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红军是乘四不像来的。
在中，四不像可是姜子牙的座骑。它的长相非常特殊，犄角像鹿，面部像马，蹄子像牛，尾巴像驴，但整体看上去却似鹿非鹿，似马非马，似牛非牛，似驴非驴，于是人们美其名曰“四不像”。
难道红军都是姜子牙么？这可不是野史，而是陈世英给政|府正式报告里的原话“越数日，有红军自北边来，皆骑四不像兽…”
后来考证，这个记载应该是对的。有记述80年代初鄂伦春猎人生活的书说明，当地鄂伦春人就用麋鹿做交通工具，运货、载人兼生产鹿茸。麋鹿就是古书里传说的四不像，冰天雪地里麋鹿应该比马更实用。
不过四不像这玩艺儿，笔者还是不能想像，一来这东西是国家特级保护动物，二来这东西就算能骑吧，苏联人可都是大个儿…不过看起来苏俄红军在这个时候也是挺简陋的，没有后来那样气派，从另一方面说明苏俄国内的窘境。
红军的到来，使试图长期占领西伯利亚的日军极为恼怒，和红军的武装冲突不断爆发。当年十月苏联红军反攻庙街，白俄军队一溃千里，向东逃去，连他们的主子日本兵都不顾了。
庙街，是黑龙江的入海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日本在庙街本来有一个大队千余人，海军驱逐舰4艘，并有巡洋舰“千代田”号在附近巡逻。可是后来因为形势“大定”，他们把主力撤回国了，只剩下300多人，加上海军通信队和日在乡军人共400人。
在人数占优势的苏俄红军攻击下，他们退到日本领事馆中利用坚固的工事拒险顽抗。只要挨过这段最即期的日子，他们的援军很快就会到来。
但红军攻势凌厉，战情对他们已不妙。
所以日本人指示白俄军，要求设法和中国海军联系上。虽然中国海军弱了些，但在内河，却是可以横冲直撞的，因为它都配有火炮，又能机动行驶。像作为旗舰的“江亨”号，有阿姆斯特朗120mm炮1门，75mm炮2门，哈乞开斯47mm机关枪4门，马克沁机关枪4门，威力不下于一个营的火力。
当时的中国海军都是闽系，北洋舰队的直接后人，因此对甲午之仇刻骨铭心，陈世英尤甚。
本来只是奉命出国门一是宣誓存在，二是帮助侨民，对于日本兵被虐，他是乐见其成的。所以当盛气凌人的白俄军官来到他的住处，立即遭到他的白眼。
“我军遭到了红军的袭击，贵军在我军地盘之内，应派4艘军舰协助我军截击红军。”此人口气十分强硬。
按照明面上的道理，中国海军都是“远东干涉军”的一部分，是有这个义务协助俄人对红军作战的。可是如今是俄国人在求人，已经不是历史上日俄战争那会了，还分不清形势，就是老|毛子太过于自大了。
陈世英打量着这个满脸凶气的白俄头目，心中感到不快，他未加思索地告诉他：“我等乃是客军，舰中皆系水手，未谙陆战。”
一句话就把对方打发了。白俄军官只得悻悻而去。
接下来是单方面对孤守在领事馆内日本兵的完虐。不过苏方人数虽然很多，主要却是游击队，因缺乏重炮无法击溃躲藏在日本领事馆中的顽抗日军。
这时候因为中东铁路和摩阔崴领土处理得非常顺利，苏俄国内和奉系搭上了话，也侦知了中国的实际态度。事实上，中国干涉军并没有对红军进行过哪怕一场战斗，驻军和俄国当地人一直融洽。
按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则，遂向当时负责舰队指挥的陈世英舰长商借舰炮。
这可不是小事。按照国际法，一国向正在交火的两国之一运送军火，其实质是变相的参战。一旦事情暴露，这与不宣而战无异。
陈世英深知厉害，他召集几个军舰的舰长讨论，最后决定从最大的“江亨”号上卸下一门75mm炮、“利川”舰上的格林炮一尊及炮弹21发送给苏俄军队。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江亨”号由日本制造，原先只配置阿姆斯特朗75mm炮一门，而长江舰队为了充实火力自己多加了一门。所以从理论上一旦出事，只要北上舰队矢口否认，日本人无法指责中国军人资敌的行为。
“利川”舰是武装拖船，格林炮同样是中国自行配置的，所以只要抹去相关记录，谁都没有证据认为这是中国的。为了安全起见，陈世英还命令舰上人员将“江亨”和“利川”舰进行了改造，对两艘舰上的大炮进行重新安排，并改编弹药库存表册，以备查对。
苏俄红军有了这批武器是如虎添翼，只三炮就轰开了日本领事馆的大门，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余人。这时候庙街城里一片，侥幸未死的日本兵四处逃窜，有几个逃到中国舰队上要求避难。
