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和缺乏、对于中国政治干预的兴趣及秘密地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等的诉求促使德国积极加深和加快与中国的合作，中国也以蕴藏着德国所缺乏的数量巨大的战略原材料，来交换自身迫切需要的在工业和军工能力上给予的帮助。中德交往大有好处。
正史上也是如此：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一系列措施开拓中国市场。这些措施使中德关系不断改善，也促进了德国在华利益的增长，并对德国对华外交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国内各派势力在远东政策上出现了分歧，来华德国军事顾问问题是其中一个焦点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国防军和外交部间发生了许多争执，但它们的分歧并非实质性的。在纳粹上台前，传统的德国统治精英一直寄希望将中国培养为自己在远东的战略盟友，而即使纳粹上台后为了加快德国的军事工业建设，大力吸引原材料和外汇也积极采取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做法。
张汉卿也是看到这里，所以在德国战败的当年，即从东北一隅请到了德国的军事顾问，并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得到了德国军界的信任，为国民政|府全面展开对德交往打下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为了对抗日益临近的日本入侵的阴影而对于工业化的渴望也加深这种合作。所以从1920年代起，双方几乎是一拍即合，从工业、农业、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
奉系在军事及工业上的崛起有德国很大一部分功劳，通过一家名为礼和洋行的中间商，奉军完成了很多项历史性的突破。比如辽10式80mm、150mm大口径迫击炮就比正史提前一年，即1921年完成了研制；
通过购置精微仪测远机，东北炮兵用之代替传统的炮队镜来进行观测，掌握了图上作业的无观测试射开始效力射的射击技术，以及占领遮蔽阵地的最新炮兵技术，在当时的国内是先进的。
现在，张汉卿又通过它，来向德国购买用于制造水面舰艇的设备。
礼和洋行是汉堡轮船公司、克虎伯炼钢厂、蔡司光学器厂及美国古特立汽车轮胎等的代理商，以进口德国重型机械、精密仪器、铁路和采矿设备以及军火闻名。其中国总行在上海，在青岛、济南、天津、汉口、沈阳、南京等地都有分行。
中国客户需要购买德国的任何产品，该行均能买到，流程是：客户先交给在华账房一部分预付金；在华账房根据多家订货情况支付给洋账房银票；洋账房负责向德国企业订货，到货后清账。
基本上到后来，凡是欧洲在工业技术上的突破的项目，中国总能在第一时间里知道并设法搞到样品、概图或者成品。在中国军工崛起的道路上，它功不可没。
当然它也发了大财，这纯粹是一种交易。
1921年5月20日时，中德签署，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互惠的贸易条约，对张汉卿指导奉系的经济发展政策有重要影响。在这个协议中，德国对进入市场的可行性进行周密的规划，把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拓展建立在长远而大规模的投资基础上。
通过当时的德国军工联合体----德国国防军与全德工业联合会的不懈努力，变成中国振兴计划与德国经济利益紧密结合于一体。
1919～1922年，东三省最大的贸易伙伴不是近在咫尺的日本而是德国，德国的油脂工业原料几乎完全依赖东北的大豆出口。到人民党完全执政的1923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5亿美元，而同日本的贸易额则下降为2.34亿美元。
德国工业对于中国出产的钨砂、锑、锰、锡、猪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
以钨为例，德国是中国钨砂的主要进口国之一，从魏玛时期起德国就已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从中国进口钨砂，在1920年代便已是中国钨最大的买主，至30年代，钨砂矿成为中德贸易中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矿数量增长了四倍多，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它商品，钨砂价格指数的上升速度也很快，十年增长了3.4倍，这是其它商品所无法相比的。这近二十年期间德国进口的中国钨砂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
请注意，钨是在军事上是制造穿|甲弹头、枪炮的发射管的必备；在民用上，金属加工领域的刀具材料高速钢就是钨合金。
一批德国政|府委派的外交官积极参与中德的各类贸易和经济合作，甚至有人数次前往华南江西、广东地区考察重要战略资源钨、镊、锡等矿产的生产，并主导了中国向德国所下的军事采购计划。
凭心而论，德国卖给中国的武器装备虽然价高但质地优良。更多的德国军事教官为人民党军官团轮训制定具体教程并亲自参与讲解，当然同时他们也积极为德国政|府服务。
由于德国马克的飞速贬值，和中国货币的信用问题及国内市场货币多样化的现状----基本上国内“袁大头”和张作霖起家的“奉天券”处在同一价值，双方商定中德经济贸易主要用以物易物的形式完成。
对两国现状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1924年8月23日，中国财政部长张振鹫与德国合步楼公司在庐山的牯岭签订了，又称“合步楼条约”。
条约中，同意中国用钨砂、锰砂等战略性原料和农产品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尤其是军需品。如果军需品为日英等国所禁运，则德国向中国提供相应的制造机器来解决。
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为中德双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它解决了因内战和巨大预算赤字导致的无法向国际贷款的困境，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武器的实质上的进口阻扰，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对德国而言，条约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几乎满足了德国的全部需求，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采购其它任何产品。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同年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的合步楼公司共同负责。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日本，长期目标则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建设一个工业中心地带，以供长期的工业发展。
三年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设17座工厂，包括钢铁、燃料、机械、电气、化工等重工业厂矿和发电厂。
正如1924年签订的以货易货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将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三年计划也将为民国政|府培养一批受过高级教育的技术官员，以负责这些国家计划。
千万别跟我讲保护资源可持续生产这些废话，在随时可能被人家掐住脖子的这个时代，处于弱势的中国的最有力的办法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强大起来。等到真正强大起来后，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不信么？后世的美国就是这样干的，张汉卿也准备这样干！
从客观上说，德国政|府重整军备的需求必须确保为其工业品和军事装备换取战略原材料的供应。有鉴于此，大工业财团克虏伯、法本、西门子，德意志银行、德意志德国工业银行大量对华投资成为趋势。
因为此时英美等战胜国对德国海外投资的限制，这种投资采用以国家作对外投资的直接担保，国际银行汇划结算协定，易货贸易筹办、进口许可证和出口补贴等方式来进行国际间的直接贸易。对缺少外汇的中德两国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
不久后，合步楼公司合伙人将其股份转让给德国国防部，从而由军方背景的私营公司变为国营公司，性质大变，不过这并未影响中德之间的贸易关系。
在交易当天，中国总理王永江与德国总理威廉﹒马克思签订了合步楼条约的补充协定----，由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无限期周转贷款。此外，中国方面承诺以每年20%的比例将1亿美元信贷从德国采购设备和技术资料。
张汉卿为此与威廉互致贺电，标志着中德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