盈亏。你赚钱不归我，凭什么赔钱让我兜着？政府已经退股了，没有义务为公司亏损买单。
商人认为投机生意是你们政府人干的，赔钱就应该由你们政府来承担。
双方开始争吵不休。
就在这时，“皇族内阁”上台了。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国有。不仅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先前获批的商办铁路也都收归国有。
这是盛怀宣的主意。盛怀宣在皇族内阁里担任邮传部大臣。邮传部不光负责全国的邮政、电报电话，还负责全国的船政、路政。
盛怀宣认为：“川汉铁路筹款靠租捐……全路工竣，需数十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无成期”。他说靠加税一点点凑钱修铁路根本不可能。他建议把铁路收归国有，由国家筹款修。国家没钱可以向洋人借，以筑路权换取贷款。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国人的仇外情绪。洋人垄断中国铁路被国人视为国耻。政府出卖路权向洋人借款被视为卖国。
盛怀宣因此被称做“卖国贼”。
铁路国有的政令下达后，广东、湖南、湖北随即爆发抗议活动。四川的反应尤为激烈。
四川商人要求退股。你把铁路收走了，钱得退我。
政府没钱可退，一不同意退股，二不包赔损失，决定将商办公司现有资金转为官办公司的股金。先前做投机生意赔的钱由股东自己承担。换句话说，股东的股权缩水了。
政府这个决定可谓火上浇油。
商人挑动四川百姓跟政府闹。他们抓住政府两个问题大做文章，一是减少股民股权，二是把路权出卖给洋人。商人控制的报纸宣传满人将铁路出卖给洋人，激起了百姓愤恨。百姓把这事理解成政府不仅坑百姓的钱去讨好洋人还出卖了四川的筑路权。
四川老百姓被政府强迫交了捐，成为公司的股民。现在一纸通告告诉大家，你们手里的股票贬值了。老百姓能干吗？
自从列强侵略中国以来，老百姓一听到“满人”、“洋人”就恨得牙根疼。满清政府在百姓眼里就是一个卖国政权，签了一大堆卖国条约不说还让洋鬼子骑在中国人头上拉屎拉尿。为了向洋人交赔款，不断强迫百姓加租加税。百姓早已忍无可忍。
抗议浪潮随之而起。商人和百姓罢工、罢市、抗交租税、游行示威。
革命党人、立宪派、哥老会（洪门的一个分支）、同盟会（孙中山建立的革命组织）也趁机参与其中，添油加柴。
眼看四川越闹越凶，清廷给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
赵尔丰得令，抓了一批带头闹事的以儆效尤。没想到数万成都群众围攻总督衙门，要求放人。赵尔丰大怒，胆太肥了，敢跑这闹事，下令开枪驱散。
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有说几十的，有说几百的。这事被同盟会冠以“成都血案”宣传出去。
同盟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以保路为推翻满清的工具”，“组织革命军”，“离间官民”，“故意领导民众，暴动于省城之中”。同盟会组织革命军举行暴动。
抗议活动很快转化为暴动。百姓揭竿而起，赶走官府，宣布独立。
清政府急忙从周边地区调兵增援四川。
湖北的军队被调往四川，湖北的革命党人趁机发动起义，占领了武汉。这就是著名的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