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 武侠之父 > 章409 要拿历史开抡

章409 要拿历史开抡

    (新年快乐!提前给大家拜个年!祝朋友们新春快乐,大吉大利!)

    农黎精神大振。陪同他一起来的几位学者也是一下子摩拳擦掌兴奋起来,就好像眼看着追了大半宿的香獐子越跑越快,如离弦之箭……却自己一头扎进了篱笆里。

    容茂实严格意义上跟他们本不是一路,但今天这场合立场相同,勉强称得上“同党”。座位也是紧紧相邻。

    他听邓铮的课正越听越奇,越听越惊,突然留意到农黎的异样神色,心中一动,忍不住问:“农主席,怎么,金梁他这样讲不对?”

    农黎嗯了一声,只笑不语。

    旁边立马有人替他解释道:“这样讲自然不错。但是想要以此来替武侠追本溯源,争取‘历史’上的支持,却是从根上就歪了。”

    容茂实‘哦’了声,不解道:“从根上就歪了?”

    那人摇头晃脑卖弄道:“史学界有个说法——中国之武道,起于孔子而迄于郭解。汉文、景、武三代,以直接间接之力,以明摧之,而暗锄之,以绝其将衰者于现在,而刈其欲萌者于方来。武道之销亡,夫岂徒哉?”

    容茂实听的直翻白眼,麻痹能不能讲中文?!

    那人留意到农黎也在皱眉,赶紧停下卖弄,细细解释:“主流历史学家早已断言,因为汉文、景、武三朝的高压打击,东汉以后的游侠一蹶不振。司马迁为《史记》著<游侠列传>,班固追随司马迁,为《汉书》作〈游侠传〉,其中除照录朱家等人事迹外,又增加了萭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人的任侠行为,不过叙事观点已有所变化。此后便无以为继,历代史家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了。自《后汉书》迄《明史》都无游侠列传,这正可看出自东汉以后游侠已经没落,不再为史家所重视。于是形成了这么一个特殊局面:讨论汉以后的侠客,不能再借助于‘历史’的支持了。也就是说,很难再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了。”

    容茂实眼睛大亮:“这么说,他想要选择从这方面入手……其实是在自曝软肋,而他自己却不自知?”

    那人道:“正解。”

    农黎也笑了笑,滋遛滋遛抿着茶水。

    “……然则,史学界有种说法,东汉之后,史书无侠。”

    这厢众人正志得意满地盘算着,待会儿怎么狠狠抓着这一点攻讦邓铮时,台上的邓铮梳理完前边历史后,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噗。农黎抿的一口茶水差点喷到了旁边人的脸上,眼睛瞪的跟铜铃似的,脸皮子都在哆嗦,干什么你这是?!我们今天还要找茬的啊,你就不能偶尔按常理出一次牌?!

    容茂实也是一脸活见鬼的表情,卧槽,这么狠?!但后面……你要怎么圆回来?

    至于旁边那位卖弄帝已经完全懵逼了——不是他不明白,是一切变化太快啊!

    邓铮接下来讲的,跟那位卖弄帝讲的大同小异,末了,却话锋一转,道:

    “……是的,从《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作传,可这不等于社会上不再存在游侠。魏晋南北朝诗篇、唐代传奇,以至宋元话本,其中的侠客形象,不少带有其创作时代生活的印记。作家之所以将侠客搁在兵荒马乱、藩镇割据或者王朝更替的时代,自然不是偶然的。当然,文学不等于生活,这里掺入许多作家想像的成分。但史书不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生活,不也掺入史家主观评价的因素?而很少考虑‘已经消失了的、短暂的时间与一份证实那一事件的、保存下来的材料之间的差距’。因而很容易产生一种‘史书迷信’,以为‘史书’就是‘历史’本身。”

    “大胆!”

    “胡说什么!”

    “要尊重客历史,不要信口雌黄!”

    邓铮话音未落,农黎等好几人便争先恐后地出言呵斥,仿佛他刚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语一样。

    倒是在座不少专业搞历史的或若有所思,或暗自点头。

    同学们一看有大争议,精神齐齐一紧。

    媒体记者则是极为兴奋激动,噼噼啪啪,咔嚓咔嚓,键盘声与快门声齐飞,生怕错过任何一点细节。

    邓铮不理农黎他们,自顾自道:

    “……尽管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所著《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但司马迁照样有自己独立的视野以及阐释眼光。选择‘不轨于正义’并为当朝所诛死的游侠作传,不就隐含着不同于当代主潮意识型态的价值取向?明人柯维骐称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乃自伤身世有感而作:

    迁遭李陵之祸,平昔交游,缄默自保,其视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者何如!其言曰: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盖有激也,此与〈货殖传〉同意。

    此前的秦观、晁公武,此后李慈铭、蒋智由,都有类似的说法,都强调遭李陵之难这一事件对司马迁写作〈游侠列传〉的潜在影响。

    当然,也有相当不同意者,譬如班固的<司马迁传赞>,就认为《史记》确是实录。”

    容茂实听得心里直卧槽,特么怎么好话赖话正话反话全让你给说完了?你到底想要怎样……我们还要找茬啊!

    而台上,邓铮顿了顿,又道:

    “其实这两种说法并没有根本矛盾,‘实录’并非有闻必录,‘有激而作’也不是发洩私愤。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不能不包含史实与评价两大部份,只不过评价往往隐含在事件的叙述中因而不易觉察而已。回头再看何以从《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列传,就很好理解了。班固虽袭《史记》体例作〈游侠传〉,可在<司马迁传赞>中已批评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后世文人也有讲得更不客气的,如《史记辨惑》中就称司马迁为游侠作传‘几于无谓矣’,既非‘以善恶示劝诫’,也非‘以技能备见闻’。可见史家之以为无可述,不等于就不存在,东汉以后游侠未必就真的魂消魄散,只不过不再进入正统史家的视野而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