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民国九年、即公元1920年后，在各国政|府纷纷缓和对华关系时，日本却变本加利。新年之初，日本政|府一边要求绕过国联与中国直接讨论山东问题，一边阻止美英法日合组的大银行团对东北的投资以方便日方全面控制东北的财政。
山东问题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经历过这场思想大洗礼的中国人已经觉醒，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日本所谓要求与中国直接讨论山东问题，无非是仗着肌肉粗，不甘心英美等国的介入给自己增加难度。而皖系政|府为了取得日本人的支持，在形式上已经全盘接受了日使小幡的要求。
这样，山东人民首先不满意了。
自元旦起，济南学生用各种形式反对政|府的软弱：讲演、话剧、传单，大有越闹越烈之势。而政|府则强令学生不得干政，济南警察禁止学生演剧，引起冲突，学生重伤十余人。
翌日济南各校教职员愤而停止职务，消息传来，各省齐声声援，新一轮罢市、罢课、罢工开始酝酿，并有“抑制日货”之议，但民国外交部电令各省禁止抑制日货。
非但如此，交通部还在两天后与日本东亚兴业会社订立电信贷款合同，款额一千五百万元，以示中国政|府与“友邦”交好的决心。消息传来，张汉卿首先发电，坚决反对，“对此鲜廉寡耻之政|府，若不经过强有力之反抗，势必恋栈不去”，首先掀起反对皖系政|府的呼喊。
之所以如此愤怒，除了山东问题外，日本拒绝英美等大银行团来东北，实际上已经把东北作为自己的一块肉，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他们的手伸得太长了，长到要把东北自治政|府扼杀在摇篮里。
这是因为，南满铁路及其支线与所属矿产及吉林----会宁、郑家屯----洮南、开原----吉林、吉林----长春、长春----洮南、新民屯----奉天、四平街----郑家屯等铁路，都是由日本人兴建或借款或准备借款给中国政|府修建的，在日本人看来属于其势力范围，因此要求新银行团把这里作为投资范围之外。
缺少投资，势必减慢东北的发展势头，此外，也让张汉卿引外资以拒日本的“以夷制夷”策略失效，更不能接受的是，日本人对于东北名义上的控制权。
他说不能进就不能进，把东北自治政|府看成什么？把中国主权看成什么？
这是很让人愤怒的，但是以目前的形势又是让人无可奈何的。段祺瑞面临着直系的咄咄逼人，他只有日本政|府一家后台可资利用，所以难免对日本人的要求有些软弱。考虑到奉系的快速崛起，中国已经形成直、皖、奉三足鼎立的局面，弱枝强干，终非国家之福。
但是张氏父子不会“体谅”他的苦衷，无论如何，拿国土和国家主权作交易，都是不能原谅的。况且，日本人借此把手伸向东北，就是更加不能令人容忍了。
日本军队再度增兵远东后，为了体现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存在，在3月10日，日本竟越界向吉林逮捕华人。
此时无论是张作霖还是张汉卿，都知道尽管奉系在强大，但远没到可与日本人当面叫板的程度。相反，继续韬光养晦才是正解，可是这股气真的难受！
同样地，苏俄政|府也很难受。为了避免同日本侵略者直接冲突和防卫他们继续向苏俄东部的扩张、避免东西两线作战，苏维埃政|府决定在远东成立一个旨在苏俄和日本之间起“缓冲”作用的资产阶级皿煮共和国。把自己与日本分开，消除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借口，这就是著名的远东共和国建立的由来。
拼着一块地，把这个恶魔与自己分开，好安心做事。因此，远东共和国自建立之初就担负着在苏俄领土上抵抗日本侵略的任务。
根据苏俄政|府的决策，1920年4月6日在乌兰乌德召开了外贝加尔地区劳动者代表大会，向全世界宣布成立独立皿煮的远东共和国，首都设在乌丁斯克，后迁至赤塔。
远东共和国的成立，虽具有皿煮共和国性质，但仍不合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日本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无政|府及无秩序状态下的远东，便利它把远东地区占为己有。所以，它继续挑动和支持白匪军等反政|府势力，进攻苏维埃政|府。在日本的支持下，4月20日白匪军抵制远东共和国对赤塔的解放。
别看现在跳得欢，将来一切都要还。日本政|府不会知道，他在远东的上窜下跳，已经让各方都认为是巨大的祸患，一场针对日本的反击，正在形成。
最先反水的是它原先的盟友。美国认为日本违反了远东干涉军出兵前签定的协议，即两国将不“利用这次联合远征或可能因之而引起的任何事件作为一个机会占领土地”。现在，日本明显地就在利用庙街事件大做文章。美国反对日本对库页岛北部的占领，并声明除俄罗斯外，不承认他国有权占领该地。
日本拒不撤兵同样引起了英、法等国的疑虑它们担心日本独占东西伯利亚的利权也要求日本撤兵。结果日本在国际上开始处于孤立地位。
而共同的敌人，使奉系和苏联及远东共和国的心连在了一起。张汉卿派出多组代表，与苏联政|府和远东共和国交涉，表示奉系坚定支持他们的决心，这其中最让他们感到满意和热心的，是以粮食交易军工机械。
