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塔库泽家族的代表很苦恼，他的座位被安排到了门口。
执政厅摆明了是在恶心坎塔库泽家族。
但他还是要对韦斯特道格和卡西奥雷斯陪着笑脸。
因为他要争家产，不能让伯父的女儿继承一切，为此他甚至暗杀了伯父，买通了商人去对付自己的堂妹。
人性就是如此贪婪，在整个家族都陷入困境的时候还想着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团结一致让所有人都渡过难关。
这种情况下他如果想继承尽可能多的家产，必须要和执政厅达成协议，让坎塔库泽家族能够继续存在下去。
但这种协议必须诞生在“坎塔库泽家族对诺瓦瑞恩还有用”的基础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坎塔库泽和其他还心存侥幸的家族注定在做无用功。
因为韦斯特道格和卡西奥雷斯已经认清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未来的发展道路，所以他们不会对一些眼前的利益产生动摇。
在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土地问题的解决不仅影响着革命自身的进程，而且会对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早期的重商主义所诞生的资本在推动工业化萌芽的同时，也会促使农业生产完成从传统农业向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商品化农业转化。
但在阿卡迪亚，诺瓦瑞恩乃至整个伯罗奔尼撒，并没有农产品商品化的基础，原因也很简单：韦斯特道格要打仗，持续不断的打仗。
农业生产最后都要为了战争服务，所以这时候进行商品化的尝试，只会变相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后勤成本会大幅度上升导致后勤质量下降。
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但历史中也有意外，那就是18——20世纪初期的法兰西，韦斯特道格打算借鉴后世法兰西的经验。
唯独法国，在20世纪之前一直是资本主义大国中农业最落后的国家，大量农民分散在小块土地上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直到1920年，农业人口还占适宜工作人口的40%左右。
所以，伯罗奔尼撒的农民和19世纪的法兰西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同的利益诉求和经济基础。
而法国的小农所有经济开始于法国大革命。
大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力量远远小于封建统治阶级力量，这决定了他们必须把自己变革生产方式的要求与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统一起来，以借助农民的力量进行革命，达到推翻封建统治的目的。
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贵族想借鉴英国的圈地经验，从小租佃者手中收回土地，搞规模化经营。为此，他们雇用了一批古文专家，在故纸堆里发掘记载着领主与农民契约关系的古老羊皮文件，以便确立回收土地的合法性。
但这种举动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国民议会在巴黎召开时，农民便率先发起革命，夺取城堡，烧毁有关土地的法律文件。
为了安抚农民，国民议会不得不妥协，被迫颁布了八月法令，规定农民获得全部人身自由，地租也要通过赎买废除，原来的租佃农一举成为小块土地的主人，小农所有制的基础就此奠立。
之后上台执政的雅各宾派面对内部暴乱与外敌入侵的双重压力，为发动农民保卫革命成果，采取了更激进的土地政策，把没收的逃亡贵族的土地，和宣布为国有资产的国王和教会的土地分成小块，低价出售给农民，同时把村社公用地按人口平均分配，进一步加强了小农所有制。
小农所有制的巅峰在拿破仑时期。
《拿破仑民法典》从法律上保证了农民对小块土地的占有权，通过革命立法加强了农民个人主义的倾向，同时也增强了农民占有土地的顽强决心。
客观来说，小农土地所有制取代对封建土地制度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它在大革命初期曾极大地释放农民的生产热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近代法国农业生产基本上能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农业生产的增长是靠投入大量劳动力取得的，因此增长有限，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很低，束缚了大量劳动力。农民们死守自己的小块土地，信奉“我的杯子很小，但我是用我自己的杯子”的小生产者哲学，滋生了对大企业的仇恨心理，大工厂主、大农场主、大银行家都被视为平等的死敌，从而严重阻碍了大规模生产方式与大企业在法国的发展。
因此，小农经济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使法国工业化进程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表现出发展过程缓慢、发展不充分的特点，被后起的德国和美国赶上和超过。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农土地所有制是近代法国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走法国道路，一般来说，只有工业化的另外一个代表：英国的圈地运动可以参考。
