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班台莱耶夫把这个词重复一遍后，皱着眉头问道：“老大爷，我想问问您，您所说的‘我们’，是指您和谁啊？”
班台莱耶夫的话，让我们对老猎人产生了警惕。我心里甚至在想这个七八十岁的老头，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城市的附近，他不会是德国人派来的奸细吧？
老猎人也许是察觉我们投向他的那种异样的目光，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向我解释说：“指挥员同志们，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集体农庄除了去当兵的年轻人外，剩下的庄员都没有疏散，所以如今在农庄里男女老少有一百多人。”
老猎人的回答，显然还没有打消班台莱耶夫的怀疑，他指着老人肩膀上挎着的老式猎枪，不放心地问道：“既然您说农庄里有德国人，那他们为什么没有收缴您的猎枪，还让您背着到处走，难道他们就不怕您会用这支枪去干掉他们的官兵吗？”
我本来对老猎人已放下心来，听班台莱耶夫这么一问，不禁又提高了警惕，手也不自觉摸向了腰间的皮枪套，准备一旦发现他有开枪的企图，就先发制人干掉他。我有十足的把握在他把枪口对准屋里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抢先开枪命中他。
没想到老猎人点点头，居然毫不掩饰地对班台莱耶夫说：“指挥员同志，您说的很对。我的猎枪在德国佬来了以后，的确曾经被他们收缴过，只不过他们后来又还给了我。”
听老猎人说得如此坦诚，我将已经摸到了枪套的手移开，同时制止了还想继续追问下去的班台莱耶夫：“行了，上校同志，我相信这位老大爷。”随后又侧头对维特科夫说：“参谋长，给老大爷倒杯茶来。”
等老猎人坐下喝茶的时候，我已猜到了德国人将猎枪还给他的原因，因此试探地问：“马特维大叔，我想德国人之所以把猎枪还给您，大概是想让您当村长，并配合他们管理农庄里的庄员吧？”
我的话一出口，老猎人马上就从座位上蹦了起来，张目结舌地盯着我，紧张地有些口吃：“将……将军同志，您……您……怎……怎么……知……知道的？”
见自己猜对了，我绕过桌子走到他的身边，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朝下面轻轻地压了压，示意他坐下，面带着微笑地问道：“马特维大叔，您能告诉我，您是如何拒绝了德国人的无礼要求吗？”我这么问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周围的几个人脸上都露出了怒色，所以我想通过马特维之口将实情告诉他们。
果然，当我这话一出口，大家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柔和起来，都静静地站在一旁，等待着这位叫马特维的老猎人讲述他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老猎人有些吃力地说道：“因为我是猎人，而不是集体农庄的庄员，所以我的房子在离农庄很远的森林边上，就我和我的孙子伐夏住在那里。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一般不会到农庄去。德国人来了以后，也许发现我和农庄里的人关系不密切，所以在收缴了我猎枪的第二天，就把我叫到了设在农庄管理处房间里的指挥部。到了地方后，德国人很客气地招待我喝酒，同时还提出让我担任村长，为他们管理农庄里的庄员。对于他们的请求，我自然是拒绝了，我告诉军官，说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喝酒，而且年纪大了，眼力不好耳朵又聋，还经常生病，根本不适合担任这个村长的职务。
德国人见我不愿意担任村长的职务，也不勉强我，就把我打发走了。谁知道我还没有走出村子，翻译便带着一名德国兵追了上来，说为了对我表示特别优待，特意把收缴我的猎枪还给我。”
如果在另外一个国度的话，我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建议马特维大叔接受德国人的请求，当一个“白皮红心”的伪村长。但想到自己此刻所待的地方，是一个有着巨大文化差异的国度，这种是一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想法，会给自己招来无妄之灾。因此，我识趣地闭上了嘴巴，听旁边的基里洛夫饶有兴趣地问老猎人：“马特维大叔，您今天怎么会到城里来呢？”
