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图尔奇诺夫的命令，两名内务部战士一人抓着我一只胳膊，架着我就往外拖着走。我扭头看了一眼博罗达，希望他能出来说几句，毕竟他曾在方面军司令部当过梅列茨科夫大将的副官，他要是对图尔奇诺夫说，要先请示过梅列茨科夫司令员后，才能决定是否让特勤科把我带走。如果他这么说的话，估计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可此刻他却神情紧张地站在一旁，身体如同筛糠般抖个不停。图尔奇诺夫经过他身边时，特意停下看了看他，见他一副惊恐万分的表情，不禁轻蔑地哼了一声，摆着手快步地追上了我们。
我被两名战士塞进了一辆吉普车的后座，随即两名战士也上了车，分别坐在了我的左右。图尔奇诺夫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扭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吩咐司机：“开车，回方面军司令部。”
车启动后，我从车窗向外望去，有不少的指战员站在远处，冲着我坐的这辆车指指点点。虽然我担任师长的时间不长，不过我自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还是培养了一些人脉，所以心里一厢情愿地以为车只要往前开一截，就会有得到了消息的指战员们，自发地排着整齐的队列站在路边为我送行。没想到车都快出村子了，也没有看到成建制的部队出现。就连那些站在路边看热闹的指战员们，一见我们这辆车接近他们时，也忙不迭地躲到了远处。
看到这一幕，我忍不住叹了口气，心里明白指战员们是被前几年的大清洗吓破胆了。对他们来说，内务部的军人，就如死神一般可怕的存在。别说普通的指战员，就连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这样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还不是说杀就杀了，这就难怪博罗达在见到我被抓走时，会吓得浑身打哆嗦。
就在我灰心丧气的时候，无意中一抬头，从后视镜里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我连忙扭转身体，趴在车窗玻璃上往后看。只见穿着病号服的瓦斯科夫在乌兰诺娃的搀扶下，深一脚浅一脚地远远地跟在车后面跑。
因为车速太快，而瓦斯科夫又有伤在身，跑了一段后，两人便停住了脚步。在原地站定后，两人抬手向我的方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看到这一幕，我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顺着脸颊滑落了下来。我怕旁边的战士看见笑话，抬手抹掉眼泪后，才重新转过身来。
离方面军司令部的驻地还有五六公里时，吉普车在路边停了下来。我右边的那个战士打开车门钻了出去，他下车后迅速地转过身，弯下腰对着我低声喝道：“下车，快点。”同时伸手进来抓住我的手臂往外拉。我因为被反绑着，没法扶着座椅站起来，起身的速度不免有点慢，坐左边的战士不耐烦了，在我的后背上使劲地推了一把。我回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后，才借着车外那名战士的力量钻出了吉普车。
图尔奇诺夫面目表情地看着所发生的一切，等我们都下了车，他才不紧不慢地打开车门走了出来。他左右看了看，对两名战士吩咐道：“把她带到审讯室去。”说完，他背着手径直往前走去。
我四处张望，这才发现在路边的森林里有一排新修的木头房子，这排房子有不少的房间，每个门口都有端着步枪的战士在站岗，从这样戒备森严的情况来看，这里是特勤科关押他们所抓犯人的地方。
我被两名战士押着刚要走，路上突然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我扭头望去，只见一辆带篷的卡车正从方面军司令部的方向开过来。开到离吉普车不远的地方停下，接着车尾的篷布掀开，跳出两名持枪的战士。他们下车后，把挡板放下，然后冲着里面大声地喊：“到地方了，全体都下车。”
随着他俩的喊声，从车里陆续跳下来十几名尉级指挥员，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被双手反绑。因为隔得不太远，我仔细看了一下，都是生面孔，一个都不认识，应该是特勤科从其它师里抓的原第2突击集团军的指挥员。
指挥员们下完后，又从车上跳下两名带枪的战士，一看就知道也是特勤科的，他们和最早下车的战士一样，都是负责看管这些被捕指挥员的。这时一名少尉从副驾驶那边打开车门走过来，冲着四名战士喊道：“喂，我说，你们几个别磨蹭了，快点把他们押过去关起来。”
四名战士得到命令后，马上用枪驱赶着那些指挥员们往木屋那里走。一名上尉也许是受过伤，走路时一瘸一拐的，走得自然就慢了，一名战士冲过去狠狠在后面推了他一把，毫不客气地呵斥道：“走快点，别磨磨蹭蹭的。”
上尉被这一巴掌推得无名火气，他停下脚步，冲着战士怒不可遏地吼道：“战士同志，我警告你，不许再推我。我是红军指挥员，不是什么叛徒。我和德国佬打过仗，还在战斗中负过伤，你无权这样对我。”
对于上尉的呵斥，那名战士二话不说，举起枪托狠狠地砸了下去，把上尉砸了一个踉跄。他还不甘心，又冲上去，照着上尉的头部就是狠狠的几枪托，直接把上尉砸倒在地。正当他准备继续砸下去的时候，那名少尉走过来制止了他：“行了，别把他打死了。”随即又招呼另外一个战士过来，和砸人的战士一起，把这名满脸是血的上尉架着往木屋走。