因为列强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单靠中国自己很难有后发优势，因为中国的现代军事才刚刚起步。如果能得到苏俄的帮助，虽然他的军工体系算不得先进，武器也比欧美列强有一点落后，但是架不住人家大啊，而且人家是有比较完善的体系。
而同时苏俄也需要帮助，这就是几乎要了他们命的粮食。
1917年苏联政权建立之后，立刻出现了战时粮食危机，来春演变成饥荒。1918年5月列宁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没有粮食。红色首都因饥荒而处于灭亡的边缘……我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毫不迟疑地支援彼得格勒。”
为保住政权，打赢内外战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内容包含了禁止买卖粮食和余粮收集制。
1919年1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数字交纳农产品，交出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口粮来支援红军和工人。为落实法令，苏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征粮队常常将农民们的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了上来，并将为数相当多的中农甚至贫农当作富农镇压或惩处了。
这引发了农民阶层对与苏维埃政权的离心。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出于应急，却被列宁等苏联领导人一度视为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1919年1月，列宁在回答历史学家尼古拉罗日科夫的信中称：“…不应当搞贸易自由、向后退，而应当通过改善国家垄断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此后列宁强化了这一思想。
国内战争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却延续了下去。被征收的农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抵触情绪，转化为不愿意种粮或者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的不合作行动。农业急剧萎缩，1920年的谷物总产量比战争前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仅为战前的6%。1918年春已发端的粮食危机开始放大，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本次大饥|荒的起止时间目前尚存争议。И.В.科切特科夫等俄罗斯学者认为“绝对饥饿”持续到1925年。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奥尔洛夫弗拉基米罗维奇则得出结论说，一些地区饥荒持续了苏联政权的整个头10年。
现在已经有了苗头了，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审慎地考虑来自奉系的建议。
根据与奉系交往的经验看，这是一个抱成团、有想法、有力量的集团。在远东发生干涉之初，这个集团就能够与其中|央政|府对着干，反对孤立苏俄并与新政|府作了很多交往，也达成一些互利的条件。当然，它的强硬是有目共睹的，摩阔崴、中东路、呼伦贝尔、蒙古，无一不是在苏俄政|府心头剜肉。
但这也是一个很让人信任的集团，因为它言出必诺，也顶住重重压力不使中国成为干涉军侵俄的跳板。它对俄国人民总体是友好的，虽然收容了许多不同政见者，但也禁止其利用东北国土反对俄共新政权。
现在它比以往更强大，作为中|央钦命的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张作霖合法地控制了全部中苏边境口岸。这就在实质上表明，中苏关系其实可由奉系一言而定。
奉系对苏俄是友好的。那位东北的少帅，在各个场合大声疾呼，要实现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并鼓励中苏之间的经济交往。根据中国国内的形势，原本反对和苏俄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皖系集团很有可能会在今夏的某个时段遭遇另一集团直系的军事冲突，而直系和奉系有部分的共同语言，这就表明中苏关系的解冻很有可能达成。
所以对奉系提出的以粮易物很看好，他们决定再派代表优林来奉洽谈具体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