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突然加入的少尉，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尤先科上尉抱有很大戒心的，不光反复盘问了对方的来历，甚至还查验了对方的军人证。本来我以为对方会因此大发雷霆，结果尤里少尉却异常配合地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检查完证件，搞清楚对方的身份，知道不是伪装的德军间谍后，尤先科对少尉他们的态度也变得友善起来，开始边走边聊天。从两人的对话中，我知道尤里少尉原来是第126步兵师的，部队被打散后，他们就一直在附近打游击，除了拦截德军的运输队，偶尔也会到有居民的村子里去找点吃的。昨天他们在一个村里休息时，得到一位村民的报告，说我军开始大反攻了，便出来找主力部队，没想到正好遇到了我们。
又走了将近半个小时，格里萨终于修好了抛锚的汽车，带领车队开上来接我们了。我心里暗叫谢天谢地，要是再晚来半个小时，我估计就在冻僵在路边了。
我让尤先科先安排尤里的人挤上了警卫连战士乘坐的卡车，看到所有的人都坐上了车，我才拉开车门坐上了自己的吉普车，招呼格里萨开车。
车子启动以后，尤先科在前面叹了一口气，开始发起了牢骚：“师长同志，从大反攻开始，我们就像救火队一样到处跑，今天都是第三天了，就没有得到过清静，没准明天上级又会让我们去救援什么地方的部队呢。……”
本来我背靠着椅背闭着眼睛在养神，听到他说今天已经是大反攻开始的第三天，猛地想起好像这两天还有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要发生，连忙睁开眼睛，问：“今天是多少号？”
“12月8号。”
“今天是12月8日，那昨天就是12月7日了？”我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对于我这个奇怪的问题，尤先科回过头，不解地看着我说：“是啊，8号以前可能是7号，这有什么可怀疑的？”
我连忙摆摆手，说：“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没事了。”说完又背靠着椅背闭目养神。
在我已知的历史里，正在向苏联提供大规模武器援助的美国，其位于珍珠港基地里的太平洋舰队，在12月7日清晨遭到了日本海军的偷袭，由于美军舰队事先没有防备，结果在空袭中损失惨重，多艘战列舰被炸沉，航空母舰因为没在港内，才侥幸逃过一劫。
原本日方是想在袭击前向美方递交宣战书的，但因为日本驻美大使馆未能及时解码和打印这篇很长的国书。最后这篇宣战书在袭击后才递交给美国，原本的宣战就变成了不宣而战，这个延迟增加了美国对这次袭击的愤怒，这也是罗斯福总统将其称为“一个无耻日子”的重要因素。
从战后的诸多分析资料来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偷袭珍珠港事件是真正的偷袭。二是美国人的阴谋，是故意让偷袭成功的。
第一种说法当然是公认的历史。而第二种说法，美国早已获知日军的偷袭计划，珍珠港事变只不过是罗斯福的苦肉计。因为当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想非常严重，使得罗斯福总统很多援助英、苏、中等国的计划受到掣制。而作为极富远见的杰出政治家，罗斯福很清楚，如果不及时援助正在艰苦奋战的英、苏、中等反法西斯国家，等到轴心国确实控制了欧亚大陆后，美国将无力独自抵抗已经根基牢固的德、意、日轴心国。所以早参战比晚参战有利，但国内的孤立主义只图眼前利益，不愿参战。因此罗斯福不惜以珍珠港为代价，唤醒民众的觉醒和敌忾，粉碎孤立主义思想。同时还必须让日本偷袭成功，才能激起粉碎孤立主义者参战的决心。
作为一个穿越者，我更愿意相信后一种说法，毕竟在珍珠港遭受袭击的第二天，美国就正式向德国宣战。如此一来，至少英美领导人对斯大林承诺的第二战场，就不再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了。
不过我此刻考虑的不是这些，而是在计算时间，珍珠港遇空袭，是夏威夷时间的12月7日，那当时的苏联时间应该是12月8日。也不知道此刻倭寇对美军的空袭是未来式、进行式，还是过去式呢？
正当我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车再次停了下来，随即我便听到了尤先科的声音：“我们到了，师长同志。”
