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斯季诺夫疑惑不解地问：“丽达，这件事情知道的人不多，你是听谁说的？是朱可夫元帅吗？”
“不是的，人民委员同志。这件事情我不是听朱可夫元帅说的。”我看了一眼坐在办公桌后面正襟危坐的华西列夫斯基，心说这位向我提供信息的人，肯定是不能出卖的，便笑呵呵地对着话筒说：“反正我有我的途径来了解这事，不知道您能不能照顾近卫第6集团军一下，把这批新式装备优先补充给我们，您总不能让近卫军战士的手里拿着连普通部队都不如的装备吧？那样的话，他们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侵略者，就算表现得再勇敢，也会付出重大的牺牲。”
也就是我和乌斯季诺夫的关系比较友好，有些话我才干这么肆无忌惮地说，换了别的人，没准会因为我说了近卫军战士装备不行，和可能付出重大牺牲这的话而上纲上线，狠狠地教训我一顿。
乌斯季诺夫听了我的话以后，又沉默了一阵，方才语气严肃地说：“丽达，你我的交情不错，有些事情，我也就不瞒你。我能支配的步兵轻武器，是三万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但全给你肯定是不行的，有位我以前的老朋友，如今他在布良斯克方面军担任副司令员职务，此刻他就等在外面的会客厅，也是冲着这批武器装备来的。”
我听完乌斯季诺夫的这几句话，心里不禁咯噔一下，暗叫不好，对方不光是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副司令员，级别比我高不说，而且还是乌斯季诺夫的老朋友，看来这批武器要泡汤。想到这里，我立即恳求乌斯季诺夫说：“人民委员同志，能让我和这位副司令员同志谈谈吗？就算这批武器不能全部给我们，但分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给我们也行啊？”
“丽达，你稍等一下，不要挂断电话。”乌斯季诺夫说完，我就听到他好像拿起了旁边的另外一部电话，并对着话筒说：“喂，请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副司令员同志进来。”
片刻之后，我先是听到了门响了一下，接着又听到椅子响动的声音，似乎是乌斯季诺夫站起了身。很快就听到了乌斯季诺夫爽朗的笑声：“亲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你好，很高兴看着你还活着。”
“人民委员同志，”随后响起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借用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能打死我的子弹，还没有造出来呢。’”
我听到这句话时，心里不禁为之一动，心说这句话好熟，好像是我说过的，而且说话这人的声音，我也似乎听到过，莫非又是我认识的哪位将军？
我正这样想着，忽然听到了我的名字：“我的将军同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所引用的这句话，应该是我军唯一的女将军奥夏宁娜同志说的吧？”
乌斯季诺夫的话，让对方惊讶不已，他迟疑了片刻，才回答说：“没错，亲爱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这句话的确是奥夏宁娜曾经说过的，她正是我的好朋友。”
这位不知名将军的话，让我惊诧不已，听他的语气，似乎和我还挺熟悉的，可是我仔细想了一遍，真的想不起哪位自己熟悉的将军，会担任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副司令员。
没等我想出答案，便听到乌斯季诺夫又说：“你刚刚在外面时，我正在和奥夏宁娜通电话，她也想要你们方面军想要的那些武器。老伙计，要不你和她谈谈，你们两人私下商议如何分配这批新式突击步枪？”
那位将军沉默了一下，最后很干脆地答应了：“好吧，让我来和丽达聊聊。”
“喂，丽达，你还在吗？”听筒里传出的乌斯季诺夫的声音显得更加清晰，显然他重新拿起了话筒。
“在在在，人民委员同志，我在！”听到乌斯季诺夫的声音，我慌忙回答道。
“是这样的，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副司令员同志想和你谈谈，”乌斯季诺夫听到我回答的声音后，接着说道：“他说他是你的好朋友，我相信你们可以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然后乌斯季诺夫的声音变得有些遥远，显然是正把话筒递给那位将军，因为我还听他说了句，“请吧，将军同志，丽达在线上等着你呢。”
将军接过话筒后，喂了一声。
听着这个似曾熟悉的声音，我却始终想不起对方是谁，只好含糊地说了句：“您好！方面军副司令员同志。”
对方听到我的声音后，呵呵地笑着说:“怎么了，丽达，到了将军以后，就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我竭力地回想这个熟悉的声音，把自己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时认识的将军都想了一遍，不过不管是崔可夫、罗季姆采夫还是柳德尼科夫，都无法和这位说话的将军对上号，况且以他们的级别，还没有自己当方面军的副司令员。此刻我真讨厌俄罗斯人的名字，都是由本名、父名还有姓氏组成，平时大家都用姓氏称呼对方，但在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间，则用本名和父名来称呼。刚刚乌斯季诺夫称呼他时，用的就是亲切的称呼，以至于让我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因为实在想不起，我只好苦笑着回答说：“对不起，将军同志，我实在听不出您的声音。请问您是？”
