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这山林之中，东方的曙光已经划破夜色，这本是一天最令人振奋的时光。然而，胡立德黯然地低下头，他的心灵进入一片迷茫。
戚大贵头部和左眼受伤，胡立德又派人分别潜入沈阳寻药为其治疗，只有于满屯一人从沈阳出来，其他几人为了掩护，都牺牲在沈阳城。
一个多月后，胡立德三人化装成平民辗转南下到达锦州，听说少帅准备死守锦州，心中又燃起了重返旧部的打算。但是，冷静一想，准备摸清情况再行决定。他有一种预感，但希望这预感永远不要变成现实。于是，化装成平民的胡立德经过近十日的打听跟踪，终于找到自己的一过命哥们、东北军司令部机要参谋涂清华，进行了短暂的密会，得知南京政府多次电令少帅坚守锦州，但少帅已与日军代表密会，态度不明。对此，胡立德非常失望，拒绝了重返部队的劝告。
然而，就在胡立德拭目以待，准备最后作出是否归队的决定时，他预感的事情发生了。在这一刻，胡立德对这个他曾经仰视的少帅彻底失望，他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军用缴获的飞机、大炮轰炸锦州。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向锦州展开总攻，张学良竟然主动撤军放弃锦州。锦州失守几日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日，当日国民政府陈铭枢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自12月30日以后就没有前线消息”。放弃锦州的消息还是经由外国通讯社报道传回中国，当时张学良竟然未和国民政府中央报告，也未向中央提起。主动放弃锦州这个战略要地，竟然一纸电报都不发送，这是多么荒唐的军事统帅。这些都是后来胡立德进入中原以后获知的情况。
经过数月的辗转奔波，胡立德一行三人在民国二十一年初夏来到汉口。来到汉口的原因是，武汉九省通衢，各种消息来源广泛，胡立德想在这里寻找人生的意义。
来到汉口，胡立德通过以前自己在东北军司令部的哥们和后来报纸报道、报人统计的消息，对张学良、东北军及“九一八事变”有了更深的认识，心中越发迷茫。在这一晚，胡立德将这些迷茫毫无保留地对杨安和桌上的人讲了出来。因此，杨安知道了许多他不曾知道的东西。
“张学良易帜后，东北军编成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民国十九年九月，张学良支援蒋介石中原作战有精锐步兵旅9个共10万人，编成两个军，分别由于学军、王树常统领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后，这入关的9个旅及配属的3个骑兵旅、炮兵、工兵等部队分别驻扎在平津一带。民国二十年七月，石友三出兵反蒋反张，张学良又从东北调3个步兵旅、2个炮兵团共8万人入关，策应蒋介石南北夹击石友三，当月即大败石友三。这些入关的精锐部队和大部分炮兵部队，都驻扎在天津、河北、察哈尔一带，此外还有何柱国旅驻扎在三海关。”
“即便大部精锐入关，但是留下来驻扎在东北的仍然有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包括省防旅等部队共有正规部队十六七万人，此外，还有非正规军三四万人之众，东北武装力量不少于20万人。”
“然而，在‘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只有1.5万人，还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武装力量1万人左右，武装力量总数不会超过3万人，就这点武装力量，还被日军部署在以沈阳为中心、南满铁路沿线十多驻扎地点，而驻扎沈阳的只有步兵第29联队、独立守备第2大队。”
“进攻北大营的日军只是关东军一个独立守备大队的一部300多人。当时驻扎在沈阳的各部加上北大营8000人多的兵力，沈阳兵力达到1.2万人。张学良南撤的嫡系有16万之众，整个东北军兵力号称40万。然而，狂妄的日军却敢以小博大，以数百人挑战数十倍于己的东北军，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却又真实地发生了。”
“驻扎在北大营的我们独立第七旅装备精良，是东北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号称东北军的王牌部队，驻扎在北大营，担负拱卫沈阳的重任。第七旅下辖有一队三团：直属队有4个独立连，有六一九团、六二0团、六二一团，按民国十七年的编制，全旅总兵员应有1万多人，每个连官士兵夫227人。实际上，因兵员不足，每个连队实有150人左右。团直属的重机枪连有马克沁式12挺，迫击炮连有82毫米口径迫击炮6门，平射炮连有37毫米口径平射炮4门，坦克连有12辆轻型坦克，还有一个直属有线通信排。每个步兵连有步枪120支，捷克式轻机枪12挺，每班一挺，掷弹筒每班1个，还有充足的手榴弹，每个连队还有汽车一辆，军用骡马3匹。我们第七旅武器装备是整个东北军中最精良的一个旅，军官的学历也是最高的，不少人都是东北讲武堂、东北教导队、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等学校的毕业生，还有少数曾留学英国、美国、日本。士兵没有文盲，基本是初小以上文化程度。六二一团在最西边，日军进攻后，他们不只是重机枪、迫击炮、平射炮等重武器没带出来，竟然连一只步枪都没有带出来，简直是丢盔弃甲。这一仗，北大营伤亡335人，失踪483人。营房被日军纵火，整整燃烧了一天。”
听到这里，桌上的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没有一个人想到日军会狂妄胆大到如此地步，而东北军却又荒唐到如此地步，比起报纸上和民间传说的东西，真相更加骇人听闻。
看到大家震惊的脸色，胡立德又说：“对于张学良和国民政府的反应和态度，我也是从报纸上知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