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花这么大的代价支持赵倜，是因为经过精心筹划，人民军已下了南下湖广的战略决定。
表面上看现在直奉两家还处在蜜月期，但无论是张作霖还是张汉卿、还有吴佩孚都知道，双方这一仗必然会打，所难预料的，双方究竟在什么时候撕破脸。
为了巩固后方，张汉卿亲临新疆，稳定了那里的局面。
甘肃、宁夏、青海三地的驻军被西北人民军打怕了而且也被瓦解了，另外从关外陆续调进几个旅的武警部队也让西北人民军得以从地方驻守的任务中摆脱出来。武警部队虽然没有重炮，但毕竟也是建制的军队，行使地方保安职能是足够的，何况三省现在在行政上都向自治政|府的架构上靠近。
现在的形势非常之好：在东面，人民军已与山西的阎锡山达成互不侵犯谅解；在西边，四川自北京任熊克武代张澜为四川省长后，以刘湘为重庆护军使，杨森、陈洪范、刘成勋、但懋辛、邓锡侯、邱华玉、陈国栋、余际唐、陈能芳等九人分任四川各处镇守使，各处实力派实力大减，重新组合尚需时间，且陕、川交界处山高林密，行军、补给交通都极为不便，短期内任一方已形成不了对西北军的威胁。
现在张汉卿可以腾出手来做想做的事了。
西北诸省加上蒙古控制在手中，表面看来人民军的地盘可与东北相媲美，可是张汉卿深知，在这样一种交通闭塞的情况下，这种广阔的地域是一种灾难。人民军之所以顺风顺水，那是因为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力量。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人在节点处掐住交通要害，人民军不但有被迫各自为战的风险，连补给都成问题。
而且随着战线的拉长，从东北向西北供给已越来越不易。奉系内部已经有一个说法是，如果把这两年补贴到西北的钱筹建军队，至少可以再养十个师！
所以人民军需要找到这么一个地方，能够有便利的交通设施，可以以低成本得到来自大本营的补给；另外，鉴于西北的正在脱贫的关键时刻，人民军也不希望再增加地方的负担，也需要一个新的比较富裕的地方能够做到以战养战。
这个在地图上很容易找到的地方就是湖北，一个吴佩孚想插手却没有机会、人民军贸然进入会提前酿成直奉大战的地方。因为这里的主人王占元虽然为吴佩孚所不爽，但毕竟还是属于直系的一分子，而且还控制着重要的京汉铁路的另一端。它的重要性不必多说，因为沿长江而下，能够威胁直系赖以支撑的财团和它的背后势力：英美。只要吴佩孚一个反扑，好不容易得来的西北大好局面将形同泡影。
但是这个地方张汉卿势在必得。借助于长江航运，他可以方便地从关外运输来人民军急需的重炮和炮弹，这些东西从塞外这条线上的补给实在太过费时费力。
进军方略已经形成，机会也就在眼前，是时候解决吴佩孚这心腹大患了。如果能够有力地牵制吴的部队，凭借6个师的力量，即使面对吴的少量部队和湖北军，张汉卿还是大有可为的。
这时候，赵倜的作用就得以体现。他的实力虽然很弱，但毕竟在吴的心脏内部，虽然作用有限，但在某些时候，仍可作为一个重要牵制。
光靠赵倜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周边诸省的力量也无法匹敌吴的强大，但是如果大家抱成团呢？只要吴佩孚有所顾忌，在未来的湖北战场上他就难于使出全力，对人民军而言就是胜利的机会。现在，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他们抱成团！
于是，以自治为契机，一个理由形成。张汉卿派出若干特使，分别向各方游说。
安徽督军张文生的位置很不稳当。他本为徐州镇守使，乘皖系陈树藩倒台，因逢际会，率领2万人的新安武军“一不小心”做了安徽的督军。这支部队为原皖系安徽督军倪嗣冲所建，计有部队40营。张勋复辟失败后，倪将张文生残留在徐州的50营约2万人的定武军接收过来，改编为新安武军。段祺瑞重新就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后，为统一陆军建制，取消番号，改为陆军部编制，但是习惯上仍称为新安武军。
张文生督皖，引起同城的“旧安武军”首领马联甲的不满。马联甲有5个混成旅，人数是张的两倍有余。张文生既要向吴佩孚输诚，又要提防吴染指皖地，还时时处于马联甲的压力之下，压力可想而知，他的处境不比赵倜好多少。
