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士张从正的院子在隔壁，基本就是贴着岚山别院南北建造的。他没法象欧阳那样，因为研发需要，可以不停地打报告买地、圈地。所以他的院子就是一块三百亩大小的狭长地块。但是因为他的院子前面临街，所以他的临街商铺密集。
诚如欧阳所言，这条商业街的成因，最早就是源于他创办的岚山诊所。从狄水码头到最早的岚山新村，商贸渐次发达。到了后期的人气越来越旺，吵得街尾的国会山就很难正常议事。
因为要是你的声音不够大，那么别人完全可以“假装”你的声音不存在！你的议案就会被湮灭，这才是国会山经常被时人讥讽“不成体统”的根本原因。
讽刺的是，国会山当年的议员们不少出自最早的流民家庭，他们本来就住在岚山新村。当年也是贪图热闹、方便，就把岚山新村让出一半送给了国会山办公使用。然后却又因为国会山的人来人往，每日喧嚣嘈杂。无奈这些人家实在受不了此地太吵，于是纷纷迁居别处。
这条街自然是彻底繁华起来，东西两排店铺林立。然后张大学士就把自家薪水全部用来在院子的临街部分扩建房子，就像吕左使建议的那样。后来又专门找了吕少安给设计出新的建筑、装修图纸，重新把他临街的两层楼房做了布局规划，改成单间出租！
这下子租金可就海了去喽！到了后来，这片街的商铺就达到寸土寸金水平，始终一铺难求。张大学士甚至被人雅称“张半街”。
因此，张大学士经常会因为谁更有钱而和欧阳老太太争论的脸红脖子粗。按照张大学士的看法，就欧阳那几千亩望天收的别院，绝对没有他那半条街的商铺值钱！
甚至之所以后来嫁女儿时要搞得那么豪奢、嚣张，被人诟病，也完全是出于和欧阳比拼财力的考量。虽然最后两家财富算是打成了平手，但代价就是圣教主吕留年和媳妇张惠妹的一生，都成为贫寒家庭教育子女不可“奢侈、浪费”的反面教材！
欧阳喜欢清净，甚至连衣食住行都要亲力亲为。张从正喜欢热闹，每天都会花点小钱，到不同店铺里尝尝新鲜的美食，这也是他的爱好。
对于岚山锦衣卫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保证他的出行、饮食安全，张大学士绝对不会考虑的。说到底，不是俺要你们这样的。是你们锦衣卫自己要这么折腾，那么关俺啥事呢？
这本就他的特权，因为他的所行所为都符合大明一切律法的规定，管得着吗你？
其实，象欧阳和张大学士这些圈地、赚钱、揩油的小手段，在岚山的那些真正富豪眼里，还真心不够看。但能像这二位干的这么理所当然，甚至嚣张的，也真心没人敢。
谁能像他们一样为大明立国付出毕生心血？谁能象他们这么明白地赚钱？而且即便是揩油水，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揩，揩的你都心服口服。
是那些巧取豪夺的地主、老财？还是那些贪赃枉法的权贵、官吏？
要知道，不同的人生志向塑造不同的人生价值观。而价值观的差异，才是他们掌握财富多寡的根本。真正在活在权力巅峰那些人，未必能有多少傲人的财富相匹配。因为他们意不在此！
明王富有吗？每月一千两百贯薪水，就算加上两位公主媳妇，月薪各两百五十贯，世子吕守之月薪三百贯，一家子每月两千贯的薪水收入，很高啊？
貌似吕延年个人月薪的最高纪录是乾贞十年到十四年，曾连续兼职了山东、河北节度使，月薪一度达到一千六百贯。接近他岳父南朝宁宗皇帝的收入了。
没错，宋皇底蕴深厚，资历也足。所以他要比明王富有些，“月薪”高达一千六百贯。
金主完颜守绪，现在还是按照大明正四品怀远将军的级别薪水拿。就算是军人双奉，加上其他军伍补贴，他一个堂堂大金国的皇帝，每月收入也才四百五十贯。
不是后金的议会、内阁不愿给他涨工资，是因为完颜守绪把自己所有上涨的工资又全都捐出去了，每月受他直接救济的战争孤儿就多达数百人。
