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罃，姬姓，荀氏（或智氏），名罃，字子羽，在晋楚邲之战中沦为楚军俘虏，一俘就俘了九年，所以，楚国大臣对他都很熟悉，楚共王与他更是交好，在荀罃回国前，楚共王与其有过一段极为精彩的对话。
楚共王问荀罃：“把你关了九年，恨我不？”
荀罃答道：“两军交兵，我没有本事被你们俘虏，你们没有用我祭旗（“俘馘guó”），这已经是对我的恩惠了，哪里还敢怨恨您呢？”
——不悲。
楚共王：“我今天放了你，你感激我吗？”
荀罃：“两国为了共同的利益，释放被俘的囚犯以结成友好，我们都未参与其中的谋划，我如何感激您呢？”
——不喜。
楚共王：“那你回去了，打算怎么报答我呢？”
荀罃：“我既没有怨恨，也无从感激（‘无怨无德’），不知道该如何报答。”
——不卑。
荀罃被俘虏的时候，只是一名普通的随军，其父荀首也仅仅是个下军司马这种不入流的官职，儿子被俘了也没人关心。
别人不关心，不代表自己不着急，荀罃被俘后的九年间，荀首一路爬到中军佐的显赫位置，才让楚人对荀罃这个默默无闻的囚犯重新重视起来，也将其作为重要筹码与晋国进行利益交换。
荀罃归国后迟早会世袭入卿，其言行有可能对晋国制楚战略产生影响，楚共王突然对眼前的这个囚犯产生了兴趣，一本正经道：“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现在你能把你的真实想法告诉我。”
荀罃叩首道：“托大王的福，如果我回去没有使国君蒙羞而被诛杀，并且让我继承智氏的宗位，参与晋国的政务，率领军队戍守边疆，如果碰到了大王您的军队，我也绝不有所回避，只有竭力战死，以尽到做臣子的本分，这就是我所能报答大王的。”
——不亢。
不悲、不喜、不卑、不亢，楚共王感慨道：“晋国有您在，‘楚国不可与之争’！”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苏洵《权书心术》
楚共王对荀罃赞不绝口，但楚令尹子囊不以为然，他向来瞧不起做过俘虏的人，在荀罃任中军将还未满月之际，子囊觉得晋高层人事变动，必然导致政局不稳，趁此时机再次组织大军进攻陈国。
公元前566年，得知蛰伏一年的楚军又有觊觎中原的迹象，晋悼公决定把这个不好的苗头摁一摁，于是亲自率军和鲁襄公、宋平公、陈哀公、卫献公、曹成公、莒子、邾子在鄬地（今河南省鲁山县）会见，商议救援陈国。
晋国高层更替快速，政权交接平稳，号召能力强大，是子囊所没想到的，见联军来势凶猛，又掂量了下自己实力，下决心准备同晋军较量一下，但没过多久，子囊决定撤军，原因是抓住了陈哀公弟弟——公子黄。
内政永远是一国稳定的根本，国策的高度统一是一国政治成熟的度量尺，刻度的高低决定着本国的稳定和繁荣，以此作比，陈国和郑国就差点道行了。
在陈国内部，亲楚大夫也占有相当分量，其中以“二庆”（庆虎、庆寅）为杰出代表。
在陈哀公出席鄬地会盟期间，“二庆”合谋楚令尹子囊，设计让其逮住公子黄，以此威胁陈哀公如果不回来，就毁其社稷宗庙，灭其公室。
正在开会的陈哀公得知消息，觉得不能因为投靠了晋国，回来了连位子都不保，便瞒了众人，偷偷从鄬地“逃归”，重新附楚。
事实再次证明，最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内奸。
相比郑僖公而言，陈哀公的结局已经非常不错了。
郑僖公，姬姓，郑氏，名恽，其人年轻气盛，很有主见，一上任就把先君郑成公指定的“亲楚”政策抛之脑后，引起了“亲楚派”的不满，意见最大的，当属大夫子驷。
子驷，郑穆公之子，算起来还是郑僖公祖父。
郑成公死前，子驷也有过亲晋思想，但很快又被郑成公说服，成为“亲楚”的坚定拥护者。郑成公死后，子驷曾经告诫郑僖公楚国有大恩于郑，千万不要背楚，但郑僖公充耳不闻，表示要随大流，将亲晋原则一贯到底。
嘴上说说还不算，郑僖公还准备以实际行动来表明态度，见陈哀公去会见诸侯了，自己也亲赴鄬地（今河南鲁山县），以表亲晋之决心。
出发之时，子驷又苦口婆心劝他中原各国不值得归附（“中国不足归也”），还不如归附楚国。
