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突如其来的乌龙炮击事件，彻底打消了我想让卡尔波夫他们化整为零从现有营地撤出来的念头。从刚才经历的危险，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就算他们能成功地脱困，但接近我军防区时，还有遭受我军部队误伤的可能。一旦有人员伤亡的话，那么原本动摇的那些官兵就会认为我们是估计想将他们骗出来，伺机消灭掉的。这么一来，策反计划就会功亏一篑。
我们的车在北面高地的山脚停下，听到山坡的阵地上没有动静，我才放心地让战士们下车。虽然我们在山下时，阵地上一点动静都没有，但当我沿着山坡走上阵地时，才发现这里早已严阵以待，战壕里站满了人，至少有两挺重机枪、五挺轻机枪还有超过二十支的步枪的枪口，齐齐地指着山脚下的卡车，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妥，所有的枪支将会毫不迟疑的开火。
我们一行人刚走进战壕，迎面就有一名指挥员带着几名战士迎了过来。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停下后，指挥员没有敬礼，而是立正向我报告说：“师长同志，独立师步兵第四团政委夏平向您报到，欢迎您顺利归来！”
我向他伸出手去，友好地说道：“您好，夏平政委，很高兴能再次见到您。”
我们握完手以后，我又关切地问：“您在四团待着还习惯吗？”我这么问的原因，是因为以前独立师从上到下，不管是我还是普通的战士，对政工人员都特别排斥，像盖达尔这种从惩戒营里出来的指挥员就更不用说了。我深怕他在工作中会对夏平刁难，所以专门问问。
夏平笑着回答说：“谢谢师长的关心。盖达尔中校对我非常尊重，不光政治上的事情让我具体负责，就连军事上的很多工作，他也和我商量，让我提出自己的看法。”
听到夏平说他和盖达尔相处融洽，我心里也就放心了。和他简单地寒暄几句后，就带着萨夫琴科、格拉姆斯沿着交通壕，绕到了高地的南侧，向师指挥部的方向走去。
在路上，格拉姆斯再次好奇地问起了我为什么要下令脚下意大利人？由于他也是策反计划的参与者，所以我也就没瞒他，将自己想挑起德意两军矛盾的意图告诉了他。他听完后，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师长同志，您的这个做法，我认为是非常有效果的。要知道，虽然我们和意大利是盟友，但由于他们陆军糟糕的战斗力，一向被我们看不起。但他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旧是感觉良好。意大利人今天被我们揍了一顿，以他们高昂的性格，一定觉得丢不起这个面子，接下来就去找第44师的德军官兵兴师问罪。如果没有上级军官的约束，不但有斗殴事件的发生，严重的话，甚至还会引起两军的火拼。”
格拉姆斯作为一个德国人，他所对德意两军关系的分析，比我的猜测更有权威性，既然他也说德意双方会为了这件事情交恶，那么可能就有可能变成现实。我微笑着冲他点点头，正事着他的眼睛，用无比真诚的语气说道：“格拉姆斯上尉，你的表现，我都看在眼泪。等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时，我相信你就可以获得提升。”
谁知格拉姆斯却苦笑着反问道：“您觉得德军在这次战役里一定会失败，苏军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吗？”
萨夫琴科在为他翻译完这句话以后，也用迟疑不决的语气问我：“师长，您真的对我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这么有信心吗？”
萨夫琴科问完这句话以后，意识到自己说错话，顿时紧张得手足无措。看到他的窘状，我忍不住笑出了声：“萨夫琴科同志，我提醒你注意，你是一名政工人员，假如你都对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没有信心，还怎么去让我们的战士们相信，最后会属于我们？”
被我这么一说，萨夫琴科越发显得紧张，慌忙辩解说：“师长同志，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看到集团军所辖的防区，在德国人日以继夜的攻击中，正在一步步地缩小，心里不免为当前的局面感到了焦虑。请您放心，这绝对不是什么失败者的言论，我对胜利还是充满了信心。”
对于他的辩解，我没有拆除他，而是叹息一声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萨夫琴科，虽然目前敌人看起来很强大，但他们对城市发起的进攻并非一帆风顺。他们的进攻，在很多地方遭受了可耻的失败。比如说我们师所坚守的马马耶夫岗，至少在敌人的强攻下，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依旧屹立不动，成为敌人无法逾越的闸门，让他们南北夹击城市的阴谋破了产。虽然从目前看，我军还处于劣势，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大本营为我们调派的援兵和武器弹药、粮食补给等等，通过伏尔加河的船队，还在源源不断地运进城里。莫斯科保卫战的时候，敌人看起来比现在还要强大，因为自从他们发起了战争以来，还从来没有遭到过失败，没想到他们最后在莫斯科的城下碰得头破血流，不光损兵折将还灰溜溜地退出了他们的进攻出发点。”
萨夫琴科沉默了片刻后，艰难地问道：“师长同志，您说说，我们在斯大林格勒还要坚持多久，才能等来对敌人开展的大反攻？”