也许我看得太出神了，以至于押解我的战士喊了几声，我都没听见。直到刚才在车上推过我的战士再次在我的后背上推了一把，我才知道该跟着他们去审讯室了。对于战士对我的无礼举动，这次我没敢和他计较，深怕遭到那名上尉同样的下场。
两名战士把我带到了木屋最南边的房门口，推我的那名战士，先是上去和门口站岗的两名哨兵打了个招呼，然后站在紧闭的房门前喊了句：“中尉同志，我们把人带过来了，可以进去吗？”
他的话音刚落，屋里就传出图尔奇诺夫的声音：“把她带进来吧。”
战士答应一声，轻轻地推开房门，侧过身子对我身后的那名战士说：“把她带进去。”
屋子不大，正中摆了一张正方形的桌子，图尔奇诺夫就坐在桌子的后面。他身后不远处还有一张长方形的小木桌，桌边坐着名上士，从他面前摆放着厚厚的本子，和手中握着的笔，我猜测他应该是一位记录员，专门负责记录审讯记录的。
由于没有坐的地方，我只好站在桌前，两名战士也没有离开房间，而是站在了我的身后。
图尔奇诺夫抬头望着我，慢吞吞地开口说道：“奥夏宁娜少校，我们今天把你带到这里来，是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我知道在内务部的地盘上，是没有任何道理可以讲的。莫斯科保卫战期间，我和别济科夫被抓到卢比扬卡的契卡总部后，要不是斯大林的电话来的及时，估计我俩都已经成为了枪下亡魂。于是我点点头，语气平稳地回答：“图尔奇诺夫中尉，请问吧。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图尔奇诺夫扭头对坐在后面的上士说道：“雅朗斯基上士，准备开始记录。”
雅朗斯基连忙点点头，表示一切已经准备就绪。
图尔奇诺夫才面向着我问道：“奥夏宁娜少校，首先我向你通报一件重要的事情：据我们内务部截获的德军情报，第2突击集团军的原司令员弗拉索夫将军，已经在前天，就是7月12日叛变投敌，走上了背叛祖国的邪路，成为一名可耻的叛徒。弗拉索夫为什么要背叛呢？答案只有一个，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争名逐利之徒。他在这之前的表现完全是一种伪装，借以掩盖着他对祖国的冷漠心情。他参加GCD只不过是做为向上爬的梯阶。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例如1941年在基辅和在莫斯科城下，极力表现自己，显示他的专业才能，以便飞黄腾达的目的。”
“我接到上级的命令，为了纯洁队伍，确保沃尔霍夫方面军在即将发起的新战役中取得胜利，要尽快地肃清潜藏在方面军中的弗拉索夫份子。……”
“中尉同志，”我听到这里，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善意地提醒他：“弗拉索夫叛变投敌，只是他的个人行为，与广大的第2突击集团军的指挥员没有任何关系。是的，作为昔日第2突击集团军的一名指挥员，我不否认在队伍里可能潜藏有立场不稳的弗拉索夫份子。你们应该做的，是对原第2突击集团军的指挥员们进行认真甄别，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抓起来。……”
没等我说完，图尔奇诺夫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冲我大声地吼道：“够了，我们内务部怎么做事，用不着你来教我！”等发泄完毕后，他又重新坐下，语气平稳地问：“奥夏宁娜少校，我来问你，你和弗拉索夫是什么关系？”
对于他的第一个问题，我如实地回答说：“就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
他听完我的回答，冷笑着说：“普通的上下级关系？！你当我是三岁小孩，会被你轻易骗到吗？经过我们的调查，你最早在费久宁斯基将军的第54集团军当作战参谋，是弗拉索夫特意向上级申请后，才把你调到第2突击集团军的。我提醒你一句，你不要抱什么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你要知道，不管任何人到了我们内务部的地盘，接受我们的审讯后，都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听他这么说，我忍不住想起了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说前苏联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具木乃伊，花费了很长时间也无法弄清木乃伊的年龄。他们听说克格勃总部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请了几位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来帮忙。几位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忙碌了一上午，然后满头大汗地出来，兴奋地告诉考古学家：“查清楚了，3147岁。”考古学家非常震惊地问：“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克格勃指着木乃伊说：“很简单，他招了！”
这个时候的契卡，内务部的人员就是克格勃的前身，落在他们手里，别说普通人了，就连木乃伊都不得不屈打成招，由此可见他们是多么的可怕，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就是这么微小一个动作，就被图尔奇诺夫察觉了，他警惕地问：“奥夏宁娜少校，你为什么会发抖呢？是不是因为你的谎言被我识破，感到了恐惧了？”