山东督军田中玉原先也只是一个辖有陆军第5师的小军阀，实力尚不足保境，以致于山东局势混乱，许多强盗也趁火打劫，占山为王。其中山东匪首孙美瑶占据山东临城一带当上了土皇帝，后史上在津浦路上，他手下截住津浦线上的一列客车，将几百名乘客当做人质，想借机敲诈巨额钱财，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临城劫车案”，曾轰动一时。
虽然段祺瑞在台上时，田中玉就算是皖系的人，但是直皖大战，田中玉却根本没有参与，以至于在战后当痛贬“安福”余孽时，田中玉却保住了督军之位。
但是田中玉心有余悸，觉得还是实力大些才安稳。但是一时之间，在直系的地盘之内，到哪去发展势力？
因为有同样的诉求，张汉卿派出人来向三方提出联盟的办法，以便缓急相助时，田中玉第一个支持，马文生要获得道义上的支持也需要另两位督军的任可；而赵倜自审处境和张、田相同，也就参加了这个联盟。其实这个联盟是几个实力薄弱的军阀为了心理上的安全而设的，纯粹是一个纸约，没有什么真正力量。
江苏督军齐燮元虽属直系，究竟是冯国璋、李纯的一脉单传，与曹、吴的关系较疏，又时受浙江卢永祥的压迫，故他后来也要求参加了这个联盟，于是由三省联盟变为四省联盟了。
在直奉两大势力夹缝下，安徽督军张文生、山东督军田中玉和河南督军赵倜都算是杂牌。他们抱团取暖，也是就有之义。不过翻看地图可以看出，皖、苏、鲁、豫四省联盟，实际上都是把吴佩孚看作对手。
虽然对削弱吴佩孚没有半分作用，但吴佩孚想插手皖、鲁、苏的事务还是很不便的。这样，北边是阎锡山的山西地界，西面是张汉卿的陕西，能够让吴佩孚伸长手臂的无非湖北而已。可是湖北督军王占元好歹还是直系阵营的一部分，即使双方并无深交，但吴佩孚也不敢冒派系内反对的声音用强。这个联盟最大的好处是限制了吴佩孚的势力发展，得益人是奉系的人民军。
对这个名为自治实为抱团反吴的联盟，吴佩孚若说没有察觉那是侮辱他的智商，可是在他正想办法各个击破之时，来自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让主政的直系大佬曹锟焦头烂额，也直接影响到他无法专心于军事。
国家财政已经糜烂，自民国成立起，它的经济就没有好过。袁世凯在世时的前几年还能勉强过日子，到其称帝之后开始急剧恶化。为了抵抗护国军，他勒令交通银行发行债券，强制使用，使得京津冀物价一路飙升。段祺瑞在位时用参战的名义培养私军，财政情况也未见起色，接着是直奉皖大战，财政更是一蹋胡涂。
直奉双方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后，双方在私下达成协议：除几位大员由奉系充任外，基本上中|央政坛由直系把持；奉系则获得默许，夺取陕甘等被直系认为鸡肋的原皖系地盘。所以奉系在闷声发大财，才不会管中|央财政混乱成什么样子，反正一切窟窿，都要由直系来补。
在对抗奉系过程中，由于奉系的经济能力实在惊人，直系几乎把所有能支出的税赋都用在军队武装上了。1920年陆军军费2.2亿，当年总收入6.02亿。对比1913年陆军军费支出1.6亿，当年总收入为5.97亿可知，直系这是在穷兵黩武，比以往更变本加利了。
收支总是要平衡的。因为几处练兵导致的财政赤字已经让民怨沸腾了，民间有了解奉系状况的人都在私下里希望奉系可以取直系而代之，上下充满了不满的情绪。像辜鸿铭就在一次大型宴会时回答外国记者怎么稳定中国政局时轻松幽默地说：“办法很简单，把现在座中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
虽然只是一个花絮，却代表了民众的心声。民生不能不管呐，这是直系赖以生存的政权基础。曹锟虽然是直系大佬，却是个不管事的，吴佩孚还要替他擦屁股。在这时候，他只能向英美等背后金主想办法借款。
可是张作霖明确表示，在现今国家贫穷的时候，不允许再向外国政|府借钱用于军事上的目的，他安排财政部的人全程监督此类借款。此时各国都在行裁兵的计划，张作霖政|府的这一诉求，深得各国和平爱好者之心。
所以吴佩孚不得不回到北京和奉系磋商，对四省联盟之事有心无力。
这正是张汉卿的计谋之一，拖住吴佩孚让他对自己的下一步动作无力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