“是这样的，上校同志。”马特维瞅了一眼基里洛夫的领章，回答说：“下午德军的指挥官把我叫了过去，说他们接到了袭击我军的命令，让我来侦察一下，看城里有没有部队驻扎，并尽快赶回去将侦察的结果告诉他们。
我知道德国人这么友好地向我提出请求，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成功地穿过这座森林，并成功地接近城市的附近。对于这种事情，我肯定不会答应，所以便婉言拒绝了。
没想到德军指挥官不死心，拉着我的手向我许愿说：假如我给他们带路的话，除了会向我提供钱、面粉、火油外，还送我一支所有猎人都梦寐以求的德制名牌双筒猎枪。
我听德国人这么说，心里猜测也许是农庄里哪个胆小鬼向他们告了密，说我熟悉这儿的每一个沼泽、每一棵树木、每一块石头以及每一个神秘的行猎标记，是一个理想的向导。因此德国人才会给我开出这样的条件来诱惑我。我当时在想，假如城里真的有我们部队的话，我就可以把农庄里有德军的事情告诉他们，让他们来消灭这帮侵略者。
我深怕答应得太爽快，会引起德国人的怀疑，于是故意装出贪心地样子对军官说：‘长官，光有一杆好枪可不够，可以另外再加几个钱吗？’
军官听我这么说，顿时兴奋地叫了起来，让翻译告诉我，说德军司令员一向尊敬为他们效力的人，对那些肯忠心替他们办事的人是不在乎花钱的。
军官等翻译一说完，又匆匆忙忙补充了一句：‘如果你肯为我们去侦察敌情，并为我们充当向导的话，我将要重重奖赏你他，给你一千卢布。’……”
这时大家都被马特维大叔的故事所吸引，都在静悄悄地听他讲述着所发生的事情，谁也没有打断他。“我听完翻译的话，装出一副努力思考的样子，好半天才对军官说：‘长官，这点钱太少了，要知道我可以冒不少的风险，您不能用这么廉价的价格来收买我。’
‘一千卢布太少？那就一千五吧！’见我还是摇头，他立即将赏金再次提高：‘两千卢布，不能再高了。否则我就自己派人去了。’
我连忙装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道：‘两千就两千，不过您得先付一半。’
军官和翻译商量了一下后，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叠钞票，仔细地数出了我要的数目给我。然后让我尽快赶到城里来侦察，并要求我在明天中午前，一定要回到农庄，把侦察到的情报告诉他们。”
听到这里，维特科夫忽然拍手叫好，连声说道：“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随后转头对我说，“军长同志，既然敌人只有一个滑雪营，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引出来，在森林打他们一个伏击，将他们全部消灭掉。您觉得呢？”
对于维特科夫的这个提议，我在思考片刻后，便果断地答应了：“好吧，参谋长同志，就按照您说的，我们在森林里设下伏击圈以后，再让马特维大叔把德国人引过来。然后趁他们人困马乏的时候突然出击，将他们彻底消灭掉。”
“我们需要现在布置埋伏圈吗？”一直沉默不语的基里洛夫忽然开口问道。
“指挥员同志，我认为用不着。天太冷了，让我们的战士在雪地里趴十几二十个小时，会冻死人的。”老猎人插口说道：“干脆这样吧，我先回去告诉德国人，说城里有我军的小股部队驻扎，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然后我再派我的孙子来通知你们，我会带着德国佬在森林多绕几个圈子，让你们有充足的时间布置伏击圈。”
“这个提议不错。”班台莱耶夫瓮声瓮气地说道：“马特维大叔，您能告诉我们，什么地方适合设置这道伏击圈呢？”
“在城市西南方向，靠近森林边缘的位置，有一条矮树丛生的深沟，附近都是一片开阔地，你们的部队可以在那里埋伏。”老猎人说到这里时，冲拿起地图准备递给他的维特科夫摆摆手，“指挥员同志，我看不懂地图。不如您派几个人跟我一起去，我带你们的人到那里去看看地形。”
“特拉夫金上尉！”我听老猎人这么说，连忙喊站在旁边的特拉夫金，等他走过后，便吩咐他：“您带几个人跟马特维大叔走了一趟。”
等特拉夫金带着马特维离开后，基里洛夫凑近我的身边，低声地问道：“奥夏宁娜同志，您觉得这个老猎人可靠吗？”