我深吸一口气，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口齿清楚地回答说：“中尉同志，假如您想知道弗拉索夫为什么要亲自把我调到第2突击集团军，这一点，我想我可以告诉您。”
听到我准备招供了，图尔奇诺夫兴奋地冲后面的上士喊了一句：“雅朗斯基，准备记录！”喊完，才一脸得意地对我说：“说吧，少校。你看假如你早点像现在这么爽快，把一切都说出来，大家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烦。说吧，我洗耳恭听。”
我想了想，整理了一下思路，然后不紧不慢地说：“莫斯科保卫战开始后，我最早在朱可夫大将担任司令员的西方方面军工作，后来又奉派先后去过列柳申克将军的第5集团军，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第16集团军，潘菲洛夫将军的第316步兵师，也就是后来的近卫第八步兵师。在潘菲洛夫师时，我曾经率该师的一支部队，参加了红场阅兵。就是在参加完阅兵返回的途中，我遇到了弗拉索夫，当时他刚担任新组建的第20集团军司令员不久，正在到处搜罗合适的指挥员，去充实他的部队。也许是通过谁的介绍，他找到了我。接着我们和契卡的一位领导，去见了尚未上任的集团军副司令员。……”
“等一等，”图尔奇诺夫打断我的话，追问道：“你说的契卡领导是谁？”
“克洛奇科夫同志。”
图尔奇诺夫扭头叮嘱雅朗斯基说：“上士，记下来。”随后又转过头对我说：“少校，继续说下去。你们去见这位尚未上任的集团军副司令员是谁？”
“是一个来莫斯科养伤的中国同志，他所担任的第20集团军副司令员的职务，是斯大林同志亲自任命的。”
听到我提到斯大林，图尔奇诺夫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出人意料地没有打断我，追问我这位中国同志叫什么名字，我得以继续顺利地说下去：“在见过这位副司令员以后，我重新回到了潘菲洛夫师，继续担任着方面军和该师的联络官职务。直到潘菲洛夫将军在战斗中牺牲后，我才奉命代理了该师改编成近卫第八师后的第一任师长职务。”
听到这里，图尔奇诺夫冷笑了一声，用嘲讽的语气说道：“你代理第378师师长的职务，是低衔高职，那么代理近卫第八师时又是什么军衔，不会是大尉吧？！”
他的话一出口，顿时引得屋子里的人哄堂大笑。
“我当时是中校军衔。”对于他们的冷嘲热讽，我没有理睬，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在大反攻开始前，我的近卫第八师被配属给了弗拉索夫第20集团军。由于斯大林同志的赏识，我被他亲自晋升为少将军衔，并任命为第20集团军的参谋长。”
此话一出，图尔奇诺夫脸上的冷笑消失了，刚才哈哈大笑的上士和战士也乖乖地闭上了嘴，屋子里除了我说话的声音，只能听见几人粗重的呼吸声。我加快了语速，免得待会儿又被他们打断：“我担任集团军参谋长职务后，曾经和弗拉索夫一起参与了莫斯科城下的大反攻。也许就是在那时，他认可了我的能力，所以在他调任第2突击集团军司令员后，才会向斯大林同志提出申请，将我从费久宁斯基将军的第54集团军调到他的部队。到了第2突击集团军后，我没有留在司令部工作，而是到安丘费耶夫上校的师里，担任了步兵营长的职务，从那以后，才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没见过弗拉索夫，也没打过电话，我对他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
说到这里，我觉得该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为了避免言多必失的情况出现，我主动地停了下来。图尔奇诺夫见我不说了，诧异地问：“为什么不说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虽然我很早以前就是弗拉索夫的部下，但我绝对不是你所说的那种弗拉索夫份子。”
听完我的话，图尔奇诺夫低头想了一下，然后冲站在我身后的战士一挥手，吩咐他们说：“你们两个将奥夏宁娜少校带下去。”
“中尉同志，”推过我的那名战士上去一步，低声下气地向他请示道：“我们应该把她关到什么地方？”
图尔奇诺夫看了看我，回答说：“把她和第378师抓来的那些人关在一起。”
“是！”战士答应一声，转身就要推着我往外走。
“等一等，”图尔奇诺夫叫住他， 吩咐他说：“把她的绳子解开。”
当绳子解开后，我揉着被勒得红红的手腕，冲图尔奇诺夫礼貌地说了句：“谢谢！”然后便跟在两名战士走出了这间审讯室。
两名战士押着我来到了不远处的一个房间门口，对守住门口的哨兵说：“我说，我们是奉特勤科科长的命令，要将这名少校关进这里，你快点把门打开。”
哨兵看了看我们，从腰间解下钥匙，打开了挂在门上的锁，推开房门，对我冷冷地说：“进去吧。”
我刚跨进房间，门就被哨兵带上，接着我听见了挂锁的声音。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很快适应了屋内的光线，看清屋里什么家具都没有，有十几个人挤在一起蹲在地上。见到有人被关进来，他们都投来了关切的目光。
当看清楚被关进来的是我，他们哗啦啦地全站了起来，向我涌了过来，还七嘴八舌关切地问：“师长同志，原来是您啊！您怎么也被他们关起来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