郑禧公很好奇：“何出此言？”子驷说道：“如果说中原各国讲道义，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我国国丧期攻打我们呢？如果认为中原各国强大，那么以他们的力量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征服楚国。”
郑僖公冷眼一笑，对子驷的话不以为然，风雨无阻的踏上了去鄬地会见诸侯的不归路。
之所以是不归路，是因为郑僖公这人说话做事容易得罪人，这次又把子驷得罪了，子驷受不了这个气，派人在鄵（cào）地（今河南新郑、鲁山二县之间）将郑僖公杀害了，立其子郑嘉为君，是为郑简公，时年五岁。
反正国君也被自己杀死了，子驷也一不做二不休，将反对他的子狐、子熙、子侯、子丁等公族全部杀死，独揽郑国大权。
郑国在子驷专政下，对郑僖公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否定其执政期间及其可怜的一点功绩，但在“亲楚”还是“亲晋”这个二选一的问题上，也左右为难。
经过几天思考，子驷决定面对现实，在夹缝中开辟一条符合郑国国情的道路，实行“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的小国之道。
具体做法是在郑国南北边境上多准备一些礼物，楚兵来伐，就“敬共币帛”，和楚国结盟；晋国来伐，就再“敬共币帛”，与晋国结盟。楚来顺楚，晋来顺晋，如果两国同时来，就让他们先打一架，谁打赢了就跟谁混（“择强国而从之”）。
子驷制定的国策，说的通俗点，就是彻底放飞郑国，通过行贿等不光彩的手段，光明正大的成了一根见风使舵的墙头草。
对于此策，大夫子展还是有疑虑，他认为郑国同晋国光签订盟约就有5次之多，基本属于签约专业户，如果再不守信义，只怕“兵乱日至，亡无日矣”，不如死心塌地跟随某一个大国，从此唇齿相依，诚实守信（“杖莫如信”），以求安稳。
子驷坚持自己的想法，觉得“小国之道”很符合郑国目前的实际，拍胸脯子展向保证，此策一旦实行，再厉害的敌人都不足为祸，百姓也可以安居乐业（“寇不为害，民不罢病”），如出现不可预料的问题，一切责任由自己承担。
晋、楚长期的拉锯战，使郑国蒙受巨大的灾难，郑人也无法忍受，虽然子驷制定的“小国之道”毫无信誉可言，看似有点作践自己，但其实暗含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之意。
郑国本身实力不弱，郑庄公在位时与周天子交恶，率军击败天子的军队打出了威名，之后又击败宋、陈、蔡、卫、鲁等国联军，使得郑国空前强盛，就连当时的齐国也是郑国的小跟班，晋国也还在内战，楚国更别提，被汉阳诸侯摁在家里打。
在春秋初期，第一个崛起的国家就是郑国。
但是好景不长，郑庄公一死，郑国就陷入衰落，再后来更是成了晋、楚两强国之间相互争夺的一块肥肉，所以郑人心底还是有着复兴的郑国梦的，而要实现这个复兴梦，首先就要晋、楚两个国家先倒闭一个。
想让这两个超级大国两败俱伤倒闭一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继续打起来，不管谁输谁赢，都是大量耗费国力之举。
孙武后来曰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冷兵器时代，一场战争就可以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之道。
一场不够，就来两场。
单单就说吃的问题，士兵打仗，要吃饭，首先你要调集很多的民夫把粮食运过去，给士兵们吃，民夫在路上要吃饭，回来要吃饭，不光人吃，马也要吃，受制于当时低下的后勤保障能力，前线1名士兵每吃到1斤粮，耗费在途中的粮食都相当可观。
比如之后的长平之战，60万秦军每个士兵每天吃1斤谷物的话，一天需要60万斤，在后方3、4个人支撑前线1个士兵的情况下，需要征夫200余万来运输，民夫也要吃饭，那么就是说每天耗费在途中的粮食大约需要200余万吨粮食，这还不算民夫的返程，极低的运输效率和极其可怕的消耗比，是任何一个古代王朝都难以承受的。
所以当时楚庄王围宋九个月，没有强大的国家资源在背后撑腰，那是不可想想的。
