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到了这一步，王瑾的知识已经起不到多少作用了。要说怎么做一个不像大清那么烂的封建皇帝，从史书上自然能找出很多办法，要说二十世纪的农民运动是怎么搞的，王瑾也能说出些道道。可谁能想到，李自成的观点竟然比王瑾更激进，又想要封建王朝，又想让农民起义的威慑力持续下去，这实非王瑾所能为。
这等前所未有之事，李自成也只能逐步尝试。统计司就是李自成做出的尝试之一，这个部门虽然隶属户部，但其中的所有人员都不是经过户科的科举考上来的，而是出自李自成的直接选拔。目前闯军控制的每个省都下辖一个两百多人的统计队，再搭配一个队的兵力作为护卫。其中配备的人员不仅能丈量土地，厘清赋税，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把一个县的县衙整个替换掉。
理论上来说，这些人和当年万历朝的矿税使在性质上也没多大区别，都是皇帝使用特权任用的私人。为了不让他们变成同样的抢劫团伙，李自成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明朝的矿税太监，有很多在净身进宫之前就是地痞流氓，游手好闲，靠盗窃、赌钱、讹诈之类的办法维生，或做代收粮赋、讨债之类的灰色营生。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做太监，甚至有的是抛下老婆孩子做太监，当然不会是为了给皇帝尽忠，而是为了通过走后门幸进而发大财。把这帮人放出去收钱，他们会做什么可想而知。
矿税使出了皇宫之后，招募的党羽自然也都是他的同类，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两眼一抹黑，自然也就需要再找一批当地的地痞流氓。于是，这帮人大肆劫掠破坏，谋财害命，到了最后分赃的时候，皇上顶多也就拿一成，太监能拿两成，从京城和太监老家带来的外来流氓们能拿三成，跑腿卖力最多的本地流氓能拿四成。
闯军统计队的队员得有直接替代官员、胥吏的本领，自然不是随便找几个地痞流氓就能做的。目前统计队的骨干人员都是康小米这样在早期流动作战期间就负责过后勤或者在山寨做过民政工作的闯军老兄弟，新补充进来的人员来历则五花八门，有的出身胥吏，有的做过师爷，有的是商贾子弟或者店伙，有的是一些难以进学的穷童生，总之都是有一定的知识但又挤不进地主阶级的。
这些人地位虽低，却都是有家有业之人，是一旦机缘巧合，就有机会成为统治阶级成员的，传统文官容不下他们，新贵却可以接纳他们中的优秀者加入自己的阶级，而不像太监那样永远进不了主流社会。
统计队的人全都是由各省的巡抚和制将军以私人关系招募的，在武昌统一培训之后再分散到各地，都不在自己的家乡任职，甚至不能在母亲、妻子、儿媳、女婿的家乡任职。不过这帮人在加入统计队之前家境都一般，也没什么跨省联姻的机会，亲戚基本都是本县的。
统计队不会直接收取任何税赋，也没有任何处置县政的权力，他们只负责调查一县的土地、人口、商贸、矿产等数据，将调查的情况上报中枢。之所以把他们设计成能接管一县之政的结构，是为了预防地方势力的任何反扑，不是让他们到哪都接管政权。
统计队都是与地方毫无瓜葛，由中枢直接简拔的人，与地方勾连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但收取贿赂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要防止此事，一方面靠在统计队内安排暗线进行监督，另一方面靠统计队长的人选。
康小米这样的人担任队长，在李自成心中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他们在本质上和其他文臣武将来说并无什么分别。统计司郎中是三品官，还是要用正常科举选拔出来的，如果直接由队长升任，这个部门就成了铁板一块的独立王国了，就算主观上不想欺上瞒下也会不由自主地这么做。
因此，五品的队长也就是统计队员能升到的最高级别。如果统计队出身的人可以调出去担任其他职务，又会滋生勾结的温床。对于康小米这种本身也是开国功臣的人来说，职务局限在一个五品的队长还是有些吃亏的，将来他有可能加封子爵，有可能增加袭爵次数，财产上的待遇也肯定不会低，但他的官是不可能再升了。
不过话说回来，能在五品的官职上干到退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多少人想求个九品官都不可得，五品就别嫌小了。“五品还叫官？”这种话，可不是谁都有资格说的。
李自成更希望将来李迟能成为一个统计队长，这种工作可以了解基层的方方面面，以避免将来做了皇帝不顾基层情况胡来。崇祯皇帝裁员、李自成下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工作有利于让李迟明白，真实的国家和坐在皇宫里看的那些奏章上写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要拿多少钱，才能贿赂一个皇子呢？皇子受一个县令和一帮乡绅的贿，能得到的只有钱而已，可一旦事情败露，代价却是惹怒自己的父亲。
李自成现在只有一子一女，李迟作为嫡长子，地位还是很稳固的，除非他干出什么十恶不赦的大事，否则李自成总不至于废了他，把皇位传给和自己同岁，身体素质还没那么好，多半活不过李自成的李过。相信李迟不会蠢到冒着激怒父亲的风险去受贿，要钱不要皇位。现在闯军规定无功不得封爵，那些不能继承皇位的皇子要刷功勋，统计队也是个好地方。
康小米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现在享受的是太子的待遇，他还在专注于享用烙饼摊鸡蛋。为了确保统计队的廉洁，待遇必须要好，成本也就很高昂，也就不可能多设，只能一省一个。最初建立统治时的统计之后，统计队会在每个县待一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彻底的统计，按照这个速度，一个县被查过之后，大概要经过十年才会被查第二遍。但十年一查也比不查强。
李自成在多年征战中见多了巡按拖后腿的事情，没有沿用明朝的巡按制度，所以在统计队之外，还得有其他的监察方式作为补充。
闯军废巡按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和另一时空的清朝济尔哈朗、岳乐等人要求废巡按是一个道理。巡按是制衡督抚的，而清朝的督抚多为汉军旗人，自然不希望科举出身的巡按去制约他们，爱新觉罗宗王也肯定站在旗人一边。
而闯军这边也有一个性质不同但地位类似的群体，也就是各省的驻防武官，李文江、郭汝磐、王友进、贺锦、塔天宝、牛万才这些人怎么可能愿意让巡按来监督自己。对于李自成来说，这些老朋友难道不比之前还是敌人，不久前才刚入伙的文官担任的巡按可靠得多？而且这些人和文官巡抚尿不到一个壶里，本来就会互相监督。
王瑾对于告密者极度厌憎，所以他虽然知道密折制度，却没有提出，只是提出各省刑科直接和刑部尚书对接，有监察之权。至于特务政治，更是王瑾绝不容忍的。但是刑官是长期任职的，和明末僵化了的巡按制度相比虽然没有拖后腿的作用，但是在监察作用上并没有变强。
然而，李自成无师自通地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有权直接向李自成奏事。自费邮递，不得使用驿站，里面只许谈政务民事，不准有请安内容。
理论上来说，这叫“广开言路”，人人都能监督，有巡按之能而无巡按之弊。可是，这是基于强力的开国君主做出的制度设计，五品以上的官员一大半都和李自成有私交，他直接听取这些人奏事当然没问题。可是换一个皇帝呢？换个懒的还算好，换个没本事却自以为是的，那可是后患无穷。
所以在王瑾的极力要求下，李自成又做了补充，所有奏章都要在通政司登记。通政司无权扣下奏章，也不能看内容，但至少要知道都有谁在什么时间向李自成上奏了，李自成又是何时批复。这样一来，“直奏”是有了，“密折”则只密了一半。同时规定，逮捕任何人都必须通过刑部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