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等待着好的结果，他的部下却都不是傻子。
为了给自己在将来的势力重组中得到信赖，以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昆明镇守使龙云、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4人为首的实力派纷纷电请北京政|府表明和谈愿望，并向唐继尧陈述意见，提出改组省政|府、靠拢中央国民政|府、还政于民的建议。
这实质上是变相向中央靠拢，夺了他的权。
张汉卿人在汉阳，却对西南局势了如指掌。他对滇军四巨头的归顺意愿表示欣赏，并密派人与龙云联系，表示只要龙云表明立场，归顺中央政|府，赶唐继尧下台，将会以通令形式除保留其军人职务不变外，还可兼任云南省长一职，并要求人民军不踏入云南半步。
这其实已是龙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了：兵权在手，驱逐唐继尧不是难事，难得是在战后如何善后？阎锡山盘踞山西许多年了，根深蒂固的他最后还不是被“中央军”三下五除二拆了个稀巴烂？张汉卿的保证使他吃了定心丸：想来以堂堂正正中央之命令，自不会出尔反尔如此吧？
唐继尧也感到部下军心不稳，为防尾大不掉，下令撤销军级建制，其主要目的便是针对时兼云南第5军军长的龙云。
龙云感受到了压力，也迫使他作出了决定。于是故意克扣军饷，鼓动部下将不满发泄到唐督军头上。滇军只发了半个月的军饷，军心摇动。于是8月25日龙云和胡若愚调兵进昆明，并电张汝冀、李选廷共同行动。
8月26日，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昆明镇守使龙云、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四镇守使结盟发动“八﹒二六政变”，派兵进逼昆明发动兵谏。胡若愚领衔通电中称：“惩办贪污，屏除官小…”，“反对唐继尧独裁，推行改革，开放民意”。
由于孟坤与龙云里应外合，唐继尧反击计划告吹。9月11日四镇守使在宜良县法明寺开会，到12日唐继尧不得已接受胡若愚、龙云等之云南省政|府组织大纲，交出了云南大权。
9月15日龙云被选为云南省务委员，兼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校长。张作霖也按照当初步骤，明令他兼理云南省务，于18日开始办公，而唐继尧则成为有名无实的“总裁”。
龙云得势，滇中另一员老将胡若愚不满了。当初是胡若愚倾力使唐继尧当上了云南王，资历远较龙云为深。后因唐培植亲信，排斥异己，危及胡、龙、张、李四镇守使。遂与三镇守使达成反唐协议，联合掀起了倒唐的“八﹒二六”政变。
驱唐之力，胡若愚居功甚伟，但是中央的一通电令，使他的种种努力化为乌有，有点像为他人作嫁衣的感觉。龙云、胡若愚之间为争夺云南的统治大权，矛盾日增----这是张汉卿所期望的。
龙云的力量很大，不是胡若愚可以正视的。9月17日，宣布向中央效忠的龙云派兵查封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和省农民协会，从此正式将国民党在西南的力量消除殆尽。被部下抛弃的唐继尧一病不起，就此去世。
龙云、胡若愚、张汝骥等已无退路，纷纷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张汉卿果然不负前言，电请中央任命龙云为云南省主席，并表示为体恤边陲穷苦，人民军暂不入主云南。自此云南军政大权均在龙云，他也比正史上提前4年成为“云南王”。
不过龙云只得意了两天。9月24日凌晨，第三十九军军长胡若愚联合张汝骥突然派兵袭击龙云的住宅，因枪械久用炸膛，龙云左目受伤，被胡若愚、张汝骥等人擒获，部将卢汉、朱旭、高荫槐、周文人、孟坤等人逃出昆明，在楚雄等地集结兵力。
张汉卿对发生在滇中的大乱窃喜不已，不过仍代表中央驳斥胡若愚之行为“私扣国家军政大员，祸乱地方，以致天怒人怨，宜悬崖勒马，放还龙主席，庶可减前事之过，有益于滇民之和平。”
为了表示声援，并明文任命龙云为滇军第38|军军长，辖第97师、第98师、第99师、第100师，所以龙云虽然被囚，但实力不损，胡若愚、张汝骥不敢加害，龙云的夫人李培莲也多方奔走营救。