仅仅从吃这一方面就牵扯这些问题，何况还有人员工资、减员抚恤、武器损耗等等一些事情，要办好这些事情，就需要钱，所以说打仗打得就是钱。
钱从哪来？老百姓身上。
所以一旦战争爆发，并且还是频繁爆发的话，那么就需要大量的金钱，就需要加税了，就劳民伤财了，打赢了还好，打输了元气大伤。
所以，庞大的战争机器只要一开动起来，就要烧家底子了，像城濮之战、鞍之战这样的大型战役，是郑、宋、鲁等一些二流国家完全打不起的战争，这么看来，郑大夫子驷制定的“小国之道”，确实不为一个隐忍发展之道。
制定了国策就要执行，执行的根本就是要让晋或者楚来打自己，然后楚、晋为争夺自己不停的开始战争，不停的消耗自己，要不然子驷的小国之道始终是停留在纸面的一道画符。
公元前565年四月，为了在楚国面前刷存在感，实现“小国之道”，郑国大夫子国、子耳奉命入侵楚国的与国蔡国，俘虏了蔡国司马公子燮。
五月，子驷还带着幼小的郑简公，亲自前往邢丘（今河南温县）与晋、齐、宋、卫、邾的会盟，并将与蔡作战中的战利品献给晋国，以达到彻底激怒楚国的效果。
果不其然，郑国入侵了蔡国没多久，楚令尹子囊就接到入侵郑国的命令，以伐其侵蔡之罪。
但让子囊感到很意外的是，大军刚到郑边境，迎接他们的不是程亮的盔甲和寒冰的长戈，而是满脸堆笑的官员和丰厚的“币帛”，同时还主动向楚国表达求和的意愿。
直到子囊酒足饭饱、满载财物撤军之后，都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感觉在做梦。
郑国没有给子囊醒瞌睡的时间，马上派王子伯骈（pián）去向晋国报告所发生的一切。
在春秋时期，论演技，没人能比得上资深老戏骨——伯骈。
伯骈刚到晋国，就开始陈述事情经过——晋君令我们车兵徒兵时刻保持戒备状态，随时讨伐动乱，如今蔡国的人不顺从晋君，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就讨伐了蔡国，俘虏了司马燮，没想到却招来了楚国的大军。
然后声泪控诉楚军暴行——他们焚烧我国郊外的小城堡（“焚我郊保”），侵略我国的城郭，人民忧愁悲痛，饱受楚军凌辱，国家自身难保，也不能提供安全的避难之所，我们毫无办法，不忍心看到百姓妻离子散，只好向楚国求和。
最后将这件事的后果直接甩给晋国——我军拼死抵抗，始终不见晋军驰援，我和我的几个臣子不得不同楚国签订盟约，特此来说明情况。
伯骈寥寥数语，便将事情颠倒黑白，推得一干二净，果然将中军将荀罃激怒。
对于郑国同楚国签订盟约一事，不管是否出于自己意愿，都是荀罃难以接受的，呵斥伯骈：“你们明知道楚国要来讨伐，为什么没有派使者来告知我们就屈服了？你们这是欺骗我国。”
荀罃一生早已厌烦郑国之反复，对于这次事件的发生，震怒之余，也暗下决心要对郑国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势，用相对楚国的压倒性优势的实力，彻底得让郑国死心塌地，于是恶狠狠的抛下一句话：“到时候我们将兵临城下，为君是问（“图之”），你们好自为之吧。”
很显然，伯骈的目的已经达到，要的就是晋国出兵，而晋悼公也没让子驷失望，次年（公元前564年）夏，晋悼公迅速邀集鲁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邾子、齐吕光等诸侯商议伐郑事宜。
同年10月，联军以荀罃为伐郑总指挥，驻军于虎牢，准备向郑国的鄟门、师之梁和北门三个地方同时发起进攻，一举攻下郑国。
就在联军磨刀霍霍的时候，也遇到同楚军一样的情况——满脸堆笑的官员、丰厚的“币帛”和表达求和的意愿。
面对这种情况，各诸侯还是喜闻乐见的，希望马上同郑国盟誓，然后平分了币帛后回家，但上军将荀偃有其他想法，他建议对郑国实施战略上的包围，引诱楚军来战，然后一举迁灭。
作为曾经的楚囚，中军将荀罃对楚国也是了如指掌，不仅对楚人，对楚内政、外交、军事等更是了然于胸，此时，荀罃也提出一项制楚之计，也正是这个计策得完美执行，给了楚国霸权致命一击，使其彻底退出争霸行列。
与此同时，在名将如云的春秋时期，荀罃仅凭这一计，成为仅次于孙子、吴起之后，排名第三的兵法大家。