我下了车走进指挥部所在的建筑物里，进门时，门口执勤的战士整齐地向我立正敬了持枪礼。一名执勤的中尉迎过来告诉我说：“集团军参谋长同志，近卫第七师的师长格里亚兹诺夫上校和副师长瓦列里中校，在会议室里审讯俘虏。您想去看看吗？”
我点点头，淡淡地说：“带我去看看。”
很快来到一个房间前，中尉轻轻地推开了房门，随即他闪到了一旁让我进屋。等我走进房间后，他又在外面将房门轻轻地带上。
屋子很大也很暖和，对面靠窗摆放的那种大木桌后坐着的三个人都没有穿军大衣，除了近卫第七师的两名师长，坐在正中的是人我不认识，但从他的领章看是名政工人员。墙角有名负责的战士坐在凳子，附身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快速地写着审讯记录。桌子前侧身站着名没戴帽子的中尉，看样子他是翻译，正在讲政工人员的话转述给俘虏听。
背对我坐着的是名德国军官，他穿着军大衣，佩带着银线盘花的肩章，不过却没有带帽子，他的身后站着两名挎冲锋枪的战士。
我没有打断政工人员的审讯工作，脱下军大衣挂在门边的衣帽钩上，然后背靠在墙上，双手交叉地抱在胸前，静静地聆听这场难得一见的审讯过程。
“因为……因为……”德国军官先是喃喃地说，突然出人意料歇斯底里地嚷起来：“你以为我们不想尽快占领莫斯科吗？要知道，履带式车辆是不大受恶劣道路条件影响的，但偏偏我们的多数车辆是轮式的。一个装甲师的履带车辆不到300台，可轮式车辆却有3000多台，一上路全陷进去了。到11月上旬，大雨和烂泥把我们完全阻滞住了。好不容易等土地开始上冻后，车辆刚能行驶，从11月27日起又出现了罕见的严寒。我们的车打不着火，枪拉不开栓，燃料冻成了固体，在冰天雪地里！没有暖和的衣服！人几乎要冻僵。……”
我刚才进门时，政工人员刚好问完了问题，而翻译说的德语我又听不懂，所以压根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问题，看到俘虏的丑态，我不禁觉得暗自好笑。
“安静！”政工人员猛地一拍桌子，顿时将德国军官吓了一跳，乖乖地安静了下来。他又环顾左右，问：“谁还有问题？”见身边的两名正副师长都没人回答，便从战士做了个手势，说：“先把俘虏带下去。”
俘虏被战士带走了，我才迎着格里亚兹诺夫上校他们几人走过去。
上校先向我敬礼后，指着身边那位政工人员对我说：“集团军参谋长同志，我来为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师的政委列瓦兹·巴卡尼泽同志，前段时间他因为养伤没有到部队，所以您猜没见过他。”
“您好！政委同志。”我面带微笑地向他伸出手去。
“你好！奥夏宁娜同志！”虽然上校还没有向他介绍我是谁，但这位满头黑发没有一根银丝的胖老头已经用非常友善的口吻对我说：“我曾经听斯大林同志亲口提起过你，他还称赞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
虽然我始终面带微笑，但对他的话却不以为然，心说你是谁啊你？斯大林会和你聊天，甚至还在聊天的过程中提到了我，这牛皮吹得可真够大的。
上校凑到我耳边悄悄地说：“集团军参谋长同志，巴卡尼泽同志是斯大林同志的老战友。他们之间有超过四十年的友谊，在沙皇时代，他们还曾经一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过。”近卫师长的话，立即让我改变了对面前这位政委的看法，原来这还是个大有来历的人物啊，于是挂在脸上那礼貌的笑容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真诚的笑容。
我笑着问：“政委同志，您的伤全好了吗？”
他笑着回答说：“谢谢您的关心，伤口已经全愈合了。在保卫斯摩棱斯克的战斗中，我的胸部被弹片打伤，在受伤的那一刻，我甚至以为自己马上就会死去。”他说着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上校，用感觉的语气说：“幸好是格里亚兹诺夫上校救了我，让四名战士将我从战场上抬了下来，否则今天你也看不到我站在这里和你说话。”
看到巴卡尼泽拉着我说个不停，上校微微地笑着说：“政委同志，集团军参谋长同志才从前线回来，可能还没有吃饭呢。您看，是否待会儿再聊。”
巴卡尼泽一听这话，马上笑着说：“你看你看，光顾着和你聊天，也忘记问你吃饭没有。”他把手一摆，大大咧咧地说：“来吧，集团军参谋长同志。正好我们刚才在审讯俘虏，也没顾得上吃，那就一起吃点吧。你先请坐！”
我和巴卡尼泽、格里亚兹诺夫三人回到桌边坐下，副师长瓦列里中校走到门口，打开房门冲外面喊：“勤务兵，快点去把准备好的晚餐端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