这下正中陈世英下怀，他下令将他们缴械，并五花大绑之后丢进冰窑里活活冻死。
有人说这陈世英脑子有毛病啊，处置鬼子的招儿多得很，为什么要用这么不保险的办法？！主要是不明白干吗不直接毙了他，冻死，得多长时间啊？不知道夜长梦多吗？
敢情说话的是南方人，不知道东北的冰窖怎么个冷法，抓耗子都用铁锹沾舌头就行的地方。日本兵看起来体格不错，扛冻----不过也扛不了这种冻法吧，估计有一个钟头就成冰棍了。
他们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疏，一个被中国军队冻死的日本军曹在冻毙前留下文字，被日军后续部队发现，中日顿起冲突。
当江冰渐渐融化后，江面上出现了日本军舰的影子，这是日本调来报复的援兵，共有军舰20余艘。与此同时，白俄的浅水炮舰也从上游顺流而下，它们一起向中国舰艇开炮示威。
没过多久，日本方面派了数名海军军官来到“江亨”舰上，一方面是来谴责中国海军借舰炮给苏维埃红军游击队，协助他们打日本；一方面是来为此事搜集证据。
当然最终他们是一无所获，可是日本人完全相信中国舰队在其中做了手脚。日军扬言再等一个星期若找不到证据，就将中国海军的4舰全部击沉，不留一个中国人。此话一出，日本就派人将4舰监视起来。
陈一方面抵死不承认----当然不能承认，承认了是死，不承认还有一线生机。为应付不测，他一面命令各舰将舰底水门准备好，一旦日军开炮则打开水门，使舰沉没；一面告诫各舰官兵要抱九死不悔的信念，在黑龙江生火亮械，和日军舰队炮口对峙，毫不示弱。
日军见中国舰队准备充分，不敢贸然动手，转而采用围困手段，封锁江口。
这一围困达半年之久。陈部粮弹断绝，所属都是南方人，在北方海区生活极为不便。但是为国家计，皆冒死坚持，严阵以待，每日在甲板擦洗炮弹，以不示弱，当地华侨也想方设法接济祖国军队。日军终不敢动手，无可奈何。
日本人一贯是欺软怕硬的，现在明白“九一八”为什么错了吧？
“庙街事件”就这样演变成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争端。
数日后，日本政|府就“庙街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气急败坏的日本政|府提出了4条无理要求：由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道歉；由驻庙街的中国海军向日本总司令道歉；严加惩处对此事负有责任的中国人；向死亡的日本海军的家属支付一定数额的抚恤金。
张汉卿知道，在正史上，软弱无能的北京政|府，竟屈从了日本的要挟，全部答应了这些条件，给予“江亨”舰长陈世英撤职处分。
此时，他已经回到沈阳。
600吨黄金放在蒙古显然不是个事，他冒着被苏、日翻脸的风险----这种风险远大于陈世英弄死几个日本兵、准备了几年才弄得到手的，当然倍加小心。此外，东北经济建设亟需资金，这是一笔大得让人无法想象的财富。
至少张作霖、王永江、刘尚清等几位奉系核心对这笔从天而降的巨款先是被震得半晌回不过神来，接着又狂喜不已。
东北新政，自治政|府几乎把历年来的积蓄都投了进去。虽然预料到几年后的产出将是惊人的，但目前的日子无疑是相当拮据的。即使如此，东三省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一亿五千万，现在，少帅一出手，就是54亿大洋！
为了尽最大可能不致引人注目，几位财经界的元老决定小步慢走、富日子穷花，先寻找几个重大投资项目后再妥善利用这笔巨款。
张汉卿认为，如果以国家乃至民族的长远利益为着眼点，实体经济，特别是重、化工业，技术产业，应该居于经济战略核心位置。特别是中国这样传统上以农为主的农业国，重工业的发展需要突飞猛进式的补课，结束中国“有财无业，有业无势，有轻无重，有金无钢”的局面。
由于很多计划中的项目都设在日本关东军势力尚达不到的吉黑腹地，所以需要从根上断绝日本人对这里的渗透。庙街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一再喧嚣如果不能让他满意就要进兵黑龙江，在这个时候张汉卿可没心情启动他的建设大计。
妥善处理庙街事件成为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