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划分“大同”与“小康”，把“天下为公”的“大同”视作最高的理想境界。如，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藏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茂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然而，孔子的思想，是一种朴素的乌托邦，根本就无法实施。在孔子的时代，楚国的隐士接舆讥讽他不识时务。司马迁在《史记》中甚至记载说，郑国人认为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也就是说，在当时，大家并不接受孔子的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孔子推销的那一套根本就没有市场，这样的产品积压了，要么任其腐朽，要么扔掉。但是，孔子依然顽固地推销，直到去世。可惜。
这些空想，孔子推销不出去，“亚圣”孟子也没有推销出去。孟子碰到三个国君，一个齐宣王，一个梁惠王，一个梁襄王。孟子讲“王道”，齐宣王感到头痛，一个劲地说自己的不是：我有病，我有许多病：好勇、好货、好色等等。这里不成功，只得到魏国去，那个梁惠王对他的理论起先不感兴趣，经他多番演说，产生了一些兴趣，可梁惠王驾鹤西归了。接位的梁襄王，孟子说他“望之不似人君”，只好离开。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唯一一次得到真正推行的是王莽，但是以失败而告终。
王莽有着深厚的儒学修养。王莽不仅接受了儒家的教诲，并且身体力行。《汉书》记载：“（王莽）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陈致平在《中华通史》中说：“王莽是一个经书读得很好的儒生，在王氏豪门之中，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王莽受禅一面循汉儒政治理论之自然趋势，一面自有其外戚之地位及个人之名誉为凭借。（王莽姑母为孝元皇后。元帝后，成、哀、平三君皆不寿，莽诸父凤、音、商、根相继执政而及莽，莽之地望已尊，莽又不失书生本色，治礼，务恭俭，迂执信古而负大志，又恰合时代潮流。汉儒群主让贤，而苦无一明白的选贤制度。王莽在政治上、学术上足膺此选格，遂为一时群情所归向）。”
王莽做了皇帝之后，试图推行儒家的那一套。他下令把全国土地改为“王田”，不准买卖。仿照古代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口不满8口而田过一半（900亩），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一夫一妇可以受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
然而，王莽要推行的所谓“井田圣法”，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不仅没有解放奴婢，而且把zhan有奴婢作为制度固定下来。
王莽的改革为什么失败了？
因为王莽书呆子气，死读书。他哪里知道，“井田圣法”不过是孟子编造出来的空想。《孟子．滕文公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井田制度和儒家鼓吹的“原始大同”思想是差不多的，是一种空想农业社会化，类似西欧“乌托邦”思潮。实际上，以前，井与田两个字并不是连用的，这两个字只表示豆付干块的土地经界的。井就是田，田就是井，二而一，一而二，原不代表什么井田制的。孟子为了推行他的乌托邦思想，设想了这样一种制度，希望社会能够均分土地，耕作者先完成公田后操作私田。然而，考证表明（详见胡适、李亚农、胡寄窗、周谷成等的相关文章），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到孟子才凭空杜撰出一个整齐的“豆腐干块”的井田制度，却还很不完全，很不清楚。以后经《公羊传》、《谷梁传》、《王制》、《韩诗外传》逐渐补充详明，到后来的《周礼》、《汉书.食货志》及何休的《公羊解诂》等书，才有了详细、整齐而又烦密的井田制。这样便以讹传讹，积讹成真了。
孟子的井田原始模式本身不仅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且是我国古代最混乱的空想。
（上述内容转自世纪学堂刘正山的儒家批判系列，鬼雨并不同意他关于儒家的见解，但同意他关于王莽的部分论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