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金胜曼畅游灞水山庄之后，李元瑷开始认真编撰。
李治给了李元瑷极大的便利，直接册封李元瑷为弘文馆大学士，弘文馆的学士、学员随意调配。
然后应李淳风、阎立本所请，协助李元瑷编写。
与其说他们从旁协助，不如说在一旁听课学习。
华夏术数发展还是极其先进的，经过刘徽注本以后，已经非常精准，包含了术数的全面启蒙，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故而李元瑷编写属于高深课程，并非是给幼儿启蒙所用，而且高中以上的学问。什么次元方程、三角函数之类的东西。
在教这些之前，李元瑷开始对外推行大唐数字。
所谓大唐数字就是阿拉伯数字，想要往深奥的数学学习发展，阿拉伯数字是必不可少的。
中文数字的表达方式太过繁杂了。
本来数学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学问，需要经过各种繁杂的计算。
如果用中文来算，那就太考验智商了。
就如算术入门里的割圆术来说：
割六觚以为十二觚。
术曰：置圆径二尺，半之为一尺，即圆里觚之面也。令半径一尺为弦，半面五寸为句，为之求股。以句幂二十五寸减弦幂，余七十五寸，开方除之，下至秒、忽。又一退法，求其微数。微数无名知以为分子，以十为分母，约作五分忽之二。故得股八寸六分六厘二秒五忽五分忽之二。以减半径，余一寸三分三厘九毫七秒四忽五分忽之三，谓之小句。觚之半面又谓之小股。为之求弦。其幂二千六百七十九亿四千九百一十九万三千四百四十五忽，余分弃之。
开方除之，即十二觚之一面也。
……
用阿拉伯数字来演算公式，可以做到一目了然，而用汉语计算，你要写上百余字来描述，而且这只是最简单的玩意。
真正困难的，一个解题就要写上一两千个字来验算，脑袋都要昏了。
全世界都在用阿拉伯数字不是没有原因的。
它给了繁杂的术数计算，提供了最大最优的便利。
要想真正让华夏的术数提升质变，首先就要让术数简单化，另之融入社会，融入生活。
1、2、3、4、5、6、7、8、9、0不难，但是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零就不容易了。
故而在开始编写的时候，第一步第一堂课，李元瑷就当起了老师，跟李淳风、阎立本以及一众弘文馆的学士介绍起了阿拉伯数字。
阿拉伯数字其实并非阿拉伯发明的，最早的数字起源于公元三世纪，古印度的一位科学家巴格达发明了阿拉伯数字，但是数目只是发明到了3。想要得到4，需要用2加2来表示。
现在看起来很愚蠢，却不知仅仅一个4，在数学历史上用了足足几百年。
最后古鳊人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进，发明了表达数字的1至0，这才成为记数的基础。
大约公元七百多年，阿拉伯开始东征，他们吃惊地发现，被征服地区的数学比他们先进，于是设法吸收这些数字。
阿拉伯人把这种数字传入西班牙，然后又由教皇传到了欧洲，这才给称之为阿拉伯数字。
但其实阿拉伯数字的起源是在古印度。
不过即便是古印度，他们真实的写法也不一定就是现在的阿拉伯数字，只是比较接近而已，现今的1到10是后世许多数学家花费了不少心血一点一点改良出来的。
故而所谓的阿拉伯数字跟阿拉伯没有什么关系，李元瑷这里毫不客气是的冠上了大唐数字。
如果不是还要一点点脸，李元瑷都想给他冠名为商王数字，或者李元瑷数字。
这样历史第一数学家的名号就实锤了。
大唐数字简单易懂，这是幼儿都能接受的东西，对着李淳风、阎立本以及弘文馆的一众学士、学子传授，根本不是问题。
简单的符号，言简意赅的表现方式，瞬间让李淳风、阎立本等人意识到这简单到极致的数字，将会是术数史上的一大变革。
不过下方一人说道：“如此记述确实简单便捷，可如何书写于书？”
李元瑷先是一怔，随即也明白，这个时候的行文是竖写的。
主要原因大概是汉字初期的书写材料是木简、竹简，书写工具是毛笔，汉字是方块字等有关。等到汉代以后纸虽然发明出来，但汉字书写方式已有很久的历史了。而且汉字书写的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也反映了古人的尊卑思想。
“这个问题提的好！”李元瑷抚掌笑道：“我确实忽略了这点，由上而下的记述，确实不便于术数的理解。这样吧，回头我向太子、陛下请示，我术数书籍，可以横书，由右至左，以便理解。”
如果提议由左至右的横写，十有八九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由右至左的横写，除了他不习惯以外，其他人都不是问题。
因为匾额什么的，有很多地方都有由右至左横写的情况，在这方面修改是可以为大众接受的。
那人颔首不言。
李元瑷见你面容俊朗，英气逼人，多问了一句道：“汝是何人？”
对方本跪坐席上，闻言直起身子拜道：“晚辈裴行俭，弘文馆学子，见过商王。”
李元瑷眼中闪过一丝异色，还真是名人名士满大街跑：大唐王朝最出名的儒将，是李靖、苏定方的学生，身兼文武两职，纵横西域，威震突厥，不但会用兵，而且还能识人，他提拔了很多人物都是唐王朝镇边名将，打的周边异族哇哇大叫，只可惜大多都给武则天砍了。
如此人物，居然在弘文馆当学子？
李元瑷对之点了点头，随即对众人说道：“孤打算为我朝术数开创变革，这变革难免会有些疏漏。希望诸位能够助我一臂之力，便如裴行俭一般，遇到疑问问题提出来，好将疏漏弥补。”