虽然我清楚地记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反攻时间是11月19日，但此刻却不能说出来。一旦说出来的话，就不是惊世骇俗那么简单，没准我就会被内务部的人再次请进位于莫斯科的总部，老实地交代是如何知道反攻日期的，同时还会连累到无辜的朱可夫，因为在此时，知道具体反攻日期的，除了斯大林，就只有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少数几名高级指挥员。
介于此，对他的这个问题，我只能遗憾地摇摇头，惋惜地说道：“对不起，萨夫琴科同志，我也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起反击，但是以我的估计，应该不超过两个月吧。”
“两个月！”萨夫琴科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随后满脸苦涩地说：“师长同志，您也许不知道吧，有人说：在斯大林格勒里，战士的生命只有24小时，而指挥员也只有短短的72小时。两个月就是60个24小时，20个72小时，别说普通的战士，就算是我们这样的指挥员，也不知道到最后还剩下多少人，能活着看到这一天。”
萨夫琴科悲观的论调，让我的心情也变得郁闷起来。心里暗说假如马马耶夫岗上指挥部队的人不是我的话，这里也许早就被德国人攻下来了。为了争夺这个高地，双方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官兵死去，而现在因我的存在，德军的伤亡虽然依旧大，但我军的伤亡却大大地减少了，这样一来，历史上原本用来和德军争夺马马耶夫岗的近卫第13、第37、第39近卫师和步兵地308师，才能用于其它方向，弥补集团军脆弱的防线。
看着离警卫连的隐蔽所不远了，我停住脚步，对萨夫琴科说：“好了，萨夫琴科同志，熬了一夜，你也累了吧，和格拉姆斯他们一起回去休息吧。如果有什么任务的话，我会让参谋长给你们打电话的。”
我独自一人回到了指挥部里，等了一夜的基里洛夫和阿赫罗梅耶夫慌忙迎了上来，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见我依旧完好无损，才接着问昨晚谈判的事情。
我招呼两人回到桌边坐下后，开始向他们介绍起和卡尔波夫会谈的情况。说到最后，我忽然又想起了敌后的情况，特意补充说：“政委、参谋长，这次到敌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德军掌握着战场的制空权，他们可以随时派侦察机深入我军的防区，来侦察我们的布防情况。可对于德军的情况，由于无法派遣侦察员，所以我们对敌人的兵力和部署，是两眼一抹黑。我在无意中发现，德军除了在他们的营地附近布防郊外严密外，其余地方的防守相当松懈，这一点，从我们所乘坐的卡车，能自由出入德军的防区就能看出来。我建议在卡尔波夫的部队脱困成功后，主动派遣小分队深入敌人的后方，破坏他们的后方和交通，扰得他们心绪不宁，打乱他们白天的进攻计划。”
“师长说的对，”阿赫罗梅耶夫对我的意见，首先表示了赞同，并补充说：“我们的目光不光要盯着马马耶夫岗北面的地方，还要关注在城市里的敌人。毕竟现在一团的驻地，就在城市的边缘，他们的兵力众多，完全具备了骚扰袭击敌人的能力。就算是遇到营级规模的敌人，一团也有和他们一战的能力。”
基里洛夫也点点头说：“奥夏宁娜同志，我现在发现您和彼得洛夫将军的作战风格非常接近。据我从集团军方面得到的情报可知，他在担任新的职务后，手上没有预备队，也没有从大本营基里得到任何的预备队，不仅如此，他部下所有的师都在同优势的敌人激战中遭受损失，大大地削弱了。在优势敌人面前，在军事上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采取了十分特殊的战术。除了通常的防御行动外，还主动派遣师、团级小股力量深入敌人后方。破坏敌人的后方和交通。就是凭借着这个绝招，挡住了在阵地战中无法招架的敌人。”
面对基里洛夫的夸奖，我只是摆了摆手，谦虚地说：“政委同志，您过奖了，我怎么能和彼得洛夫将军相比呢？别人是屡立战功的高级指挥员，而我满打满算也不过一年的军龄，并没有立下过什么了不起的战功，不值得一提。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讨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吧。”
我这句话一出口，两人都沉默了下来。过了好一阵，阿赫罗梅耶夫才语气沉重地说道：“炮兵营的炮弹严重不足。特别是那几门缴获的大炮，所有的炮弹都用光了，所以无法在战斗中，为我们的步兵提供必要的炮火支援。另外由于残酷的战斗，我们师的伤员人数不少，药品齐全，要是不能及时补充的话，会有不少的伤员因为感染而死去。”
阿赫罗梅耶夫说的这些事情，我以前还从来没认真考虑过，毕竟一个师那么多人，每天的消耗就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我深吸一口气，淡淡地问道：“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基里洛夫接过话题说：“这件事，我们已经向集团军司令部汇报过了，后勤部门答复我们，将在十天后对我们师进行补给。”
“十天？！”后勤部门这种不负责任的答复把我气坏了，如果敌人一直不进攻的话，我等十天没问题；可要是德国人发起了进攻，等所有的弹药都打光后，让战士们冲上去和德国人拼刺刀吗？弹药是一个问题，还有伤员所急需的药品，必须尽快解决，他们的伤势可拖不到十天以后。
