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的百姓还很穷苦，但是这里的官员很注意不让百姓饿死。我们所看到的地方，实行的都是五公五民的制度，田主取四，国库取一。农民自己就是田主的，则只交什一税。如果没有其他苛捐杂税，这里百姓的生活就是好于九州的，从他们没有饿死来看，也的确如此。”
高来彦五郎放下了手中的笔，他自幼因病右眼失明，因此对仅剩的这只左眼要爱惜才行，天色一晚，他就不再写东西了。他站起身来，一瘸一拐地走到窗边，他的右足是跛的，这是当年在水牢里落下的毛病。
理论上来说，他是个和尚，不过塔尔摩大和尚说，法号只是个形式，只要心中有佛，叫什么都一样，所以他还是使用本来的名字，叫作彦五郎。因为是农夫出身，他原本没有姓氏，因为是高来郡人，所以就叫作高来彦五郎。
窗外就是武昌繁华的街道，彦五郎看得有些出神，虽然塔尔摩大和尚早就告诉过他们，唐国的百姓一揆已经建立了很繁荣的政权，但来自肥前国乡下的他还是很难想象眼前三镇并峙、商贾辐凑的景象。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塔尔摩总共派遣了五十名日本人和五十名朝鲜人来中国。用他的话说：“我也不是无所不知的人，我能指导你们的心灵，但对于起义之后如何建立一个国家，还是要求教于有经验的专家。中国的情况远比斯里兰卡、孟加拉与日本、朝鲜更接近，你们去看一看中国人是怎样做的，回来之后，才好找出适合日本和朝鲜的办法。”
“上一次派出遣唐使，已经是七百多年前的事情了，之后两国的交往就只靠商人，再没有官方的学习交流了。有的高僧想到唐国学习佛法，还要靠偷渡，甚至不敢回国。”高来彦三郎的副手苇北景教感慨道，他出身于熊本藩一个破落武士家庭，从小读的是儒经，靠教小孩识字养家糊口。岛原起义爆发之后，他迅速接受了塔尔摩那一套佛耶儒混合的教义，这种穷苦的底层知识分子，最容易成为农民起义的骨干人员。
日朝访问团抵达宁波之后，兵分两路。一路乘船到广州，再由珠江水系经灵渠进入湘江，最后来到武昌，另一路则是从宁波走陆路到九江，再乘船来武昌。李自成允许他们沿途随便他们参观任何不涉及技术和军事秘密的非保密单位。
除非不接待他们，否则只要允许他们来武昌，沿途肯定会见到穷人，还不如大方些，让他们随便看。反正李自成自觉对得起穷人，也不亏心。福建沿海虽然依旧有郑家的船只活动，但自从崇祯放弃都城之后，郑家基本上不再劫掠了，郑芝龙也要考虑为自己留条后路。
而且，有加勒比海盗护航的船只是不会被郑家攻击的。王瑾坚持不肯主动联合加勒比海盗攻击自己的同族，但如果郑家招惹加勒比海盗，导致他们还击，王瑾总不能禁止外国船只向袭击他们的海盗开火。郑芝龙也渐渐看出了这里面的关窍，所以绝不会主动向阿贾伊的部下挑衅。
郑芝龙倒不是怕阿贾伊，在近海，他可以用火攻船对付盖伦，但是如果阿贾伊和闯军合作，一起对付他，他就受不了了。和阿贾伊为敌也带不来什么实利，何必无谓树敌。
走水路的人看到的，是广州、肇庆、梧州、平乐、桂林、永州、衡州、长沙、岳州这些闯军控制比较早，已经建立起新秩序的地方，走陆路的人看到的，是宁波、金华、衢州、广信、饶州、南昌、南康、九江、黄州这些闯军新近才控制，正在建立新秩序的地方。日本方面，高来彦三郎是水路的领队，苇北景教是陆路的领队，两人都有很多感悟，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
过了良久，苇北景教说：“如果日本将来能做到唐国这样，当然很好，可是两国的情况有很多是不同的，这里没有大名和武士，日本也没有士绅，直接用唐国的办法是不成的。”
高来彦三郎说：“大和尚让我们来学习，一定有他的道理。或许明天我们见到唐国的侯爵，能够得到一些新的知识。”