“当然可靠。”我先是肯定地点了点头，接着又奇怪地问：“怎么了，政委同志，难道您还在怀疑什么吗？”
基里洛夫眉头紧锁地回答说：“他说德国人派他来侦察，为什么没有派几名士兵和他以前来侦察呢？难道德国人就这么相信他吗？”
“政委同志，您想得太多了。”对于基里洛夫的担心，我没有往心里去，用不以为然的口吻说道：“现在天气这么冷，夜晚的森林里气温更冷得厉害，除了马特维这样的老猎人外，我不相信德国人能忍受这样的严寒。”
我本以为这个牵强的理由说出来后，会引起大家的反驳，没想到几个人都赞同地点了点头。班台莱耶夫还一脸激动地说道：“我们在莫斯科城下开始大反攻的时候，前期之所以能迅速地取得那么大的战果，就是因为缺乏冬装的德军，在严寒中失去了战斗力。我认为军长同志分析得对，在黎明集体农庄里的德国人，没准也缺乏足够的冬装，所以才不敢随便迈进满是积雪的森林。”
我们正在讨论的时候，坐在墙边的报务员忽然叫我：“军长同志，有您的电话，是集团军司令部来的。”
集团军司令部？听到这个单位的名称，我连忙快步来到了报话机旁，从报务员的手里接过了耳机和送话器。
耳机里传出了一个陌生而又温和的声音：“是奥夏宁娜同志吗？”
“是的，我是奥夏宁娜！”我从来没听到这个声音，不知道对方究竟是谁，所以用公事公办的口吻客套地问道：“不知道我有幸同谁在讲话？”
“我是哈里东诺夫，第6集团军的现任司令员。”
听到对方自报身份后，我连忙挺直身体，有些慌张地说：“您好，司令员同志，请问您有什么指示吗？”
“奥夏宁娜同志，您的部队到达什么地方？”哈里东诺夫问道。
我连忙将几个师目前所在的位置，向他详细报告了一遍。
没想到他听了以后，有些不满意地说：“奥夏宁娜同志，不行啊，您的部队行动太慢了。用了一天时间，居然还没有到达指定的位置，这怎么行呢？”
“司令员同志，我……”我正在犹豫是否应该把路上的实际情况向他汇报一下时，他已自顾自地说道：“目前我军进展非常顺利，戈利科夫将军的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一部，刚刚攻占了被德军占领的库尔斯克；另外的主力部队也逼近了哈尔科夫。估计在这两天时间内，就能发起对德军的最后进攻。而我们方面军，在巩固了顿涅茨克防线后，会继续向西推进，去扑第聂伯河，彻底切断乌克兰德军和高加索德军的联系，将他们分割成两个无法联系的集团，然后再用重兵集团围歼他们。”
也许是受到了刚结束不久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感染，集团军司令员的话语里全是兴奋之意，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德寇面对我们两个方面军的强大攻势，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只要再打上两仗，乌克兰境内的德军就会被全歼。他这个时候和我通话，自然就是想听听我所说的恭维话。
我知道如果自己在这个时候唱反调的话，很容易被扣上一顶“失败主义”的大帽子，三国时的杨修是怎么死的，他虽然是个聪明人，可惜就是太多嘴了，结果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我可不想后人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也写上一篇《奥夏宁娜之死》。因此我违心地面带着微笑，奉承说：“是的，司令员同志，从目前的态势看，刚刚经历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惨败的德军士气低落，是无法抗拒我们两个方面军的联合打击的，相信要不了多长的时间，就可以将他们彻底消灭。”
哈里东诺夫对我的话感到很满意，他特意叮嘱我说：“你们明天要抓紧时间继续行军，争取尽快赶到指定地点，参与对德寇的最后攻击。明白了吗？”
“明白了，司令员同志。”我对着送话器向他保证说：“请您放心，我们军会按时赶到上级指定的集合地点的。”
当我放下耳机和送话器时，维特科夫奇怪地问我：“军长同志，您为什么不向司令员报告，说我们打算在这里打德国人一个伏击再走呢？”
我不等他说完，便抬手止住了他后面的话，表情严肃地说：“我宣布一条纪律，为了防止泄密，凡是重要的作战情报，只能通过电报、有线电话或人力传递，绝对不能使用无线通话，以免被德军监听到。听懂了吗？”
“听懂了！”屋里的指挥员整齐地回答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