英国的圈地运动，从宏观上来说，圈地上小麦、大麦、燕麦的单位面积产量比敞地分别提高了23.2%、22.8%、10.5%。
但是同期土地地租也在飞速增长，议会圈占肥沃和贫瘠农地，租金分别提高了150%和100%，圈占肥沃牧场和灌木地等，租金分别提高了650%和700%…微弱的增量下，圈地运动主要是在分配存量。
这反映了小农和庄园主双方博弈力量的急剧变化。
圈地运动号称绵延五个世纪，实际上混淆了性质截然不同的两部分。17世纪前主要是农业公社的拓殖，17世纪后是士绅对公社的掠夺。
更重要的是，这种分存量大于增量的模式，因为历史的偶然，让英国将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了工业革命后期，居然成为了别国效仿学习的制度。
但圈地运动究其根本，只是一种亚稳定结构，靠不断往外转嫁矛盾来勉强维持自身的发展。
无论誓现代工业化的自我辩护，还是早期批判主义的政治思潮，都把这说成是人类的必由之路。
不过，只要学习过唯物史学，就知道圈地运动的诞生也存在一定偶然性。
既然存在偶然性，那就说明这不是工业化必要的进程，韦斯特道格可以接受为了工业化暂时牺牲农民的利益，但圈地运动如果深入农村，虽然可以对农业进行资本主义改造，代价却可能比不列颠更大。
除了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圈地运动摧毁了小农经济，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大农业，更重要的是经营方式的改变：土地被围圈以后，农业资本家办起农场或牧场，雇佣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进行生产。
那些将土地出租给资本家的贵族，所得到的不再是封建的地租，而是资本主义的利润。过去的贵族变成了新贵族，农民则变成了农业工人，从而使农村得以资本主义化。
因为圈地运动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倾家荡产，被迫成为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而英国政府颁布的法令中规定如果有劳动能力的流动农民，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限内找到工作或者保留自己的土地，那么一律要加入国营农产，成为王室的佃农，这就迫使流浪者受雇于农场主，不得不接受工资低廉的工作。
这必然会促使土地贵族在短期内的力量迅速膨胀，而韦斯特道格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削弱贵族特权。
不能给土地贵族一丝膨胀从而增加政治力量和话语权的机会。
而法国的小农所有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虽然农民们较为公平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工商业发展的土壤也会枯萎——小农所有制的核心就是自我循环，缺少必要的商品流通，没有商品流通，就没有商业繁荣，没有商业繁荣，就没有开拓新商路的动力。
韦斯特道格还指望到时候打进君堡继续促进商业发展呢，小农所有制对君堡的发展肯定也会产生制约，所以，法兰西对小农所有经济的改革，是可以作为参考目标来学习的。
如果未来的伯罗奔尼撒不想走上圈地运动或者小农所有制的道路，那就要开辟第三条道路。
但韦斯特道格不是天才，他没法自己规划出蓝图，就只能从对农民伤害较小的小农所有制来学习法国的改革。
法国从一个农业长期落后的国家，在二十世纪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迅速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从1960年刀1980年，农业总产值增长近四倍，粮食产量翻了一番。
这主要得益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现代农村土地制度的构建。
如果说韦斯特道格能从这里面学到什么，那主要有两点。
第一，政府在将小农场土地合并的同时，也必须限制土地的过度兼并。政府规定，对农村土地使用和转让时，私有农村土地一定要用于农业，不准弃耕、劣耕和在耕地上进行建筑。
对于弃耕和劣耕者，国家有权征购，提高土地税或让其出租。政府明确规定土地转让不可分割，该块土地只能整体继承或出让。
第二，建立土地市场管理机构——土地局，并建立土地银行。土地的转让和出租必须经过管理机构批准，不获其批准，土地转让无效。
土地局对小块土地有先买权，整治合并后，卖给有经营前途的农民。土地银行购买土地后，再租给农民，订立长期租约，以刺激投资。
这两点规划最主要的原则就是土地流转以土地集中为核心，在农地细碎化和分散经营成为阻碍农业发展的根本因素之前就完成土地集中。
而且，还要确立农村土地的用益物权，包括出租、买卖、无偿转让和抵押等多种形式，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土地买卖和租赁。
必要时，实行层级补助方法，按土地流转的性质、面积对农民实行不同的补助金额。为了加速土地流转，还可以对流出土地的农民进行财政补贴外，提供低息贷款。
“所以，诸位，都听明白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整合土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诸位出售起码60%的土地，是的，诸位没有听错，起码要将一半还多一些的土地出售给执政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