隔壁房间里，朝鲜领队朴向勤正在就着最后一点阳光看书。虽然闯军给他们的灯油供应很充足，但他过惯了穷日子，总是能节省一点就是一点。
朴向勤今年二十四岁，作为一个起义领导者，算得上很年轻的。他出身于一个下级武官家庭，十六年前祖父和父亲因党争获罪被杀，全家被流放到济州岛为奴，母亲和祖母死于途中，来到济州后，一直与兄长相依为命。
而这次济州奴仆起义的导火索，就是他兄长的死。因为半岛上爆发了奴仆起义，全罗道水军也暴动了，济州岛的官员为了防止起义军打过来，征发奴仆修建工事。朴向勤的兄长刚刚盖起来的房子，被拆去当建材了。
本来朴向勤的兄长已经要结婚了，房子没了，结婚的事也就打了水漂。朴向勤的兄长为了尽快再盖起房子，便铤而走险，试图偷盗。
朴向勤的兄长被认定为反贼派来的奸细，处以分尸之刑。朴向勤第二天才在另一处工地得到这个消息，和他的兄长一起被处死的还有二十多人，其实没有一个真的是细作，都是怠工、逃跑或犯有其他小过的奴仆，其中一个甚至只偷了半匹布和一包盐。
之前早就有人到岛上劝奴仆们造反，然而他们谁也不敢。现在很好选了，要么当反贼，要么被官府当成反贼，横竖是个死，傻子才不反。
朴向勤拜入了塔尔摩门下，兄长生前教过他识字，他们是武官家庭出身，多少也会些武艺。因此，朴向勤很快就成为了塔尔摩比较重要的助手之一。他原本并不叫这个名字，“向勤”这个名字是塔尔摩让一个华人僧侣为他起的。
塔尔摩的传教是因地制宜的，在日本，他的教义融合了很多天主教、神道教乃至儒家的因素，而在朝鲜，他宣扬的更接近一种儒释道合一的宗教。塔尔摩对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回教四大教门很熟悉，对中国特色的儒道两家和日本特色的神道教就不太懂了。佛教中，他的学问也偏向南传佛教，对汉传佛教缺乏了解。然而他在东南亚接触了一些华人和日本人之后，现学现卖，竟然也说得头头是道。
宗教最大的威力不在于信的是什么，天父天兄和至圣先师在迷信方面没有本质区别。最关键的是，宗教能够将原本一盘散沙的老百姓聚合起来，甚至赋予强烈的认同，对基层有控制力，这就使得日本农民和朝鲜奴仆原本旋起旋灭的零星反抗渐成燎原之势。
塔尔摩现在号称“学贯九教”，也就是对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印度教、回教、天主教、基督新教、道教、儒教、神道教九种宗教的教义全都精通。不精通也没关系，别和专业神职人员打交道，专门在农村传教就好了。
塔尔摩对于利用宗教组织反抗得心应手，但他并没有指望靠宗教来建立新秩序。那样的话，他死之后，教团会迅速堕落为少数人的统治工具，这些被他组织起来的反抗者哪怕夺取了政权，其后人也必然走上封闭保守的道路。就拿日本来说，谁当统治者，都会倾向于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有了宗教加持的话，说不定禁锢得更牢，最后变成每座寺院控制一批农奴。
但要是指望塔尔摩拿出适合日本和朝鲜的政权组织方案来，那也是扯淡。王瑾也没想出什么适合中国的方案，只不过是把明末的农民起义者本来就会做的那些事情提前告诉他们罢了，再抄袭一些清朝和太平天国的制度。论革命性，他的政策还赶不上另一时空孙可望的营庄制。就连他搞的教育，都借鉴了清朝的八旗官学。
怎么办？只有学习，现在没办法，学习了更多的知识之后说不定就有了。不管怎么样，学习总是没错的。所以塔尔摩才会如此急切地派人来武昌，现在就要思考如何建设国家，不能临渴而掘井。在如何造反方面，闯军肯定也有比塔尔摩的想法更适合东亚环境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