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爆发的匪乱，若不是它严重冲击了东北自治政|府的政权，并与日本对中东路的占有政策遥相呼应，倒有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意。
京剧里有句唱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从清末到解放前，东北匪患严重，草头王比比皆是。不过，东北的土匪有个特殊的称号：红胡子。
根据史料记载，东北的红胡子起源于清咸丰年间，到正史上解放前红胡子被消灭，其存在的时间将近一个世纪。乱世之中，多数红胡子走的是强盗行径，也有效仿梁山好汉取侠义之盗的。不过，随着时局的变化，红胡子也一度成为各方势力利用的对象。
哥萨克在红胡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带路党”联合红胡子，抢了沙俄不少的财物。日军间谍也曾想利用红胡子袭扰俄军，但出钱出枪之后，却被红胡子放了“鸽子”。
土匪就是土匪，为何要称之为“红胡子”呢？红胡子的基本构成是汉人，从人种学上说，他们本不会长出红色的胡须，然而，红胡子一说从何而来？
俄国学者穆罗夫于1901年发表游记，他在书中说：“地方之好汉，好以红色之绳穗装饰其武器。瞄准时，将绳穗衔于齿间，以免碍事。远望，枪手仿佛长着红色胡须。”不过，美国比林斯利教授却持另外的观点，他在1988年发表著作。书中指出：“中国东北之盗匪，初期为遮人耳目，使用染红的中国传统京剧之髯口作伪装。”
红胡子的起因甚为复杂，应该与中国十七世纪时的政策有关。根据，1644至1667年间，山东百姓移民满洲者甚多，辽东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河北及河南百姓迁至鞍山、辽阳和营口，而山东百姓迁至了大连和丹东。前来关东的移民，大多自主觅地耕作，不受法律保护，朝廷对其生存状况也不闻不问，采取听之任之，自生自灭的态度。时光流逝，不少闯关东者，生活穷困潦倒，难以为继。
俄罗斯汉学家比丘林在其著作中写道，满洲移民中，有内地因罪获刑者，被遣送或驱逐满洲。此类人群，毫无疑问，将威胁满洲治安。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帕诺称黑龙江依兰是罪恶之城，堪称“索多玛第二”。英国作家格拉哈姆于1886年访问齐齐哈尔，称所到之处，匪患肆虐，他说，此城堪比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博特尼湾，好一个非法移民和苦役犯的天堂。
当时满洲地区警力匮乏，治安混乱，加上关内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大动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列强干涉，步步紧逼……这些都催生了民间匪盗红胡子。1878年之后，清朝取消满洲移民禁令，移民激增，红胡子也猖獗起来。尤其是关外的八旗军奉调入关，前往清剿太平军。此时，关外驻兵骤减，防卫空虚，红胡子的队伍更是趁机壮大。
由于东北一直被满清视为“龙兴”之地，禁止汉人入关耕种，二百年来，发展极慢。近代又相继被日、俄视为鱼肉，多方人员混杂，形成诸多势力。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明的暗的纷争迭起，政权几易其手，导致地方官员盘剥生利、不顾民生。久而久之，民不聊生，便生盗匪之心。因为地方辽阔、山深林密，短期内很难剿灭。而民匪不分，时而为民，时而为匪，又增加了根除的难度。而且日俄势力遍布全境，土匪、特务、汉奸纷杂，更增加了变数。
有传言说，逃出生天的高士傧摇身一变，成为盘踞吉林东南一带有名的土匪头子。他手中还有百十人的卫队连，有着多年军旅生涯所熏陶出来的战斗经验，对于做土匪尤有心得。原本他就与这一带的土匪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现在只要振臂一呼，响者云集。
日本人在为中东路绞尽脑汁之时，果断找到他，并给他经费和枪支，让他作为大哥带动一批人起来扰乱治安。日本人许诺，如果事成，将扶持其为吉林地方军政长官。在国家孱弱的当口，中|央政|府会考虑这个“建议”的。
当是时，张作霖仅控制了奉天省大部分富饶区域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大中城市，在张汉卿准备将其作为后院的那些偏远地方，匪患迭起，很多地方都成了“胡子”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在东北，仅人数在数百人以上的有名的“胡子”头就有百十余名。当时的东北，全境内共计有154个县，其中有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真正被奉系占据的还不到50个县，且还经常处在“胡子”的威胁下。
