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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历史上最早的识字课本,在正文中有提到,正是西周宣王时期,太史令‘籀’所编的《史籀篇》,收录的文字是西周通用于神州大陆的大篆。
这里的太史令‘籀’,指的便是名‘籀’并担任太史令的一位官员,姓、氏皆已不可考;
在太史籀着《史籀篇》后过了数百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列国林立,言语异声,文字异体;
到了战国末期,也就是公元前三百年至公元前二百三十年,籀文大篆已通行500多年,书写繁难,多有不便,已经不能适应日益繁复的社会活动,以及日趋复杂的文化思想内容,各国在实际应用中,就有求简取便的自然需求。
而在战国末期的赵、楚、齐、魏、燕、韩、秦七国当中,唯有秦国为‘周之故土’,使用的文字是古籀大篆一系的文字——小篆;
而其他六国所使用的文字,则与周秦系攥体文字颇有不同,按照各国百姓习惯和不同的历史演变,发展成了许多种字体,故战国六雄的文字,如今也已大半失传。
王国维先生将此现象概括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
到始皇嬴政统一六国之时,秦人在原有大篆的基础上‘颇有省改,取其便捷易用’,得出新的文字;
而这种比大篆简易、省改的秦国文字,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小篆’。
只不过大篆、小篆等名称,都是后世学者所拟定的,当时人并不这样称名,小是相对于大而言;
按照历史记载,在真实的历史时期,始皇书同文,规定以秦字为天下唯一通用文字时,应该并不曾称其为‘小篆’,而应该是‘秦篆’。
如愿扫灭六国之后,始皇嬴政采纳秦相李斯的建议,‘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简易规整的小篆字体;
为了顺应这一‘书同文’的文字改革国策,地方郡县可谓云起而景从,各种马匹奏折如雪花般飞入咸阳,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我政哥牛x!
当然,比起地方郡县如此赤裸裸的‘牛x’,中央朝堂的官员拍起马匹,无疑是更体面、更顾形象,也更高级一些。
如丞相李斯,为顺应‘书同文’而作《仓颉篇》的共7章;
中车府令,也就是当世公认的奸宦赵高,作《爰历篇》共6章;
以及秦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共7章,都属于‘如何拍出高水平的马屁’的教科书级示范;
而这三篇,在正文中有提到:三人所作共计3篇20章,世称‘秦三仓’;这三篇被史学家公认为‘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即得小篆字体。
——说白了,就是在《史籀篇》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二次创作,并顺带将字体从周大篆改成秦小篆,好方便天下文人能更容易看懂、能更轻松的读通。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秦尽焚天下之书,在当代可谓是妇孺皆知的‘罪证’;但实际上,秦始皇颁发的焚书令,却并非是‘烧光所有的书’。
从史料记载的原文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中,李斯请奏始皇颁布焚书令的原文为: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简单理解一下这番话的含义,就能明白始皇嬴政采纳李斯的建议,颁发《焚书令》,针对的是哪些书籍了。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便指‘但凡是史书,只要不是秦官所记录,就通通烧掉’。
这一点无可厚非:欲灭其国,先灭其史;
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为了统一华夏,自然要在一定程度上磨灭这六国的历史,以加速民族统一的进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则是说:除了担任博士的中央官员,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收藏《诗经》《尚书》(等)诸子百家着作,如果有,那就由地方郡守、郡尉彼此监督着烧毁。
这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
仲尼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为什么‘思无邪’?
