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弘才口中，这些似乎都是非常浅显易懂的道理，他多年以前就听王瑾说过不知多少次了。殊不知，这些在三百多年后也就中学生水平的道理，也是无数人的牺牲换来的。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牺牲。
酒足饭饱，一个幕僚小心翼翼地说：“东翁，巩臬台送来的文书，尚未批复。”刘弘才的脸顿时沉了下来，调整了一下情绪，用和缓的语气说：“你拿我的姓名章盖上就是了。”闯军要求将领必须识字，刘弘才现在也认得几百个字，写自己的名字还是没问题的，但是他的字实在写得太烂，又根本不爱写字，因此一般还是直接盖章。
孙可望问道：“军中又有案子了？”幕僚所说的“巩臬台”是新任的福建刑官巩恒，由临江府刑官升任。“臬台”在明朝本来是用于称呼按察使的，也可以泛称与司法有关的官员，奉天倡义营没有按察使，所以这个称呼一般用来称呼省刑官。
按照闯军的制度，军中违纪如果达到需要流放甚至处决的程度，要有刑科参与，上报中枢核准。不仅军队主动申报的需要刑科调查，刑科本身也有权监督军队。
刘弘才说：“还不就是那些事。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打死人命，贪赃受贿，克扣军饷……巩刑官的处分我没意见，得按规矩来。现在的刑罚已然比过去轻了，只要不出人命就是流放。”
闯军中的各种违纪现象，从米脂起兵到现在从来就没停过。不管那些试图加强闯军军纪的人多么努力，都只是将违纪问题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而已。整体来看，仍然是大事偶发，小事不断。
简单来说，可以靠赔钱解决的都是小事，闹出人命的就是大事。现在向各地派出卫戍部队，队伍分散，纪律约束变得更难，除了多派人巡查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刘弘才说：“过去有人犯事，是抢劫偷盗，杀人放火，现在我们的人也学会贪赃枉法了。唉，这人做了官，便不一样了。”
孙可望说：“不管谁掌权，贪官污吏总是要有的，若是穷人坐了江山，天下就没有贪官了，当年汉朝时贪官就该死绝才对。不管怎么说，我们造这一次反，贪官污吏比之前少多了，大约能再让老百姓凑合过二百年。自从当年陈王大泽乡首义，老百姓隔个两百来年就得来一次大起义，不管成败与否，都能让贪官污吏们消停一阵。一百年后，故态复萌，再一百年，又把老百姓逼到走投无路，再揭竿而起做流寇。”
刘弘才叹道：“是啊，汉高祖坐了江山，二百年后有了绿林、赤眉，明太祖坐了江山，二百年后有了我们。倘若我们这次造反，也能让天下太平二百年，那也是很了不起了。”
刘弘才和孙可望赶到了军营，巩恒已经等在那里。此人三十来岁年纪，相对于一个四品官来说算是比较年轻的。但孙可望都已经是四品官了，他这个年纪官居四品在闯军这边也没什么稀奇的。瘦高的个子，面黑眼大，很有辨识度。
巩恒向刘弘才和孙可望拱手为礼，他今天是来抓人的。军事主官不在，他无权逮捕军人，当然，让他逮捕他也不敢。闯军的军官和士兵可从来没有怕文官这一说，你亮绳子，他就敢亮刀子。
但刘弘才来了之后，所有人都像小狗崽子一样老实。刘弘才只是站在那里，一句话没说，刑科的衙役就非常顺利地把人带走了。巩恒的话不多，拱了拱手，先离开了，刘弘才等他走远了，这才开口道：“来到福建，去台北方便了，你们是想去看看？”
刘弘才在另一时空名声不显，但就算是在原本的历史上，他这个在史书上只有寥寥数笔的人也是万里挑一的人杰。论本领，打了这么多仗还活着就说明一切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万里挑一，和他一起造反，没混出头的人都死了。论人品，他在李自成死后还在陕西坚持游击，而且军纪不乱。和李自成、张献忠比起来他是小人物，但是对普通士兵来说，这个身经百战的将军简直是半神一样的人物。
所有人默默低头挨训，没有一个敢有丝毫怨怼之色。刘弘才的威望是战场上打出来的，他能像对待亲儿子一样对待士兵，自然也能像亲爹一样想怎么骂就怎么骂。
刘弘才说：“我知道，你们中还有没被揪出的。我们执法的原则是宁可放过，绝不错抓，所以我也不再深究了。不过你们给我记住了，别他妈忘了自己是谁，都是饿得快死的穷棒子，披上这身皮也变不成老爷。真拿自己当官兵了？官兵有朱皇帝的军饷，你们有吗？得罪了老百姓，吃什么喝什么？抢？抢他妈能抢几天？郑家的人也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你们在这儿犯事，老百姓可就要欢迎郑家来赶我们走了，闯军还从来没丢过这个人。”
刘弘才这个思想教育方式着实不太符合王瑾的路线，但孙可望知道这确实有用。刘弘才又骂了几个有领导责任的军官一番，抽这个两耳光，踹那个一脚，有个都尉还被抽了好几鞭子。
这是封建军队，家长制、军阀作风在这个年代才是主流价值观，李自成教训部下的时候也经常拿拳头脚丫子说话。像王瑾这样永远严格按照纪律来的，也能得军心，但效果反而不如这些简单粗暴的好。
打过骂过，事情也就过去了。要是指望刘弘才因为部下有人犯罪就搞个整风运动，那也是想太多了。就连王瑾都坚决反对那样的做法，他一贯认为运动式的纪律整顿的就是制造冤假错案，“宁可放过，绝不错抓”那句话就是他说的。
这就是王瑾奇怪的政治观点：“我造反，我组织兵变和农民起义，还有矿工和奴仆的暴动，但我是个保守的改良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