麻九畴、宋九嘉也都如此，每次来岚山出差都要求上大鱼大肉，胡吃海喝。就图个找补营养，赚个嘴巴痛快！弄得明王、卫将军都要心生惭愧。与后金的皇帝、官员相比，哥俩实在太败家了。
其他大明的官员工资也自然都要遥遥领先后金这种“复国体制”的。比如吕祖安、张从正的月薪都是三百贯，不过吕祖安曾受封爵琅琊郡公，位比开国候，还有六百贯的爵位收入，月入九百贯。张从正泗水候，位比国候，另有五百六十贯的爵位收入，月入八百六十贯。
欧阳俸禄也是三百贯，加上金州县候的五百六十贯，那是和张从正一个收入了？似乎不算高，但是欧阳是大明科技奠基人，她的科技应用提成奖金价值不菲。加上薪水，欧阳每月收入六千贯不止。所以少年吕少安的纨绔性格养成，很大部分都源于欧阳的赚钱多，和花钱大手大脚。
不说欧阳的科技外快收入，要说大明薪资最高的也不是明王吕延年，而是骠骑大将军吕轻侯！这个人才是真的牛，身兼骠骑大将军、朔北节度使、联合国军总帅、古城侯，七七八八算下来，月薪两千零四十贯。但是其夫人苏妹喜一辈子教书育人，教授的月薪才六十贯。
吕安年很少外放，所以油水最少。怀化将军薪水四百四十贯，黄门侍郎两百贯，他就守着月薪六百四十贯“苦哈哈”地过日子。不过他媳妇韩氏娘家的却是个有钱的主。叔叔韩仛胄就住在恶人谷，南朝也照样给薪水，每月三百多贯呢！
吕少安贵为卫将军，然后还节制中原、两淮。文职、武职都算上，薪水也高达九百六十贯，加上南朝的梁山伯二百贯。此外杨妙真也有军职，而且战功卓著，一家子合起来月薪一千七百多贯。
时少章堂堂内阁驻外总理事大臣、联合国军总监，文武兼资呢。月薪从两百五十贯狂飙到九百贯，家里媳妇就激动的热泪盈眶，很是多放了几挂鞭炮，以资庆贺。
而真正要讲起年薪、月俸这类无营养的收入来。在这些权力巅峰的人群里，恐怕蒙胡大汗窝阔台的薪水应该是最低的，他的私人年薪就是温国公主放牧的那几百头羊！
但是，他需要这些所谓薪水吗？根本不需要啊。他只要有权力就行！
按照吕左使在饭桌上提出的一些理论、或曰瞎掰说，“权力”的本身才是掌握财富分配的源头。
而权力的本质，却是源于对武力的代表。在最原始的时代，物质匮乏，人们需要合理分配获得的物资，维持足够的群体力量。所以最早的战争，都是以消灭对方，占有对方物资为目标进行的。
到了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获得物资的手段越来来越丰富，渐渐物资就有了剩余。人们开始发现，如果把战败者留下来做奴隶，可以收获比他个体销耗更多的物资，物资就会得到更大的剩余或丰富。
于是战后大家就开始尝试沟通：俺可以不杀你，但你要给俺干活创造更多价值。你要听话俺就不杀你，不听话俺就杀了你。
随着这些相互契约的逐渐丰富，代表武力的权力就应运而生了。那些掌握族群祭祀，和物资分配的巫师群体成了最早发家致富的一批人。
他们开始利用手中多余的物资左右部落的行动，加上他们本身就垄断部落了与“神”的沟通代言，这些巫师就成了后来的“王”。
而被这些“王”奴役的，也不再局限于以前的那些战俘，还包括了他以前的同事、族人。
吕左使的类似言论其实不少，比如他对权力的另一种解释就是一种“量具”，并无特殊之处。
人们想知到东西大小，就造出尺子、规矩。想知道东西的重量，就造出杆称、天平。想知到时间几何，就造出沙漏、时钟。想知到东西价值，就造出钱钞、金银。想知到武力大小，就造出权力、官职。所以在吕左使的认知里，权力、财富和尺子、沙漏都是同样一类东西，“量具”而已。
只不过即便是吕左使的认知剔透，他也决不愿拿自家手中的金银、钱钞，来换作者手中的沙漏或尺子。说到底，此人还是虚伪的要命，不改前世卖保健的恶习！
作者对此愤愤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