此时人民军在武汉军区商震、宋哲元两个军及广州军区乔方、于兆麟两军的合力下，已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人民军前锋已抵达乌江北侧，与黔军主力隔江相峙。不过人民军似是并不急于南下，而是向黔西进逼，收复了西部大片土地。
另一支向北直逼重庆，有与孙良诚、常经武部两面夹击之意。在昆明政变后，人民军也加快了进攻的力度。商震军在占领遵义后持续西进，已抵达川、滇、黔边境处的昭通，与胡瑛等滇军合兵一处。
9月26日云南正式易帜，龙云的主要将领卢汉等请滇军元老|胡瑛代理第三十八军军长，指挥部队反击昆明，将胡若愚击败，29日胡若愚挟持龙云撤离昆明。
滇军虽然暂时拥戴胡瑛为代理，但龙云被囚，实际上全部滇军处在群龙无首之地步。张汉卿乘机命令人民军自昭通向昆明进发，沿途收复六盘水、曲靖等地，打开了西向贵阳及南窥昆明的门户。
刘湘部虽然击败了杨森，却在人民军的攻击下接连败北。先是在绵阳打了大败仗，后又与孙良诚再战于德阳。胜败未定之计，南充又陷，使自己安身的老巢重庆直接暴露于人民军的威胁之下。不得已，主力再退成都。
然而杨森重整旗鼓，复从乐山杀回，腹背受敌的成都已无险可守。
刘湘联合黔军袁祖铭将杨森击败后，于8月中旬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但在会议上，刘湘与袁祖铭因分赃不均，关系迅速恶化。因为人民军已越过广西进入贵州境界，袁祖铭决定于9月上旬率黔军全部离川返黔。
此次助川，袁祖铭出人出力，却得不到理想中的好处，心中仇恨不已，于是决定在离川时大捞一把。
当时，重庆由刘湘、袁祖铭合驻。刘湘有潘文华、鲜英、李雅材、兰文彬等师、旅，而袁祖铭亦有两师一警卫旅。9月10日，袁祖铭返抵重庆，立即下令增调黔军四个团入城，在浮图关、两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战争一触即发。
而这时，刘湘正滞留成都，处理善会议未完事情。
重庆各界深恐战祸再起，乃分推代表，向川、黔军呼吁和平。袁祖铭佯装接受民意，邀川军将领会商，达成协议，城内除留少数军警和警卫队外，所有川、黔军各部均于9月12日移驻城外。
但11日刘湘部队正移驻时，袁祖铭突然策动鲜英师何金鳌部哗变投袁，鲜英仅率残部一营突围与兰文彬会合。
12日，袁祖铭又派兵攻击刘湘部守城卫队，占领驻渝机关，收缴川军守卫部队枪械，追击已撤退至白市驿等地的兰文彬、鲜英师，将刘湘的主力部队全部逐出了重庆。
这事，史称江巴事变。
刘湘主力被袁祖铭逐出重庆以后，刘湘决定驱逐袁祖铭出川。但是，当时刘湘的部队被分别隔于上、下川东，无法集结，被迫又向在统一之战中战败投靠中央政|府的杨森谋求合作。杨森亦想乘机再起，加上川军将领邓锡侯、田颂尧等因与刘湘分赃失和，亦欢迎他回川。
于是，刘、杨在成都签订了“丙寅公约”。公约规定：归还原来杨森所属的兵权，与刘湘合作收复重庆后，下川东则为他统治范围。
9月15日，杨森返回川东万县，召旧属六部来归，很快得八万余众。9月18日，川军兵分上川东、下川东两路，由刘湘、杨森分别统领、夹击重庆，刘文辉亦在川南发起进攻。9月23日，刘、杨联军兵临重庆，此时袁祖铭已退兵与人民军战于遵义。
川、滇、黔三系争斗不休，这也正是收复西南的战略：扶植杨森乱川、打击实力不太强的黔军、招除桂系、看护滇系。如今川、滇、黔都大体如愿，就看桂系怎么动作了。
川、黔系由合到分，滇系又内斗，使坐观形势的桂系诸大员大跌眼镜。本来桂系李白黄三巨头还想着在人民军攻势稍慢时漫天要价，但是见了这三系已经陷入内战的漩涡而不能自拔，抗拒中央在此时便是一个笑话了。
杨森、刘湘分分合合，几番内斗下来，双方实力均损失不少。正好给人民军以可乘之机。孙良诚率兵先入成都，常经武占领广安，川北已在人民军控制之下。
面对人民军即将进入重庆，刘湘无计可施。上、下川北及川东尽失，重庆已在人民军三面包围之中。在成都为人民军取得后，唯一可行之策是西遁川西，与堂叔刘文辉合兵一处，退往西康。
但以西康贫瘠之地，究竟能存活多久尚在五五之数。不过这样一来，他刘湘又将是民国另一偏安之军阀，将与中央为敌。
他虽然满心希望重铸昔日光环，但形势比人强，不容他不多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