就在我犹豫是否给崔可夫打电话，把这些事情向他汇报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先响了起来，我随手抓起了电话。
听筒里传来克雷洛夫的声音，他简短地说道：“奥夏宁娜上校，立即到集团军司令部来接受新的任务。”说完，没等我说话，他已经挂断了电话。
阿赫罗梅耶夫见我握着话筒发呆，好奇地问：“师长同志，是谁打来的电话？”
“是集团军参谋长克雷洛夫将军的电话，他让我立即到司令部去接受新的任务。”
“是什么任务，不在电话里下达，还要您亲自到集团军司令部去领取？”基里洛夫不满地嘟囔着。
我看了看表，已经是上午十点，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决定马上出发去司令部，并向崔可夫他们汇报卡尔波夫的情况。
当我走进集团军司令部的时候，把我吓了一跳，从入口处到崔可夫指挥部的门口的走廊上，至少站了上百名女兵。我从她们中间穿过时，心里奇怪地想着：“真是活见鬼了，从哪里冒出来这么多的女兵啊？崔可夫把她们召集到这里做什么，现在可不是开联谊会的时机。”
我走到门口，还没等进门，就被一名女兵拉住，她低声地问：“指挥员同志，您是独立师的师长奥夏宁娜上校吗？”
我扭头看着面前这位陌生的女兵，从她的领章上，我看出她是一名少尉，便礼貌地点点头，说：“是的，少尉同志，我是奥夏宁娜。请问您有什么事情吗？”
少尉抬手向我敬了个礼，嘟着嘴说：“上校同志，我是集团军司令部的通讯兵少尉瓦利亚.托卡列娃，司令员刚刚突然下达命令，要把集团军里所有的女兵，不管军衔高低，全部送到伏尔加河东岸去。您看能不能劝劝他，说我们不怕死，不能在这种时候离开，请他收回这道命令。”
少尉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真没想到崔可夫居然下了这么一道命令，没准他把我匆匆召到司令部来，也和这道命令有关系。
我顾不得喊报告，便大步地走进了指挥部。进了指挥部，只见克雷洛夫正站在靠墙边一溜儿的男通讯兵旁边接电话，古罗夫无精打采地坐在桌边。而崔可夫光着膀子背对着我坐在墙边，由一名男卫生员给他上药。
见到这个场景，我连忙上前关切地问：“司令员同志，您怎么了，负伤了吗？”
古罗夫摆摆手，帮崔可夫解释说：“奥夏宁娜上校，你搞错了，司令员同志没有负伤。他因为长时间待在这个潮湿的指挥部里，得了湿疹，卫生员正在给他上药呢。”
听说崔可夫没有负伤，我悬在嗓子眼的心才落了下来，接着我小声地问古罗夫：“军事委员同志，这么急把我召过来，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吗？”
古罗夫听完我的话，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奥夏宁娜同志，我想你也很清楚，城市里现在的情况很复杂，前线与伏尔加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为避免无谓的损失，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被迫把一些部队和机关撤往左岸，决定首先把妇女送往左岸。军事委员会命令各级指挥员和负责人让女兵们暂时撤到左岸，在那儿休整休整，几天后再回来。”
一听到他说要撤退女兵，我就明白他们叫我过来的目的了，估计我就属于这些撤退女兵中的一员，看来刚才托卡列娃说的都是真的。我试探地问：“集团军里的所有女性指战员都撤到东岸去吗？”
“完全正确，全部撤走，一个都不能留下。”上完药的崔可夫转过身来，一边穿衣服一边朝我这边走过来，他嘴里说道：“我把你叫过来，就是想让你负责这次撤离任务？”
听他这么说，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心说完了，要是真的撤到东岸去的话，在马马耶夫岗待那么久就等于白待了，我想在斯大林格勒建功立业的梦想，也彻底破灭了。
见我迟迟不说话，崔可夫误会了我的意思，他可能以为我是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这样的任务而犯愁，连忙向我解释说：“奥夏宁娜同志，之所以把你叫来，是因为在军队里担任着重要的指挥职务，要成功组织这次疏散的话，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司令员同志，我可以进来吗？”没等我说话，门口传来了刚才那名少尉的声音。
古罗夫冲外面点点头，大声地说：“进来吧。”
托卡列娃进来后，抬手向我们几人敬了一个环礼，接着大声地说：“司令员、军事委员同志，我代表集团军的全体女通讯兵，来找你们反映情况的。”
“托卡列娃少尉，”崔可夫扣好了军大衣上最后一个扣子后，对着这位女少尉严肃地说：“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假如想让我取消命令，这是办不到的。”
听到崔可夫的这番话，少尉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但她还是大胆地说道：“司令员同志，您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城里赶走？我们愿意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打败该死的敌人。您为什么要分什么男女？难道我们在工作上比男兵差？不管怎么样说，我们决不过伏尔加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