土改在奉天相对比较顺利，这里是张作霖盘踞多年的地方，人口稠密，经济也相对较发达，驻军也多，因此除偶尔冒出些许不成器的毛贼，好几年间还是很平静的。
但是吉林、黑龙江的情况很不同。民国时期，吉林的面积远比现代地理上来得大，此时还有22个县未划归黑省管辖，而黑龙江也有一块地方属于东省特别区的范畴。吉林是地大兵少，自然很多地方顾不到，黑龙江是各方势力参差，管理混乱。张作霖刚刚接手两省，手还没来得及触向偏远地方，这些不安的家伙就给了他下马威。
原因是在全东北进行的土改。随着“新民土改”的渐有成效，各地纷纷效仿。由于政|府几乎是进行无本“生意”----强行收回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然后许以10年的本息，这当然为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所不容。在人人可分得土地及“包产到户”的吸引下，立场“不坚定”的胡子们纷纷回家务农----做土匪可不是长久之计。奉天的情况好些，因政|府有武力为后盾，一般地主只能在心里骂娘，诅咒着这万恶的自治政|府。吉、黑两省的一些人叫嚣着到北京呈愿，可是关外已非中枢诸公所能控制，一些人便与土匪合作，以资与奉军对抗。
为了瓦解多如牛毛的土匪，张作霖命令在各地发贴布告，接受各地土匪们的投诚。政|府不但既往不咎，而且可以每人免费分得一块地。有些规模较大的土匪群，还就地封为当地治安队，来个以毒攻毒。
这是张作霖对于自身“马仔”生涯换来的心得，他本人就是受招安起家，因而对这个方法很有信心。有了吃的，谁还去做那些饮马茹血的勾当？他是想用田地松散土匪的联盟，让他们安顿下来。张汉卿认为未经过改造的土匪不可能一撮而就成为老实的庄稼人，因此不大赞成这种另类的纵容。
一些吃不起苦的土匪们先是为获得土地而高兴，然后又为需要自己操劳而不满----田间的辛苦岂能如做胡子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来得痛快？而且政|府的免费土地不是容易获得的，需要种种条件。既要受管、又要受累，哪有土匪来得痛快？
加上日本人一蛊惑，大大小小的胡子又起了不安分的心思。不少人仍又转身做了本行。
于是1918年5月，北满境内“受封”的“中|央胡子”发动骚乱，先后占据东宁、东安、同江等县城，截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线，并号称要与白俄军“会师哈尔滨”。随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胡子”们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城内，大小店铺抢劫一空，刚上任十多天的县政|府包括萝北县长在内的干部20多人，被集体枪杀，依兰县长的妻子遭土匪弓虽女干后含恨上吊自杀。以至于一直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政|府也适时表达了“关切”，意在言外。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张作霖立志要做东北王，岂能让这一小撮力量搅了大局？
“胡子”问题已经发展成奉系在黑土地上生存壮大的重大威胁，也极可能给立图乘机干涉东北内政的外国干涉军以机会。胡子出身的张作霖虽然手下也多是胡子出身，但当胡子威胁到他在东北的生存和权威时，下手也不含乎。在10年前，他即以剿匪出名，被朝廷及民间尊称为辽西“剿匪大英雄”，才有今天奉系壮大的机会。时隔多年，为了保证东北政权的稳定和土改的胜利，又要来一次剿匪了。
在张作霖的亲自过问下，东三省巡阅使总部决定，投入主力部队进行剿匪，并委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参谋长张作相为“剿匪总司令”，以张汉卿为实际执行常务的副总司令，三省督军划界分区围剿土匪，并以张汉卿为总协调，这实质上标志着少帅又一次站在奉军高层协调并领导新老奉系的力量。
这一次，新老派系对少帅的管理抱以空前的支持。一是张汉卿在前不久的作战指挥中极具兵家本色，让老奉系心服口服，故而调到吉林协助剿匪的汲金纯师言听计从；另外大家都是既得利益者，东北匪乱实质上是砸大家的饭碗，所以同仇敌忾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