因为《诗经》中所提倡的价值导向,都是在说‘往外打才对,打外族才正义,窝里横不可取,华夏内部的战争都是不义之战’。
在这种情况下,悍然兴起‘不义之战’,并通过彻彻底底的内部斗争扫灭天下列国的嬴秦,能让百姓再看到‘思无邪’的《诗经》,那才是脑子有问题。
至于其他的诸子百家典故,基本也都是一样的道理——诸子百家一大抄,虽然披着各种不同的皮,但核心价值观往往并没有什么太大诧异,顶多就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这两句,前一句是‘焚诸子百家之书’的补充条款,即:不单单要烧了诸子百家的着作,也同样不允许百姓谈论,以避免这些危险的思想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继续留存在华夏大地。
至于后半句,即‘以古非今者族’,那就更是言简意赅了:秦之前,华夏民族从未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政权,所以对于嬴秦而言,很多历史经验都失去了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说是成为了政权前进的障碍。
如嬴政统一天下之初,总有儒生跳出来,教嬴政应该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天子,惹得嬴政不胜其烦,甚至在当代影视作品中,留下了‘李斯吃块肥肉怎么了?!’的经典场景。
所以,通过法令的方式,禁止民众以历史经验平叛嬴秦,也是题中应有之理——作为华夏第一个统一政权,对于嬴秦而言,没有任何历史经验靠得住,只能靠自己摸索。
再之后的几句,如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同样是作为焚书令的补偿条款——包庇的官员连坐;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则是为焚书令定下时限:三十天之内,凡是中央下令焚毁的书,都必须全部焚烧;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也终于说到了重点:哪些书不烧呢?医学、药理、占卜、卦算、耕种、植树相关的,即具有较强实用性的同时,又不包含某人思想哲学、人生哲理的书籍,可以保留。
再到最后一句: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则是与刘汉‘将普法进行到底’的思想背道而驰,将法律局限在了‘我让你学,你才能学,我不让你学,你就不能学,我说法律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程度。
结合这此间种种,我们便不难发现始皇嬴政《焚书令》所要烧毁的,是哪些书籍了。
——故战国列雄之史书、诸子百家思想精华,诗、书等经典,以及律法。
但很显然,作为启蒙读物的《仓颉》《爰历》《博学》三篇,即不属于某国史书,也不属于诸子百家中某一家的思想精华,更和律法扯不上关系。
再结合秦灭亡之后,汉室在极短的时间便整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共计二十章,以六十字为一章,重新整理出五十五章,共三千三百字的‘四言汉仓颉’,也不难推测出这三篇启蒙读物,是并不包含在《焚书令》的打击范围内的。
原因很简单:根据历史记载,将《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整合为‘四言汉仓颉’的,是‘闾里书师’。
说的再直白点,就是某几个在乡下教书,给小孩儿启蒙的半吊子书生、文士,连名字都不配留在史书之上······
在那个书籍无比珍贵的时代,如果《仓颉》《爰历》《博学》三篇也被包含在焚书令的打击范围内,那‘闾里书师’能拥有这三本着作,并轻而易举的将其整合为一,显然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在‘闾里书师’于汉初改变《仓颉篇》之后,生于西汉末年的辞赋家、思想家扬雄采摭众家之说,辑成《训纂篇》,而后顺续《仓颉篇》,凡三十四章,同样是每章六十字,共二千零四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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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仓颉》已经有了八十九章,共五千三百四十字;
东汉的名家班固,则在扬雄续作的基础上,又续作了十三章,共一千三百八十字,将《仓颉篇》的篇幅推高到了六千七百二十字;
东汉和帝时,郎中贾鲂又~~~在班固续作的基础上,扩充、删改三十四章,共二千零四十字。
就这样,《仓颉篇》包括它的续作,就达到了总共一百二十三章、七千三百八十字,俨然是一部煌煌大典。
班固《汉志》记载:‘苍颉一篇。’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其‘小学家’小序又云:‘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
班固又说:‘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
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
至东汉和帝永元年间,郎中贾鲂承班固所续而广之,扩充三十四章,名为《滂喜篇》。
《隋书·经籍志》着录‘《三仓》三卷’,注云:‘秦丞相李斯作《仓颉篇》,汉扬雄作《训纂篇》,后汉郎中贾鲂作《滂喜篇》,故曰《三仓》。’
唐人张怀瓘《书断》也说:‘和帝永元中,贾鲂又撰《异字》,取(班)固所续章而广之,为三十四章,用《训纂》末字以为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仓颉训纂》八十九章,合贾广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备矣。’
《北史·江式传》也存类似记载。梁庾元威《论书表》:‘李斯造《仓颉》七章,赵高造《爰历》六章,胡母敬造《博学》七章,后人分为五十五章,为《三仓》上卷;
至哀帝元嘉中,扬子云作《训纂》记《滂喜》,为中卷;
和帝永元中,贾升卿更续记《彦均》,为下卷,故后人称为《三仓》也。’
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汉三仓”,即原本“秦三仓”为上卷,扬雄所续《训纂篇》为中卷,班、贾所更续者《滂喜篇》为下卷。
就目前材料来看,汉初改编的五十五章本流传范围很广,影响也最大。
《仓颉篇》在流传过程中,还产生了大量训词释义之作,犹如字典,以备检索。
其中汉代有扬雄的《仓颉训纂》,和杜林的《仓颉训纂》《仓颉故》;
魏晋之后,又有张揖《三仓训故》和郭璞《三仓解诂》;
其中,《隋志》中着录《三仓》三卷,并注云‘郭璞注’,可见唐人所见者,仅郭璞《三仓解诂》而已。
《仓颉篇》虽然是《史籀篇》的继承和发展,收集了当时的简易便捷之体,但随着华夏文字不断发展并演进,到了汉代,尤其是是东汉,《仓颉篇》所收之字已大多成了古字、难字和希用字,所以不便实用,其少人问津的历史命运便在所难免。
自史游的《急就篇》问世,《仓颉篇》便少人问津而渐次式微。
到再后来,唐人修《隋书》,便只着录《三仓》三卷,到了明人修《宋史》时,便不再提及《仓颉篇》。
所以有学者据此推断:《仓颉篇》亡佚于宋室靖康倾覆之际;但据常理推测,其失传的时代或许还要早,大致在唐宋鼎革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