“丽达，你怎么了，难道离开了列宁格勒，你就忘记我了吗？”对方提高了嗓门，用略带不满的语气说：“成为了集团军司令员以后，就不再需要我费久宁斯基了？”
“费久宁斯基将军？！”对方的话让我太意外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副司令员，居然是我的救命恩人费久宁斯基将军，不禁高声叫道：“天啊，将军同志，我真没想到，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副司令员居然是您！请原谅……”
“行了行了，丽达，不用再说了。”费久宁斯基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继续往下说道：“叙旧的事情，我们待会儿再说，现在先来谈谈这批武器装备的事情。”
本来我还想和他叙叙旧，打打感情牌，听到他这么说，我的心里涌起了一种不详的预感。看来费久宁斯基也是个公私分明的人，朋友是朋友，工作是工作。哪怕他和我的关系再好，可在涉及到各自部队利益时，他就刻意地打起了官腔。
“费久宁斯基将军，”我有礼貌但同时很坚决地说：“对于这批步兵的突击步枪，该如何分配，请您先提一个方案出来，然后我们再进行讨论。”
“好吧，好吧，丽达，既然你让我提方案，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费久宁斯基笑着说：“那批步枪有三万支，看在我们是朋友的交情上，我给你五千支吧。”
“什么，五千支？”听到费久宁斯基说出的这个数字，我憋了憋嘴，没好气地说：“将军同志，会不会太少了点？”
“不少了，”费久宁斯基笑呵呵地说道：“虽然我们分到了两万五千支，但这么点步枪拿回去，最多只能武装三到四个师的部队，剩下的部队要换装，至少要等到十月以后了。”
“将军同志，我的部队部署在离德国人的对面，随时有和他们交战的可能，如果没有优良的武器，我们在战斗中就会付出惨重的伤亡。”在这位既是朋友又是兄长的老上级面前，我厚着脸皮说：“要不，这批武器我们还是一人一半吧，您看行吗？”
“不行，坚决不行。”我的话一出口，便招来了费久宁斯基的坚决反对：“给你五千支步枪，都是看在我们是老交情上，否则我一支枪都不会分给你。”
“将军同志，”我继续说道：“您既然是我的老上级和朋友，就应该照顾我一下，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部队，因为装备差而伤亡殆尽，让我当一个光杆司令员吧？”
坐在我对面的华西列夫斯基看着我这样叫苦不迭的样子，不禁哑然失笑。而电话另外一端的费久宁斯基显然也陷入了为难，过了好一阵，他才说：“好吧，丽达，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再给你添点，七千支，就七千支，这是最后的数字，不准再和我讨价还价了？”
“拜托，拜托，将军同志，能再给我添点吗？”我联想到后世那些年轻姑娘在商店里，和老板砍价的情形，忍不住也用到了和费久宁斯基的谈判中，不过这嗲嗲的声音说出来后，我自己都浑身起鸡皮疙瘩：“再添一点，我不要太多，给我一万支就行了。好不好吗？”
我说这话时，无意中瞥见华西列夫斯基和舒米洛夫捂着嘴，笑得前仰后合的样子，忍不住尴尬地冲两人笑了笑。估计对面的费久宁斯基也快被我的这个声音折磨得受不了了，所以他一咬牙，干脆地说：“好吧，九千支，多一支都不行。如果你还觉得少，那我就一支都不给你了。”
我听到费久宁斯基这么说，觉得自己的目的基本已达到，便借坡下驴地说：“好吧，将军同志，既然是这样，九千就九千。谢谢，谢谢您的慷慨！”
“好了，丽达。”听筒里传出了乌斯季诺夫的声音，“费久宁斯基将军已被你气走了，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吗？没有的话，我就挂电话了。”
“请等一下，人民委员同志。我还有事情要对您说。”虽然解决了一部分步兵的装备，但坦克兵的装备还没着落呢。德军的虎式坦克，连苏军目前最好的T—34都束手无策，更别说那些早期的T—26之类，将这样的坦克投入战场，除了让德军的坦克兵当靶子打以外，根本就派不上多大的用处，所以我打算从乌斯季诺夫这里多要一些新式的T—54/55坦克，来装备别雷上校那个新组建的第33坦克军。
“有什么事情快说吧，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乌斯季诺夫催促道。
“人民委员同志，”我用恳求的语气说道：“第33坦克军里装备都老式坦克，可不是德军坦克的对手，不知道您能给我们补充一点新式坦克吗？”
乌斯季诺夫沉默片刻，接着瓮声瓮气地问：“你打算要多少？”
我想到刚刚华西列夫斯基曾说过，目前兵工厂的产量，只能达到每月步枪七万支，坦克一百七十辆的水平。如果要的太多，乌斯季诺夫肯定不会同意，所以我斟酌了半天，最后试探地问：“人民委员同志，能给我三百辆坦克吗？就是那种产量比较大的新型坦克。”本来我想直接说坦克的型号，但看到屋里有舒米洛夫这样保密级别不够的指挥员在，所以只能含糊地用新型坦克来代替。
“什么？”乌斯季诺夫被我所说的数目，刺激的惊叫起来：“喂，我说丽达，你知不知道目前我们兵工厂的月产量有多少吗？”没等我回答，他就自问自答地说，“步枪十一万支，坦克二百二十辆。可你一开口，就要三百辆，要知道那可是一个多月的产量，要是都给你们集团军，那些坦克集团军该怎么办？”
我听到他所说的装备产量和华西列夫斯基所说的有出入，不由愣了愣神，但很快想起，是我记错了，华西列夫斯基说的是前二十天的产量，而不是全月的。
乌斯季诺夫没好气地说：“……以我们兵工厂现有的制造工艺和规模，生产一辆新型坦克的制造工时是七千个，只比T—34在1940年投产时的八千个工时略低。要想缩短制造工时，至少要等到1944年5月，那时才有可能下降到四千工时左右……”
在急匆匆地说完一系列的数据后，乌斯季诺夫毫不客气地回绝我说：“丽达，这件事别说是你，就算是朱可夫或者最高统帅本人出面，我也不可能给你那么多的坦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