李元瑷对着堂下众人作揖。
一众人赶忙回礼，人皆喜意。
能够完成这种变革，他们所有人都将与有荣焉，载入史册。
如李元瑷想象的一般，他的提议传给李治，并没有多大问题。
李治在他这边，大开方便之门。
文武百官亦没有任何异议，大唐数字的发行便于大唐百姓，有利于生活。
唯有改竖写为横写，有老学究提出了不同的意思。
但没软用，李治现在跟长孙无忌越走越近。
之前李治觉得已经有些过时了，唐王朝发展了二十年，中的很多政策都不适合这个时代。
他打算在上进行小规模的修改。
此举得到了李世民的认可，李治直接钦点长孙无忌负责此事，双方的关系亦因此更进一步。
只要长孙无忌不唱反调，李治这个监国太子就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天下百姓对于大唐数字的推行都报以支持的态度。
大唐数字实在太简单了，这幼儿都能学的东西，成年人很容易接受。
尤其是商人，他们更喜欢这种简单的计数方式，也为大唐数字的推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有了大唐数字，加减乘除等符号推行起来就简单了。
李淳风在课堂上苦笑道：“商王这是邀我们一同编书的，还是上课的？不如这样，殿下不妨先编撰一本简单的术数，待日后再来编撰天元术以及增乘开方法。这大唐数字配合加减乘除太便利了，只要数值得以推广。我大唐大半数文书、师爷、幕僚都得退休。”
在古代文书、师爷、幕僚都很吃香，因为术数难懂。
入门的术数，在没有一定的术数功底，都看着像天书一样。
但大唐数字将这一切都给简化了，术数一学，不在难如登天。
李元瑷笑道：“这个提议好，就先编撰一本算学入门，练练手。”
至于李淳风提出的问题，那就不在他的考虑之中了。
时代是与时俱进的，社会一样是在进步的。
如果小学生的加减乘除，都接受不了，淘汰了也是必然。
怨不得任何人！
李元瑷、李淳风、阎立本一行人，用了三个月时间，编撰出了一本，里面充斥着加减乘除的计算公式，将小学三年级的数学皆写在其中。
别看小学三年级的数学，其实最实用的就是小学三年级以内的数学。
这些数字的加减乘除是在生活中用的到的，而是实用一辈子。
那些有孩子的家长最能体会，三年级以内的数学可以吹着牛皮对孩子说不懂了问我。但是上了四年级，那就省省吧。
过了这个坎，不是设计这行业工作的人氏，大多都忘的精光了。
孩子要是拿着这些题目问你，不去翻书温故知新一下，真答不出来。有些时候，就算你温故知新了，也不一定会。
故而，已经足够让这个时代的人受用一身了。
毕竟是封建社会，不可能指望所有人都有高中以上的文凭。
这本一颁布下去，立刻得到了商人百姓的追捧。
里面的内容太简单了，亦很实用。
原本大商忽悠小商，小商忽悠百姓。
百位以上的加减法小商懵懂，百姓就跟听天书一样。
粮食钱帛的交易，大多是别人说什么是什么，现在只要算一算，很清晰明了，谁也蒙不了谁。
算学的实用性，一下子就在百姓、商人这一阶级广为流传。
至于士林一方，他们的态度并不显著，有些暧昧，并没有如何推崇，一副听凭自由的模样。
李元瑷不清楚的是，代表士林核心的世族大家已经小小的有些慌了。
唐王朝对于门阀世家的压制是显而易见的，庙堂上很少出现五姓宰相了，也没有多少五姓官员身居要职。但是门阀世家并不慌张，构成一个王朝机构运转的并不是庙堂上的几尊大神，而是帮着治理天下的一众中下级官员。
少了这些中下级官员的配合实施，上层官员水平再好再高，也无济于事。
政令不通，神仙难救。
李世民能够控制庙堂上的官员数量，但是无法控制世族们遍布于中下级官员里的数量。
天下读书人实在太少了，即便所谓的寒门，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寒门，而且就算是寒门一定意义上也是庶族，门第势力较低的世家，他们极易为所谓的豪门拉拢，成为大树盘根交错的一份子。
寻常百姓根本没有与他们了竞争的可能。
或许寒门百姓中会出几个龙鳞凤角，但难以接触学问的他们，跟自幼就学习各类文化包裹的士族子弟，哪个更优，显而易见。
而且学问好不一定代表懂得为官，士族有各级退下来的官员专门指点传授为官经验，百姓呢？只靠自己领悟、学习。
两厢一对比，差距就很明显了。
朝廷不可能放着更优秀的官员不任用，而提拔没有半点经验的官员。
所谓的为官之道，经验占据了大部分，但有一部分实践知识就是算学。
不管是负责管理粮食、人口、土地已经商业的，都离不开算学术数。
算学术数越精，算的也就越准，工作效率越快，也越如意。
这大唐数字的推广，算学的精简，让更多人精于算术，让官员计算钱粮、田地、人口简单化，已经涉及小部分世族的核心竞争力了。
如果李元瑷是寻常人家，此刻早已受到了拉拢警告。
奈何李元瑷是大唐商王，身旁又有千牛卫相护，还有一个如猴一样的怪人，只能装作不在意了。
不知不觉已到了年底，不过今年并没有多少喜庆的感觉。
李世民的身体并没有好转，时不时得就有些异样，比历史上的他更要不如。
李元瑷心底知晓，征伐高句丽是这位大唐天子身体的分水岭。
历史上他是及时的从安市城撤退，方才熬到了贞观三年。
现在他在高句丽待了一整个冬天，尽管平定了高句丽，但是身体更加扛不住了。
但真正扛不住的是岑文本，这位为贞观之治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并未熬过这一年。
贞观二十年十二月十日，病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