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瑾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从破产农民之中挑选人员，组成帅府各司。除了不净身，他们和太监其实也没有多少分别。名义上是雇工，但是从一无所有变成为大元帅效力，一旦离开帅府，又会变得一无所有。没有奴之名，却有奴之实。
闯军废奴的确没有得到所有奴仆的支持，想做奴不想做人的情况不仅存在，而且还不少。在另一时空抵抗闯军却降了清，现在正在纳敏夫手下的孙枝蔚曾写过《哀纤夫》一诗：“牵船复牵马，受笞手中鞭。不如为奴仆，犹得主人怜。”雇工不像奴仆与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很多时候被剥削得更狠。奴仆是主人的财产，好歹也是十两银子买的，得省着用。雇工则不然，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随时都可以换人。奴仆如果成了有资格奴仗主势的豪奴，或者遇到个人道德水平比较高的主家，生活更是会比雇工好得多。
虽然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多岁，但依然有不少雇工担心自己年老之后被雇主赶出去。但即便卖身为奴，等老了干不动了就不会被主人弃如敝屣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能指望主人的良心。若真是有良心，也不会坐视给自己干了一辈子活的老工人饿死街头，若是没有良心，纵然有那张卖身契，失去劳动能力的奴仆在主家眼里也是不能创造利润的“垃圾人口”。
人可能会有良心，但阶级肯定是没有的。这年头穷人要养老，只能指望自己的子女。现在闯军的济贫机制能给他们每天一碗粥喝，也仅限于此了，等闯军的官做久了，将来有没有这种救济还难说。
王瑾为了防范天主教，也搞了一套依托佛教和道教的救济模式，但他的救济主要是盯着没有宗族扶养的孤儿，重点不在养老。穷人存在岁数大了之后去当和尚道士的出路，但这条路很窄。
所以，养儿防老、招上门女婿防老才是治本的办法，王瑾都靠不住，指望主家施舍，那更靠不住。儿女不孝顺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总比主家没良心的可能性低得多。
放奴为人，能打开限制奴仆婚姻的枷锁，总体来看对于大部分奴仆还是有利的，当然，也肯定有一部分奴仆过得反而不如从前了，但总不能为了他们把奴籍这种早该扔进历史垃圾堆的制度保留下来。
奴籍虽然废除了，但人身依附关系的社会基础还在，帅府招募的这些人，实际地位就相当于清代的内务府包衣。帅府的吃相总得是全天下最好看的，不能像大明那样，皇庄佃户是天下最惨的佃户。因此，这些帅府雇员既享受雇工的自由，又有奴仆的优势。
这些人负责帅府用品采买、卫生扫除、车马、仓储管理、建筑修缮等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管理帅府的资产。李自成鉴于明朝的惨痛教训，不可能弄出很多皇庄来，顶多也就是有几个庄园专门供应皇宫食品。因此，投资工商业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为君者不可无钱，不仅公库不能无钱，私库也不能无钱。按闯军的制度，皇宫维修算成公务，由户部出钱，毕竟三大殿之类的东西文武百官也得用，这还说得过去。但万一将来的皇帝想修园林呢？李自成能做清廉皇帝，李迟是老一辈闯军教育出来的，或许也能，再往后的皇帝是什么水平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作为开国皇帝，李自成的皇位是他凭本事硬抢来的，军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自然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而后来靠继承上位的君主，就得老老实实遵守游戏规则了，必然有很多掣肘。没有小金库的话，不少事情没法办。
李自敬管理庶务，按部就班地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但并无多少才干，很多问题还要高夫人做主。高夫人更要作为一个家长，处理兄弟们的内部关系，尤其是涉及内眷的关系。封建时代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拟宗法制的，大元帅的夫人就是兄弟姐妹的大嫂或者妈，一旦有了麻烦，第一反应肯定也是找妈。
再加上大家现在都是将军、夫人了，各种破事也就层出不穷，小到家里大小老婆不和，大到凶杀案，都得闹到高夫人这里来。
粗鄙的家长里短倒还好，高夫人从农村妇女一步步管理军中事务，直到变成一国之国母，处理这些事情游刃有余。而那些比较文雅的事情，有时候更让人闹心，比如说现在这个诗会。
明末是一个巨变的时代，社会风气也有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比较富裕的长江流域，女性受教育的情况越来越多，大家闺秀的社交也不再像之前那样闭塞。
当然，与此同时，另一种思潮也大大发展。其代表就是南京文人王相把自己母亲刘氏所著的《女范捷录》与汉代女史学家班昭所著的《女诫》、唐朝女学士宋若莘所著的《女论语》、明成祖皇后徐氏所著的《内训》合编为“女四书”。
从这四个作者的身份就能看出来，王相纯粹是为了捧自己的娘，在这里蹭热度。就好比项天鹰出版一套“四大名著”，分别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磷火常同日色鲜》。
“女四书”的前三本吧，其实还成，虽然到了清末民国就不符合时代要求了，但至少在十七世纪还不是糟粕。而刘老太太这本书，真称得上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再换上更糟粕的。
这本书里充斥着各种“以乳哺姑”“刺臂斩指”“割肝孝亲”之类的变态故事，什么为了不改嫁毁容，被人碰了一下手就把手砍了，都是这本书大力宣扬的“道德楷模”。
就算是明末清初的时人，认为王相扯淡的也大有人在，王相剃发降清之后又把“女四书”出版了一次，但依然推不火。
与此同时，社会上有另一种风气与这种“女德教育”针锋相对。比如说去年刚死的陈继儒提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立刻有人反对：“要是我夫人大字不识一个，那怎么教育孩子呢？”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冯梦龙，他认为男性和女性各有各的分工领域，有各自需要的才，无才何以称德。更早的李贽更是主张“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儿”，推崇卓文君、薛涛。
此时女性之中，也有“弃之礼法之外”的风气，而且十分普遍，到了很多卫道士大呼礼教要完的程度。社会生产方式在变化，很多地区女性的收入是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有好女子便立家”的观点自然便得到了实践。
在另一时空，这两种路线的斗争最终以“女四书”被收录进四库全书，成为全国通用的女子教育教材而告终。从大清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统治模式落后，统治难度大，那该怎么办？跟着时代改革？改革就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就有风险，而且还未必改得明白。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太过先进”，超出自己管理能力范畴的新东西通通都砍掉，让全国变成一个保守封闭的大猪圈，大家一起在泥坑里快乐地打滚，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毕竟十七、十八世纪的人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蒸汽船开进水文条件错综复杂的长江口，卡住帝国的根基，把大清逼入武大郎吃砒霜，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的地步。不改革，欧洲人的科技对于大清来说就像外星人一样，早晚亡国；改革，就会培养一批反贼，还是要完。但毕竟反贼不是立刻产生的，大清更不可能立刻意识到这点，所以大清挨了好几顿暴打之后总算做了点改革，最后也被自己的新军给推翻了。
不考虑这个问题的话，的确是越保守、越反动、越禁锢、越封闭的政策对大清的统治越有利。要不是因为没办法只靠八旗管理全中国，大清恨不得让天下的男人也都停止思考，至于女性的觉醒，那更是对大清的统治毫无好处，想得越多，就越明白大清多可恨，最后就该出秋瑾了。
但对于高夫人还有闯军老营里出来的这些上马能砍人，下马管财务的女性农民起义者来说，就算她们要迈入统治阶级了，也有别的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